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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泽龙：余秀华诗歌中的身体意识是非常突出的，这种身体意识，一是女性诗人对自我身份的关注，二是农村女性的生成状态，三是身体残缺的心理意识。我们不必回避她的身体残缺，我们需要从身体的视角走进她的诗歌世界，来理解她的身体表达，不是一种同情。身体的缺陷，具有一种身体的补偿功能，由于运动神经的损伤，诗人的知觉神经比一般人更敏锐，对生活与世界的观察更细微，口头交际的障碍促成了语言思维与书面表达的敏感。从身体诗学，从语言感受与表达的角度看她的诗歌，是有一些特殊的东西值得我们关注的。 杨柳：我来谈谈余秀华诗歌的语言意识。与当代诗歌口语化、大众化的潮流不同，余秀华的语言具有很强的诗性特质，我认为这首先得益于她对外界敏锐的感受力和面对痛苦的审美姿态。生活的苦难和爱情的折磨是余秀华诗歌的两大主题。但她的独特之处不在于生存与爱情之苦与他人有何不同，而在于她面对人人都会遭遇的苦难体验时采取的那种真诚、坚定和审美的态度。她不在诗歌中发泄愤怒、表达不满或怨天尤人，她不展示、渲染她的痛苦，不以此为傲，也不以此为辱。她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真诚的爱情受到鄙视和践踏，看到世人对她摇摇晃晃的步伐投以猎奇、怜悯或嫌厌的目光，看到自己的生命就这样老去在一个叫横店的小村庄，她接受了这一切，然后起舞。诗歌就是她时刻以诗意的审美态度面对她所有苦难经验的结果。透过绝望、悲伤和苍凉看天空、月亮和万物生长，一切景物就在她笔下重新获得了一种意义，她那逼仄、屈辱、平淡得有些残酷的生活就被赋予了新的活力，比如一只乌鸦成了诗人自由灵魂的象征往返于时空：“一只乌鸦首先属于天空，其次属于田野/然后是看着它飞过的一个人。”(《一只乌鸦正从身体里飞出》)一棵树化身为精神美人站立在月色流淌的山坡：“它就是一棵花椒树，夜色宽广/它的香飘出去，就回不来。”(《月色里的花椒树》)哪怕是一次跌倒，也浓缩着千万次跌倒表达着生存的困境：“我摔在田沟里的时候想起这些，睁开眼睛/云白得浩浩荡荡/散落一地的草绿得浩浩荡荡。”(《下午，摔了一跤》)余秀华不刻意进行复杂严格的理性思考，而几乎是在直接以她的感官从万物中获取诗歌和诗意。她的诗不是写出来或者“作”出来的，而是用她天然的诗性感官直接从生活的洪流中抓取而来。也正因如此，我们可以看到余秀华的诗意来得非常自然、非常快，是浑融饱满、天然完整的。她就生活在对生活的诗意化感受当中，尤其善于从日常琐屑生活中提取诗意：“巴巴地活着，每天打水，煮饭，按时吃药。”(《我爱你》)“早饭以后，我总是走到村里去/再走回来。”(《蠕动》)甚至有些场景本身是“反诗意”的，比如她经常写的“跌倒”，比如“脱下鞋子磕土”(《在田野上打柴火》《日记：我仅仅存在于此》)等等，这些描写往往指向庸常生活对人主体性的吞噬和淹没，消解着主体可能拥有的价值，而余秀华诗歌所作出的全部努力，就是不断地对这种力量进行反抗。琐碎平庸的生活经验经过诗人感觉的渗透和陌生化处理而变得鲜活，成为一系列象征化景象而具有某种形而上的普遍意味，它们在构成诗人独特的诗性空间的同时，联通了读者共有的生活体验。 其次，余秀华语言的诗性特质还突出地表现为其诗歌的力量感。诗人利用特殊的感受力对庸常人生展开突围，产生的是诗歌语言震撼人心的力量感。发掘余秀华的学者沈睿就首先注意到了她诗歌中“语言的打击力量”[6]。这种语言的力量感来自于词语本身，它直接通过词语作用于人的感觉，触动人的感官，反而与诗歌整体意义的关联不大。因此，初次阅读余秀华，你可能还不太了解她在说什么，就会首先被她的语言所击倒。她的诗歌是具有攻击性的，确实能够瓦解人厚硬的感官，突如其来的力量会猛然将人打得晕头转向，好一会才能适应这种语句造成的震荡感。