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 大后方翻译文学的革命性 对广大人民来说，抗战时期的中国社会充满了双重压迫：一是日本侵略的战争压迫，二是国内统治者的阶级压迫。对有志于社会革命的进步人士而言，这两种压迫都会激发他们的反抗情绪。因此，抗战大后方翻译文学除了具有反战的时代性之外，也具有反抗阶级剥削和压迫的革命性特征。 大后方翻译文学的革命性首先体现为底层人民对统治阶级的反抗。舍甫琴科是19世纪乌克兰伟大的人民诗人和民主革命者，他出身农奴，题材多以解放农奴为主，内容充满了对沙皇制度的仇视、对革命的热情以及对人民力量的信心，其作品对乌克兰现实主义诗歌的发展和俄国革命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大后方以《乌克兰诗人雪夫琴可底诗》为名译入了6首诗歌，“雪夫琴可”今通译为舍甫琴科，“他底诗简朴、生动、而富热情，有音乐美，颇具民族歌作风”，“诗多诉说民众遭遇的不幸，充满对压迫者反抗的呼声”。(11)诗人莱曼托夫(后译作莱蒙托夫)出身于俄国贵族家庭，其作品多塑造与上流社会作抗争的叛逆形象。普希金去世后，莱蒙托夫愤然写下《诗人之死》，直言罪魁祸首是俄国上流社会，触怒当局从而被捕流放。莱蒙托夫诗如其人，大后方翻译了他的《匕首》《帆》和《在牢狱中》等作品，借此暴露了中国抗战时期尖锐的社会和阶级矛盾。 大后方翻译的浪漫主义作品同样充满了战斗的豪情和革命的力量。雪莱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代表，其诗作具有明显的革命气质和理想情怀，大后方翻译了他的《给英国的男子》(Song to the man of England，现在通译为《致英国人之歌》)一诗。(12)本诗写于1819年秋，英国曼彻斯特几万名群众集会要求改革现有制度和普选权，遭到当局镇压并打死打伤数百人。远在意大利的雪莱闻讯后义愤填膺地写下了这首诗。由于本诗言词慷慨激烈，充满了极强的战斗性和鼓动性，因此在很长时间内出版商未敢承印，直到雪莱去世十多年后才发表。这首政治抒情诗表现出雪莱对压迫阶级的强烈不满，希望英国人能站起来反抗剥削和压迫，将丰收的粮食、纺织的布匹、锻造的武器、建造的大厦从暴君手中夺回来。穆旦在谈论雪莱时指出：“诗人生活在王权和教会的双重统治下，他要以诗来对阶级压迫的种种罪恶现象做斗争……当诗人以坚决的革命者的身份来讲话的时候，他的诗就包含着清醒的现实感觉，他的刻绘就中肯而有力，他的声音也成了广大人民的呼声。”(13)《给英国的男子》这首诗被翻译到中国之后，同样引起了中国进步人士的同情，点燃了他们反抗剥削和压迫的革命火种。 抗战大后方翻译了苏联等国无产阶级作家的作品，革命意识和反抗精神跃然纸上。1907年，中国读者通过《忧患余生》(后来通译为《该隐和阿尔乔姆》)的介绍文字初识高尔基；1908年通过留日学生创办的汉语刊物《粤西》第4期刊登的《鹰歌》节译本第一次阅读了高尔基的作品；1917年周国贤从英文转译《意大利童话》。高尔基从译介之初就被“突出了作家的坎坷经历和追求自由的品格，强调了作家与下层民众的紧密联系”。(14)之后国人对高尔基的认识大都不离“写实主义的作家”(15)、“革命文豪”(16)、“同广大的群众斗争联系着的”(17)作家等。抗战时期，国人对高尔基的革命性印象更深：“他的乐观主义的来源是工人阶级必胜的斗争，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学说。深入群众的最底层，描绘群众的痛苦生活。”(18)高尔基的文学形象对于激发中国作家创作无疑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尤其是促进了左翼文艺创作。大后方对高尔基作品的翻译具有持续的热情，仅就戏剧而言，1937年，塞克翻译的戏剧《下层》在成都跋涉书店出版，1942年12月，桂林国光出版社和桂林科学书店出版了由焦菊隐翻译的剧本《布利乔夫》(现在通译为《叶戈尔?布雷乔夫》)，这两个剧本均是对下层人不幸生活遭遇的再现，透露出强烈的阶级意识和革命理想。 对左翼作家作品的翻译也凸显出大后方翻译文学的革命性特征。大后方对美国左翼小说家的翻译别开生面，海明威、斯坦贝克、萨洛扬、德莱塞等左翼作家的作品成为大后方的畅销译作，斯坦贝克的《红马驹》《月落》《愤怒的葡萄》在同一时期还出现了抢译现象，均有多种译本在大后方出版或连载。这些左翼作家的作品从工人阶级或边缘人的身份出发，揭露了社会的黑暗和大众生活的窘困。比如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叙述了美国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流动农业工人所遭受的剥削和压迫，真实地记载了他们的苦难生活及反抗行动。书中主要人物生活在难言的贫困和悲惨之中，充满了绝望和悲愤，但同时也积蓄了革命的力量：“愤怒的葡萄在人们心里迅速成长起来，结得沉甸甸的，等候收获期的来临。”