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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治权力干预之三：制造和神圣化经典 权力影响经典的另外一种手段，是试图制造经典和神圣化经典。 直接制造经典的例子不是很多。在中国，最典型的莫过于上个世纪六十到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由权力机构所推出的八个样板戏。“文化大革命使得一场几乎没有经典的生存实验成为一种需要。毛泽东诗词、江青选定的‘样板戏’以及极为重要的鲁迅的作品，成为例外。”[21] 1966年11月28日，在中央文革召开、万人参加的“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会”上，中央文革领导小组顾问康生宣布，京剧《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海港》《沙家浜》《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交响乐《沙家浜》等八部文艺作品为“革命样板戏”。1967年5月，八个样板戏齐聚北京会演，直到6月中旬，演出达218场，观众达到33万人。《人民日报》1967年5月31日社论《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正式把康生所说的八部作品确定为样板戏。这八个样板戏是在当时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直接领导下而推出的所谓经典。这八个样板戏成为文革期间执行阶级斗争为纲路线、改造文艺的典范。在百花凋敝、万马齐喑的十年动乱期间，横扫文坛，独占文坛，形成了八亿人口八个样板戏的特殊局面。 时间过去了40余年，当年红极一时的样板戏，今天又被命名为“红色经典”，继续在舞台上演出。其原因分析起来极为复杂。这里既有一代人经过文化革命中八个样板戏的“洗礼”所造成的耳熟能详的审美习惯和惯性，也有意识形态上的一贯性的原因。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青少年，即所谓的“红卫兵”和“红小兵”，经历了比较特殊的精神成长史。在他们正处于汲取知识的最好时期，然而他们所遭遇的则是严重的知识缺损，无书可读，或少有书可读。而八个样板戏则在此时轮番轰炸，强力灌输，在这一代青少年近乎空白的精神视野里刻下极为深刻的印痕，八个样板戏甚至成为他们一生极为贫乏甚至可能是唯一的艺术教育。因此虽然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几十年，而文化大革命所创造的文艺“经典”，却仍然作为艺术教育记忆存活在人们中间。还有，就是意识形态的原因。中国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的意识形态。阶级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是此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思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划分以及二者的阶级斗争是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指导思想，与此前一个时期不同的是，文化大革命把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推向了极端。1978年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治国方略由以阶级斗争为纲，改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基本的指导思想没有变，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仍是主要指导思想之一。主流意识形态虽然与时俱进，加进了改革开放的内容，但是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仍是必须坚持的指导思想，从而保持主流意识形态的系统性和一贯性。这是1978年否定了文化大革命，而八个样板戏今天仍被作为“红色经典”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来考察八个样板戏今天的存在，也有读者接受时的当下性选择与时间性遗忘。读者对于过去已经接受的精神产品，经过时间的冲刷，会形成有选择性的内容遗忘或加强，这也是阅读常见的一种现象。而对已经接受的内容的忘却与加强，决定于读者记忆内容与读者的当下性选择的对接而形成的价值关联。读者今天还在欣赏样板戏，无可否认，还会有些人坚持以阶级斗争为内涵的样板戏，即从阶级内容到戏曲、音乐形式的完全存留；但是相信大多数读者记忆的已经不是原来的样板戏，即阶级斗争的样板戏，而是与读者当下的怀旧情结相关的个体青春记忆的样板戏，或者是与读者当下的消遣娱乐需求相关的仅有戏曲或音乐曲调形式的样板戏。时间过滤掉了读者记忆中阶级的内容。当然，类似八个样板戏这样的在非常时期所推出的所谓“红色经典”，今后是否可能成为可以流传于世的真正的经典，那要看它是否能够经得过时间的检验，是否具有普世的价值，等等。 一个时代或一个时期，政治权力部门最常见的手段是对那些合于主流意识形态、并且有助于统治的经典予以强化，确立其正统地位，并使之神圣化。“经典的变化可能是由政治形势的变化促成的，但另一方面，经典也可以成为一种政治工具，就像德国1859年欲利用席勒的百年诞辰之机来达到国家主义目的的这一企图中所体现出来的那样。对席勒和歌德的经典化已具有了一种向心力，人们确信它是为一个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形成而服务的。在二战——俄语中叫做‘伟大的卫国战争’——当时，斯大林鼓励他的公民们去阅读俄罗斯那些伟大的古典文学作品。革命以前的俄罗斯的经典重新恢复了地位，在文学批评中得到了褒扬，而且被大量地印刷，以唤起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驱散他们的不满情绪。” [22]中国传统上的四书五经，也无不如此。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均为春秋之前的典籍，据《庄子》外篇，至迟在战国时期这六部典籍即称为“经”。《庄子·天运》：“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又据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僭于公室，其臣阳虎作乱专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诗》《书》《礼》《乐》”，并且整理了这些典籍以之教授生徒。故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说“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又云：“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孔子整理六部典籍，主要目的是保存这些典籍并使之规范化，所以他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23]孔子教学，以这些典籍为教材，无可否认，也是为了恢复他理想中的周代典章制度。