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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细节：对“太整齐的系统”的突破 胡适在研究《水浒传》时曾说：“《水浒》所以比《史记》更好，只在多了许多琐屑的细节。《水浒》所以比《宣和遗事》更好，也只在多了许多琐屑细节……”⑥细节是拨开历史迷雾的最佳手段，是了解内心情感的最好方式，而这也同样适应于文学编年史与文学史。在以往文学史的叙述中，会有很多细节被遮蔽，主要讲究从大处着眼，要求突出文学大事件。但细节处却往往能够突显“大智慧”“大篇章”，刘勇强在《文学编年史研究的两个意义》中写道：“通行的文学史中，必然要有时段的划分、现象的概括。这些当然都是有意义的，但同样可能存在遮蔽历史真相的缺陷。正如胡适在给罗尔纲的一封信中指出的那样：‘凡治史学，一切太整齐的系统，都是形迹可疑的，因为人事从来不会如此容易被装进一个太整齐的系统里去。’所以他主张从事历史研究的人‘切不可这样胡乱作概括论断’，因此编年史研究最大限度地避免了研究者对文学史人为的切割、排列，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文学史本来的面貌。”⑦文学编年史则不同，由于它的容纳性之大，覆盖面之广，其中所包含的细节也就极多。 文学史中的很多记录只是“冰山一角”，而冰山的主体结构，水面下的七分之六才是构成“冰山一角”的基础。细节就是这个基础。在词典中“细节”有两层含义。其一是不容易起眼的小环节，其二是在文艺作品中所展现的最小的组成单位，这恰恰对应了文学编年史中的细节表现。 首先，“小环节”就是指那些不为人所熟知，却极其重要的内容。这些内容也只有通过文学编年史的梳理才能得以发现。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1915—1927)》，以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历年在不同媒体上刊登的文学艺术类广告为核心线索，通过编年的形式将各种广告呈现出来，并以这些广告为切入点，分析广告背后的社会、历史、文化及文学信息，从而构成一部以广告为中心的文学史叙述。在钱理群所撰写的前言中，提出“在历史叙述层面，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讲述这一个个带有个人生命体温的故事，呈现具体可触可感的历史场景、细节，其间有丰富的人与人的生命互动与复杂关系”⑧。其突显细节意义的意图非常明确。在该书中的《凌叔华：“别走出了一条新路”》，首先摘录的是出现在1926年7月1日《洪水》第2卷第20期中徐志摩为《花之寺》所作的序文，这段序文叙述了一个细节：“1925年1月10日《现代评论》第1卷第5期发表了署名‘叔华’的短篇小说《酒后》，这是凌叔华第一次在《现代评论》上亮相；3月7日《现代评论》第1卷第13期又发表了丁西林的独幕剧《酒后》，在副标题里说明‘据叔华同名小说编’……凌叔华、丁西林、杨振声，以及后来将《酒后》编入《花之寺》的陈西滢，正是现代评论派的四大作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如今已经成为现代短篇小说和现代独幕剧‘双经典’的《酒后》，是现代评论派作家群集体苦心经营、精心设计的产物，具有某种标志性，以至有了‘酒后派’的名称。”⑨细节化的描述在文学史中不会出现，过于细节化的内容反而将破坏文学史的权威性。但“以文学广告为中心”的文学编年史本身就是一种细节化的体现，在这样一个“小切口”叙述下，体现了更加微小之处，比如《酒后》“双经典”背后的故事，其实就是将细节放在聚光灯下，继而分析推理出细节展示下的文学本身。 其次，作为文艺作品最小的组成单位，只有把握细节，才能看到一幅更完全、更开阔、更不受约束的图景。现代文学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很大，但从阅读文学史的过程中，只能从翻译作品的来源，作家留学的去处等零星处感知到外国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这是文学史的一大弊端，无法真切感受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密切沟通与联系。例如，论及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文学史中主要记录的是鲁迅所尝试的“散文体小说”⑩之一《鸭的喜剧》。而对于爱罗先珂在中国引起的轰动，因爱罗先珂而产生的其他作品等，往往都被文学史所忽略，因而无法让人切实感知爱罗先珂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也就无法体会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之间的互动。但文学编年史是一张事无巨细的网，它可以抓住所有的细节，继而捕捉到文学史所无法囊括的关键点。爱罗先珂的影响开始广泛传播，大约起始于他到达中国时，从1921年9月24日，鲁迅所译爱罗先珂的《池边》发表于9月24—26日《晨报副刊》。到10月22日，《晨报副镌》开辟“爱罗先珂号”，同期发表了鲁迅所译的爱罗先珂《春夜的梦》和鲁迅所写文章《〈盲诗人最近时的踪迹〉译者附记》，可见爱罗先珂已经开始步入大众视野。1921年11月21日，爱罗先珂的散文《我底学校生活底断片》发表于《晨报副刊》。发表后，又有大批的爱罗先珂作品被翻译出版。1922年2月24日，爱罗先珂到达北京，暂住于八道湾鲁迅和周作人的寓所，这也是鲁迅得以写出《鸭的喜剧》的契机。之后，爱罗先珂就在北京进行演讲活动，比如6月11日，周作人陪同爱罗先珂去北京法政学校的世界语讲演会讲演，任翻译。讲题为《公用语之必要》。讲稿载6月13日《晨报副镌》及6月18日《民国日报?觉悟》，署名周作人译。11月24日，爱罗先珂在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讲演，题目为《女子与其使命》。12月10日，周作人陪同爱罗先珂至北京大学讲演，周作人为之口译。由李小峰、宗甄甫记录后以《俄国文学在世界上的地位》为题连载于《晨报副镌》及12月12日《民国日报?觉悟》，署名周作人口译。可以说，特别是1922年，爱罗先珂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据周作人回忆说：“最初到北大讲演的时候，好奇的观众很多，讲堂有庙会里的那样拥挤，只有从前胡适博士和鲁迅、随后还有冰心女士登台的那个时候，才有那个样子。”而爱罗先珂又是一个“想象丰富，感情热烈，不愧为诗人兼革命家两重人格”(11)的人物。 爱罗先珂只是到中国进行文学交流的外国作家之一，泰戈尔、高尔基也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在文学史中无法体现其重大的作用，更无法梳理中西文学传播的线索，而这些只有在文学编年史的细节中，才能找出端倪。但值得注意的是，正如鲁小俊在《作家年谱与文学编年》中所言：“近些年学界颇受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细节的意义的确受到了应有的重视，但是有些学者经常忘了为什么要关注细节，往往是见木不见林，正像有人讽刺那些只重细节史的邯郸学步中人，他们知晓一七八九年巴黎的面包价格，但却不知道这一年爆发了法国大革命。”(12)可见，细节是重要的，但也不能忽视细节与整体的关系，细节是为了还原一个更完整的整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