(19)当人们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得不到满足时，就只能走向社会革命。周行翻译的贾克?伦敦的《穷途》道出了人们社会革命的需求，作家对小说主角马丁?伊登的悲惨遭遇寄予了同情，对他所处的社会进行了有力的抨击，揭露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腐朽与空虚。资本主义社会冷酷无情的社会关系和唯钱是尊的思想，必定会引起社会底层百姓的不满和抗争。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困难导致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导致社会革命的呼声愈来愈高，翻译左翼作家社会革命的作品恰好表达了人们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心境。 抗日战争时期，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历史任务就是争取民族独立，翻译文学的目的就是要充分调动并发挥广大人民群众抗战的积极性。但严重的社会问题在战争中不断暴露，阶级差异和不公正的现实横亘在大众的心头，争取民主也提上了议事日程。因此，抗战大后方翻译文学的革命性其实也是时代性的一种体现，折射出觉醒的中国人民和知识分子在寻求救国救民道路上的探索精神。 四 大后方翻译文学的审美性 抗战大后方翻译文学除了“归化”于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和革命诉求外，也没有完全舍弃艺术性和文学性立场，对外国经典文学的翻译显示出人们在抗战语境中对文学审美价值的坚守。 英国诗歌的翻译成为战乱中一道耀眼的风景线，后方各种杂志上刊登了方重、袁水拍、杨宪益、施蛰存等人翻译的英诗作品，重庆大时代书局、桂林雅典书屋等出版了曹鸿昭、徐迟、柳无垢等人翻译的莎士比亚、雪莱和拜伦等的诗歌集。从时间和创作风格上讲，抗战大后方翻译的英国诗歌主要由古典时期的诗歌、浪漫主义诗歌和当代战时诗歌三部分构成，显示出该时期大后方诗歌翻译选材的丰富性和审美价值的多元性。在英国古典诗歌翻译方面，方重在抗战大后方对乔叟的翻译谱写了中国现代翻译史上的新篇章。为什么方重会在抗战时期倾其所能来翻译乔叟的长篇叙事诗呢?原因是他希望把乔叟这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介绍到中国来，让中国读者能阅读到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是译者的审美立场而非功利目的。这一点方重自己说得很清楚：“有感于当时尚未有人把乔叟这位英国文学史上为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为文艺复兴运动铺路的承前启后的伟大作家的作品介绍到中国来，遂发愿翻译。”(20)莎士比亚是英国文学的代表人物，其作品的艺术性和文学性毋庸讳言。莎士比亚的作品在抗战时候得到了大量的译介，尤其在大后方推出了《莎士比亚戏剧全集》、出版了莎士比亚诗歌的单行本及散译的多首诗歌，这表明翻译文学在应对抗战的时代需求之外，也没有放弃对文学性和艺术性的把持。 对唯美主义作家作品的翻译是大后方翻译文学审美性特征的又一明显标志。王尔德的《快乐王子》是一篇唯美的童话作品，讲述了生前住在无愁宫里的快乐王子，当他死后塑像被放在高耸城市上空的圆柱上时，看到了人世间的贫穷与丑陋，因而伤心难过。后来快乐王子结识了一只还未飞到埃及过冬的燕子，他请求燕子把他剑柄上的红宝石送给一位孩子生病了的妇人，把蓝宝石做的眼睛送给一个饥寒交迫的年轻剧作家和一位卖火柴的小女孩，把身上贴着的金片送给露宿街头的乞丐。燕子一次又一次地帮忙，甚至放弃了飞往埃及过冬的机会，最后在一个可怕的严寒天气冻死在快乐王子的身边，快乐王子铅制的心痛碎了。人们把铅心和燕子扔到了垃圾堆，一位天使将他们带到了天堂。1942年10月，巴金翻译的《快乐王子》刊登在“文协”成都分会会刊《笔阵》的新5期上，细看《快乐王子》就会发现一些有趣的矛盾现象，《快乐王子》乃是唯美主义的代表作，为何会在抗战时期被广大中国读者接受?《快乐王子》故事里没有政治因素，没有战斗与抗争，只有舍己为人的王子和燕子，读者从中体悟到的唯有纯美与感动，充满希望的结局抚慰了中国读者的心灵。由此可见，大后方翻译文学在肩负抗战救国的任务外，还具有很强的审美性，净化了读者的情感和心灵。 总之，大后方翻译文学代表了抗战时期中国翻译文学的成就，它既担负起了抗战救国的时代重任，又在复杂的社会矛盾中播撒了革命火种和民主理想。与该时期其他区域的翻译作品相比，大后方翻译文学又有一定的区域文化特征，同时也没有放弃对文学立场的坚守，从而在抗战语境中演绎了特殊的文学盛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