而他对六部典籍重要性的强调，也时常见于教学中。如《论语·为政》说《诗经》：“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又《论语·季氏》：“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论语·泰伯》：“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重视归重视，尚未推崇到神圣化的程度。但是到了汉代，尤其是汉武帝之后，六经不仅牢固地确立了其经典的地位，并且逐渐神圣化。《春秋》本来是一部史书，自《孟子》即称为孔子所作：“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24]《史记·孔子世家》亦称为孔子所著：“乃因史记而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迄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为‘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子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然此说尚无定论，但是此书经过孔子的修订，当无问题。正是这部史书，到了汉代，尤其是武帝时期董仲舒援《春秋》以献天人三策之后，被推上经典的地位，并逐渐神圣化，成为理国甚至立法的重要依据。不仅是《春秋》，六经也一同被确定为一尊的治国之术。《汉书·董仲舒传》记载了董仲舒所献之言：“《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在董仲舒的建议中，《春秋》成为可以统一汉代意识形态、并且能够贯穿古今的常道。而六经也一同被推荐为国家独尊的意识形态。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定儒学为一尊。置五经博士，儒家经书从此取得独霸意识形态的地位。这里需要进一步阐明的是，中国古代的博士制度，是独具特色的重要教育和学术制度。《汉书·百官公卿表》：“博士，秦官。”但是沈约《宋书·百官志》却认为战国时即有之：“博士，班固云秦官。史臣案：六国时往往有博士。”又《文献通考·职官考九》：“博士，魏官也，魏文侯初置，三晋因之。”是博士之置当始于战国。到了秦朝，置博士官七十余人。《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刘向《说苑·至公》：“始皇召群臣面议，博士七十人未对。”然而，这些博士的学术渊源却不主儒术一家。到了汉朝仍承秦朝制度，置博士官，但是所立博士之学术背景，却不尽主于儒，刘歆说：“汉兴，去圣帝明王遐远，仲尼之道又绝，法度无所因袭。时独有一叔孙通略定礼仪，天下唯有《易》卜，未有他书。至孝惠之世，乃除挟书之律，然公卿大臣绛、灌之属咸介胄武夫，莫以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错，从伏生受《尚书》。《尚书》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绝，今其书见在，时师傅侍读而已。《诗》始萌芽。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25]从这段话可知，在汉文帝之前，书籍甚少，包括经书也只有《易经》。文帝时废掉挟书律，书籍才渐渐多起来，《尚书》《诗经》陆续出现。但是此时立于学官并置博士之职的，除经书之外，还有诸子之学，并不只限于儒家的经书。到了汉武帝时，为了政治的需要，武帝开始贬抑以道家为首的诸子之学，推重儒家学说。建元元年（前140），武帝诏令：“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26]武帝允奏。把包括法家、纵横家在内的诸子之学排除在贤良之士以外。而儒学却得以快速发展：“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27]这应该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先奏。到了建元五年（前136），“置五经博士”。元光元年（前134），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28]，“从此”孔教以定于一尊矣”。[29]前面已经论述过，《诗经》《尚书》《易经》《周礼》《乐经》和《春秋》等典籍，在孔子那里受到重视，而且至晚到战国时期已被称为“经”，从中可以看到这些典籍的经典化过程。但是，六经虽然被孔子重视，并经过他的整理以教授学生，然而孔子的教育还仅仅是私人教育，其对后代影响之大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在其当代的影响如何，尚不得而知，对其估计似乎不应过高。至于在庄子后学那里，把此六部典籍称为“经”，乃是假借孔子之语，而且在庄子后学那里，也不是作为称许之语而出现的。到了汉代，文帝时只置一经博士，“考之汉史，文帝时，申公、韩婴以《诗》为博士，五经列于学官者，唯《诗》而已。”[30] “景帝以辕固生为博士，而余经未立”（同上）只有到了汉武帝，确立了五经（《乐经》除外）的国学地位，这五部典籍才完成了其经典化过程，并且同时确立了其神圣的地位。与此相伴随，孔子的地位，也在此一时期之后，得到了圣化。尤其是汉代的纬书，不仅仅是圣化孔子，而且是神化了孔子，如《春秋纬·演孔图》就说孔子是孔母梦与黑帝交而生：“孔子母微在游于大冢之陂，睡，梦黑帝使请己。已往，梦交。语曰：‘女乳必于空桑之中。’觉则若感，生丘于空桑之中，故曰玄圣。”又云：“孔子长十尺，大九围，坐如蹲龙，立如牵牛。就之如昴，望之如斗。”“孔子之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应。”神话孔子，目的还是为了神话经书。把孔子描绘成一个生来不凡的人，会进一步巩固经书的至高无上地位。 五经的确立及其神圣化，是经书和汉代封建制度两个成熟的结果。一方面，西汉王朝经过了高祖、汉惠帝，汉文帝和汉景帝六十余年的统治，尤其是历史上所称道的文景之治，政治制度已经成熟，进入了汉帝国的全盛时期。国家的大一统呼唤着意识形态的大一统。而另一方面，五经遭遇秦始皇的焚书之祸，经过汉代学者的记忆、发掘和整理，已经逐渐恢复并且定型。作为记载了封建制度定型时期典章制度和历史事迹的典籍，其对汉代社会制度建设的典范意义，统一人们思想的意识形态意义，日益凸显。“臣闻六经者，圣人所以统天地之心，著善恶之归，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于其本性者。故六艺之指，则人天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虫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息之道。”[31]在汉代人的认识中，经书是圣人打通天地之心，明善恶，分吉凶，归于人之正道的宝典。按照经书的大道行事，就可以和天人之理，化育万物，使之生生不息。正是这两个成熟的条件，迎来了五经经典地位的确立。而五经经典地位的确立及其神圣化，对于封建制度数千年的统治而言，其意义则是在于确立了与高度集权制度相适应的高度统一的意识形态，因此也可以说经典的神圣化，乃是出于统治者强化统治的需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