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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秀华虽然并不在意自己农民、脑瘫病人、女性及诗人的多重身份，但其多重性本身就有着难以弥合的裂缝。在余秀华诗中，“孤独”这一词汇曾多次出现。如“为只为，牧羊的时候，你的孤独，对峙，和解和贪图。”(《孤独》)“我多么喜欢孤独。喜欢黄昏的时候一个人在河边/洗去身上的伤痕。”(《婚姻》)“而这些，在这孤独的横店村/仿佛就是在偷情。”(《如何让你爱我》)“我突然被一种孤独击穿，亦，我的手掌住满了黑暗。”(《在你的名字里独白》)孤独感源于农村地理位置的偏远、人与人之间兴趣爱好的差异造成的疏离，源于一个女性对当下婚姻的不满而又无力改变的现实，更源于一个诗人对生活的失望以及“活着”意义的追寻。由此种种反映在诗歌中，造成了余秀华“孤独地存活”[3]的生存状态。从这类诗句来看，她的诗歌又源于乡土，但是比起一般乡土抒情诗人，她的体验与表达无疑更加深刻有力。 任军：余秀华对她所在的村庄充满复杂的感情。对她身边的花草树木、昆虫鸣禽都满怀着“孩子气”的好奇与悲悯，并给它们赋予了诗情、诗意。仅从诗歌标题我们就不难感知，以“横店村”为代表的自然风物带给了诗人多少诗的灵感，我们也不难体会她对它们的难以言说的感情：《晚安，横店》《横店村的下午》《在横店村的深夜里》《冬天里的我的村庄》《后山黄昏》《在村子的马路上散步》《在棉花地里》《阔叶林》《一棵狗尾巴草》《一只乌鸦在田野上》《蜻蜓穿过五月的阳光》《一只水蜘蛛游过池塘》《一朵野百合只信任它的倒影打开的部分》等等，这都是写给横店的诗。这里摘选其中一首为例：“一篮草割满，坐下来休息/秋草还是比我高出许多/偶尔想起没有写完的诗歌/知道自己还有不可摆脱的矫情//但是蓝天白云下我曾经那样爱过/山山水水间我曾经那样走过/而青草年复一年/把人间覆盖得苍翠而低矮//我应该是在红尘受够了疼痛/才敢一刀一刀把它们还给大地/轻风/和黄昏。”这是《青草的声音》最后三节文字，诗人将“割草”这一非常普通的劳动项目作为诗意产生的切入点，不禁让我们想起《诗经》里的《芣苡》《卷耳》等诗篇。但在这里我们既感受不到《芣苡》的愉悦欢畅，也难以产生像《卷耳》那样的伤感、惆怅；既没有人类征服自然的豪迈与快意，也没有古代田园诗人那样的恬淡自适；我们读到的是一位现代诗人在大自然面前产生的渺小感和卑微感，以及对大自然能够接纳伤痕累累的自己而充满的感恩之情。 王泽龙：这正是余秀华的苦涩心境所葆有的一份诗性温情。当然，余秀华的横店人生，又处处显出平庸与无奈：“巴巴地活着，每天打水，煮饭，按时吃药/阳光好的时候就把自己放进去，像放一块陈皮。”(《我爱你》)在她的诗歌中，更多生命的渴望：“渴望一场没有预谋，比死亡更厚的大雪/它要突如其来，要如倾如注，把所有的仇恨都往下砸”，“我要这被我厌恶的白堆在我身上！在这无垠的荒原里/我要它为我竖起不朽的墓碑。”(《渴望一场大雪》)在平凡的生活中，余秀华坚持仰望星空，“在诗歌里爱着，痛着，追逐着，喜悦着”，她的诗也把这份感动传染给了她的读者。我们再来讨论作为女性诗人的余秀华。 倪贝贝：余秀华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一个富于情感的女性。她说：“我感谢诗歌能来到我的生命，呈现我，也隐匿我。”她对生活的观察与生命体验的视角是典型的女性诗人的视角。在其诗作里，出现了大量与女性身体及繁衍生殖相关的诗句，如：“红衣的女子用乳房一遍遍/搽去井台上的几粒鸟粪/整个胸膛，都弥漫云的回音。”(《井台》)“它们在春汛里没有吐籽”(《我爱你》)。“大地如此丰盈，藏得下来世和前生转换/等待去收割的人群镰刀上呈现雪山的光芒。”(《秘密》)这些意象均带有女性抑或是母亲特有的丰满、绵软的气质。阅读这样的诗句，我们感受到的是一个女性与生俱来对孕育和生命力的关注，身体的残疾并未导致诗人丧失女性的敏感触角和审美特质。相对于偏好宏大叙事书写的男性作家，余秀华的写作视野大多驻足在爱情婚姻、个人情绪与生活的范畴。其视线是往内转的，在个人的小世界中追寻自我价值的实现与认同。余秀华的婚姻可谓不幸，因此她这样写道：“一个人把北风捂在心头/‘在这人世间你有什么，你说话不清楚，走路不稳/你这个狗屁不是的女人凭什么/凭什么不在我面前低声下气’。”(《婚姻》)家庭的温情早已逝去，对婚姻的失望犹如凛冽的北风袭过心头。而残疾的身体、狭小的生活空间也使其苦闷：“我希望生活好一点，诗歌写得好一点。不安在于，我不知道怎么样达到我想要的生活，唉，好难啊。爱情方面的想法，因为身体，因为年纪，不可能实现。”