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士大夫对戏曲传播的自觉担当 明初，朱元璋盛推《琵琶记》，认为“五经、四书，布、帛、菽、粟也，家家皆有；高明《琵琶记》，如山珍、海错，贵富家不可无”。《琵琶记》出现之前，蔡伯喈、赵五娘的故事已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如陆游《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但内容多为蔡伯喈应试及第，抛亲弃妻，被暴雷轰死。高明感于蔡伯喈行为有违教化，故在“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论传奇，乐人易，动人难。知音君子，这般另做眼儿看。休论插科打诨，也不寻宫数调，只看子孝与妻贤”创作动机的驱使下，把原本负心题材的故事，演绎成“极富极贵牛丞相，施仁施义张广才。有贞有烈赵贞女，全忠全孝蔡伯喈”的教化剧。故朱元璋喜好《琵琶记》，一方面是《琵琶记》在宣扬儒家伦常，另一方面是看重高明对戏曲传播教化的自觉担当。 朱元璋之子朱权，潜心戏曲，援引“治世之音安以乐”，为《太和正音谱》的戏曲文献整理鸣锣开道，并云“杂剧者，太平之胜事，非太平则无以出”。理学家丘濬继承高明戏曲遗风，批评旧有戏曲“无端诬赖前贤，伯喈负屈十朋冤”，愤而勇作《伍伦全备记》，并言“一场戏里伍伦全，借他时世曲，寓我圣贤言”。清初流传甚广的《桃花扇》与《长生殿》，更是接续“资治通鉴”之史家意识，在娴熟的情理纠结中展开的戏曲叙说，使情摆脱了晚明一己之自由的情说立场，而放到一己之情与国运相关的宏大叙事之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