诗人将词语填满来自于生命原初的力量，逐个发射出去，它们如绑满炸药的响箭，穿透物质世界和符号体系的硬壳，直击读者的心灵。具体看来，余秀华诗歌的力量感突出地表现在动词的使用上。因为力量不可能是静态的，它一定是在猛烈运动或准备猛烈运动的，这种猛烈的运动一定需要通过动词来展现。随处可见的奇特的动词在余秀华诗歌中处于某种闪闪发光的核心地位，左右着每首诗力量运动的“势头”。那些充满生命力的惊人动作，或者是生命能量的释放：“花草树木各自生长。各自潜伏，突袭。”(《夜晚》)“如何把身体里的闪电抽出，让黑夜落进来。”(《五月》)“我把自己的残疾掩埋，挖出，再供奉于神庙/或路中央/接受鞭打，碾压。”(《关系》)或者是对生命能量的压抑：“你三碗烈酒，把肉身里的白压住。”(《梦见雪》)“时光的旋转中，捂紧内心的火焰。”(《下午》)“月亮引起的笛鸣/被我捂着。”(《我身体里也有一列火车》)在这种释放与压抑的矛盾中，生命力的对撞最终带来自我破坏与摧毁：“我那些散落在地里的苍耳/把一身的刺/都倒回自己的血肉。”(《下午》)“如果十月安慰我，就允许五月烫伤我。”(《2014》)“——我怀疑我的爱，每一次都让人粉身碎骨/我怀疑我先天的缺陷：这摧毁的本性。”(《唯独我，不是》)从以上的例子当中，我们至少可以发现这样两个特点：一是诗人偏爱强度高、力度大、幅度广泛、具有破坏性的动词，这些动作常常指向伤害和自我伤害，代表着诗人与世界、与自身之间的残酷关系；二是这些动词通常不是常规用法，它们往往会与非常规的动作发出者或动作接受者相搭配。动作永远不是孤立的，它一定有或隐或显的发出者和接受者，在语言学中，前者被称为“施事”，后者被称为“受事”，是语义分析层面的概念。在日常语境当中，每个动作有合乎习惯的施事和受事，而诗歌往往致力于打破这些日常语言规则。余秀华诗歌中，动作的施事除了抒情主体之外，还可以出现其他的可能，比如“花草树木”这种非人事物也可以作为主体“潜伏，突袭”，“五月”和“十月”这种时间名词也可以“安慰”和“烫伤”“我”。动作的受事更是奇特多彩，比如“身体里的闪电”可以被“抽出”，“内心的火焰”可以被“捂紧”等等。施事或受事与动词的非常规搭配必然会构成某种修辞，比如“花草树木”和“五月”“十月”都被拟人化，而“闪电”和“火焰”这些本身无形的事物则被固体化、有形化。这类修辞给诗歌造成了一种鲜明的感官想象效果，激发着读者去感知语言，发掘语言背后的意义，比如读者可能会幻想“闪电”被手握住并“抽出”的触觉和画面，或者幻想“火焰”被双手“捂紧”的压抑或灼烧感，从而领会诗句中所表达的生命内在冲动与挣扎的痛苦。余秀华对动词的重视使她的诗歌充满了动感和实在感，破坏性的动作展示的是诗人内心层层叠加的创伤体验。她将动作与不寻常的发出者和承受者搭配，增加了诗歌语言的打击力量，创造出了不寻常的、令人惊异的动态画面，为我们呈现出一幅震撼人心的心灵图景。这些，都是她的诗歌有别于一般诗人的优秀品质。 王泽龙：余秀华热爱诗歌，但她也并不把诗歌过于神圣化，她对诗歌的认识朴素、真挚：“诗歌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也说不出来，不过是情绪在跳跃，或沉潜。不过是当心灵发出呼唤的时候，它以赤子的姿势到来，不过是一个人摇摇晃晃地在摇摇晃晃的人间走动的时候，它充当了一根拐杖。”[1]余秀华的诗歌也有明显的缺陷，诗歌较多凭着感觉书写，缺少打磨与提炼，有一些诗歌缺少整体性与有机性的内在联系。然而，余秀华的可贵就在于她把诗歌世界作为了自己人生的一种生活形式，是自我生命的交流，是在摇摇晃晃的生活中自我扶持、自我抚慰的力量。她的诗歌在无意之中，通过网络的推介，给了我们一种惊异、欣喜与启迪：在平凡的人生忙忙碌碌，爱着或者痛着，别忘记偶尔仰望星空！一辈子一次生命的栖居，高贵或者卑微，多少需要一些诗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