[2]当爱情理想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实现，它就越发显得美好而不可企及：“我不过是用了一辈子/为你/肝肠寸断/若非这样/不能证明，不能证明/我/爱/你。”(《我爱你》)“就算爱情能供天上人间，亦，我还是会和你/保持今生到来世的距离/在内心里把太多的吻痕摘出/亦，此生我要你原谅我/让我把来世的蓓蕾开在你最初的额头。”(《在你的名字里独白》)在余秀华笔下，爱情是神圣的、令人仰视的，值得用全部生命去呵护：“诗歌是要让自己抵达自己，爱情是让世界抵达自己。”[4] 任军：如果我们必须以女性诗人的视角去看余秀华，那么我觉得她对女性欲望的书写是惹人注意的。并不是说与男性相比，女性的欲望表现应该有什么不同，而是说与其他女性作家相比，余秀华能够将女性的欲望写得那么直白而又浪漫纯洁，充满女性特有的感官色彩。余秀华的诗歌有《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的乡土爱情与人性欲望的大胆“粗俗”表白，但余秀华的更多作品，是她非常纯情、浪漫的情感表达：“你说，妹妹，把我们写的唯美一些/我合拢双手，接住你唇边的那抹怜惜/江南的桂花开了，寂寞成片成片地香//给一个诗眼，让你居住/让你左手挽住菊花，右手举起杯盏/我的笔一歪，你便截住生活的暖……”(《给一个诗眼让你居住》)这首诗可能是作者某一段人生际遇的诗意写照，但也未必实有其人、其事——或许这些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我们不得不被那诗中的柔情与怜惜所打动，“我合拢双手，接住你唇边的那抹怜惜”——这是多么让人心疼的虔诚与庄重！ 她作为女人，敢于真率地表白自己的欲望，例如：“他粗犷，他温柔，他慈悲/哦，我愿意他危险/并涉及到我。”(《你我在纸上》)这里对“他”的欲望大胆直白，但又带点小女人的娇气；又比如：“连呼吸都陡峭起来，风里有火/你看到的，雪山皑皑是假象，牛羊是假象/她给不同的人斟酒，眼睛盯着远方，远方一直远着//她的手颤抖得越来越厉害/眼睛里的灰烬一层层洗去在泪水里/这泪水不再是暗涌，是戾啸，是尖锐的铁锥//把她，把一切被遮盖的击穿/让沉睡的血液为又一个春天竖起旗帜/竖起金黄而厚实的欲望……”(《就要按捺不住了》)这里的欲望书写格外热烈、澎湃，甚至有点惊心动魄，但却丝毫不令人感到庸俗和猥琐，能将情欲(并非纯粹的肉体冲动)写得如此浓烈又如此优雅，足见作者非同一般的语言表现力、良好的分寸感和控制力。 王泽龙：余秀华那一首被较多关注的《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就是一种女性情感欲望的穿越。当代农村妇女的留守，情感与身体一起被遗忘，她们对外面世界的渴望与对身体另外一半的渴望交织在一起：“我是把无数的黑夜摁进一个黎明去睡你/我是无数个我奔跑成一个我去睡你”，“把一个和横店类似的村庄当成故乡/而它们/都是我去睡你必不可少的理由。”在余秀华看来，爱情与婚姻不能没有身体的交流，这是一个当代农民、当代妇女的一种身体觉醒；诗歌中是女人穿越一切去睡你(男人)，女性成了自我解放与身体救赎的主体，这样一种本色的情感体验与表达，构成了一种对我们常见的女性诗歌图像的挑战。余秀华的诗歌的女性书写是与身体书写互为一体的。我们再进一步谈谈余秀华诗歌的身体意识。 朱一帆：对身体的书写，在余秀华的诗歌作品中占据了大量篇幅，并主要表现为以下两方面的特征：一是对女性身体的认同与拒绝，二是对男性中心主义的背离。首先，在余秀华笔下，我们看到了对待女性身体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一方面，余秀华借助女性身体书写，建构了一个自信的身体王国。如“五月的睡房/一定有我的肉身/从青涩/一步一迟疑/到美和甜的积累。”(《葡萄》)饱满欲滴之态、成熟丰腴之姿是诗人身体应有之姿态。岁月加诸身体的是正当成熟的风韵之美，诗人对身体的自信与张扬跃然纸上。又如“你无法不承认我身体里的一轮落日/和眉梢秋意/它们在风里依然有/动人之色。”(《五月，遇见》)一轮落日映眉梢，红光漫域疆，诗人的身体之美铺洒于穹庐四野。另一方面，余秀华诗歌中对女性身体的书写，又呈现出一种拒绝身体的态度。如《瓷》一诗中，诗人自语道：“我的残疾是被镌刻在瓷瓶上的两条鱼/狭窄的河道里/背道而行/一白一黑的两条鱼/咬不住彼此的尾巴/也咬不住自己的尾巴。”处于困顿之境的两条鱼，无法通过吞噬他者或自我以打破永恒持续的生命周期，这隐喻了诗人渴求解除身体的无尽苦痛。在全诗的结尾处，余秀华这样写道：“假如我是正常的/也同样会被镌刻于此/让人无从抱怨。”映射出诗人因为残疾产生的对自身身体的拒绝。 余秀华对女性身体的认同与拒绝，更深层次上体现了其对男性中心主义的背离。余秀华的诸多诗作中无不体现出其对男性中心的排斥。如在《我身体里也有一列火车》中，诗人直言自己身体内的火车“油漆已经斑驳/它不慌不忙，允许醉鬼，乞丐，卖艺的，或什么领袖/上上下下/我身体里的火车从来不会错轨/所以允许大雪，风暴，泥石流，和荒谬。”火车斑驳的质感，乘客嘈杂的声响，沿途凶险的境况，这所有种种无不是余秀华真正回归女性身体，以自我生命存在的适意性为基准，自我抚摸与温柔谛听的结果。余秀华对自身身体的肯定和认同，建构起女性连贯的自我认同感，女性中心意识得到彰显[5]。 王雨田：有关余秀华诗歌的身体意识，除了女性身体书写之外，我认为始终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身体残疾对她诗歌所造成的影响。余秀华不讳言自己身体的病痛：“一个病人把病捂起来，是多么可耻的事情。”(《每一个时辰都是孤独的》)也并不把它作为博取同情或关注的资本：“我只有一个愿望：生命静好，余生平安/在春天的列车上有人为我让座/不是因为我摇晃的身体。”(《人到中年》)在几个月以前的一次电视访谈中，梁文道向余秀华提出的一个问题是，身体之疾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她的诗歌创作，并以瑞典诗人特兰斯特罗默的切身经历为例，向她探询。余秀华并未回避先天的身体之疾，虽然她反复强调这种疾患除了影响身体平衡能力以外，完全不会影响她作为一个正常人的思维。 自身疾患造成的痛苦，不断地通过外部的人事投射到诗人自身，这促使她在思考爱、生命、死亡等终极问题时，持续地从这种反馈中汲取足够的灵感。例如，《残疾人余秀华》这首诗的第一部分：“说出身体的残缺如牙齿说牙痛一样多余/我在互联网上流浪：写诗，聊天，调戏不同的男人/不到关键时刻就拒绝想起自己/谁不合时宜地流露真情/我的盾牌就会高高举起/这样的日子其实阳光灿烂/我的存在似乎真的不坏。”在这段诗中，我们能感受到故作轻松的背后，是巨大的创伤感。因为天生的疾患，诗人未能在婚前拥有相对正常的爱恋。当她在虚拟世界中寻求一种事先就已知道结果的交往关系时，每当需要更进一步，伴随而来的很可能是她突然的沉默或反击，最后，就是自我调侃式的结束。 我们有理由相信，至少在她开始写诗以前及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家人的抱怨是种常态。但她以诗的形式思考内在的痛苦时，先前的怨恨已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解，并以一种超脱的姿态出现：“我要挡在你的前面，迎接死亡/我要报复你——乡村的艺术家，玩泥巴的高手/捏我时/捏了个跛足的人儿/哪怕后来你剔下肋骨做我的腿/我也无法正常行走/请你咬紧牙关，拔光我的头发，戴在你头上/让我的苦恨永远在你头上飘/让你直到七老八十也享受不到白头发的荣耀/然后用你树根一样的手，培我的坟/然后，请你远远走开不要祭奠我/不要拔我坟头上新长的草/来生，不会再做你的女儿/哪怕做一条余氏看家狗。”(《手(致父亲)》)与《残疾人余秀华》一样，这首诗也采取了正话反说的形式，但内涵完全不同。父亲成了上帝，诗人的存在是因为造物主的一个疏忽，尽管造物主亲手截取了自己的血肉，想以此来换取她的完好也无济于事。这种疼痛形成了一体两面的效果，如果不是因为自身的疾患，诗人就无法采取这种形式来讲述内心的复杂感受。但诗人对命运的不可测也产生了强烈的心理反应，她宁愿做看家狗也不愿做父亲的女儿。她把自己放到了极低的位置，并且满怀内疚，认为自己拖累了一切，甚至不如那条在其他诗里出现的，名为“小巫”的看家狗。疾患导致诗人与生活的紧张关系，她在面对外部环境时，总是产生与“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截然相反的理解方式。她觉得自己是一棵在春天里提心吊胆的“稗子”，相反，她对生命的感受部分来自于黑夜、大雪等意象：“这些美好的事物仿佛把我往春天的路上带/所以我一次次按住内心的雪/它们过于洁白过于接近春天。”对春天的排斥，来自于她可望而无法企及的感情。这种内心的冲突，让她不得不让雪成为一种防御，它还可以悬置内心的冲动。但她又会渴望有“三碗烈酒，把肉身里的白压住”。如何溶化内心的雪，或许“徒步向南”是个不错的选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