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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权力干预之一：禁毁经典 政治权力对经典的干预和影响，首先表现为权力对经典的禁毁。这似乎很残酷，也似乎耸人听闻，然而事实就是如此。“阅读是一种力量，不消几个字就可以造成风吹草偃之势。”[3]阅读的力量，来自书本的力量，尤其是经典，凝聚了人类思想的精华，甚至蕴含着真理，自然会有对抗专制和压迫、驱除蒙昧、启迪民智的作用。面对这样的精神产品，报刊检查制度就是一种阻挠经典流传和维护官方权力的方法。“因此，各种各样的检查制度就是施展控制力的必然结果，而阅读的历史就被检察官一连串似乎无止尽的烟火所照亮，从最早的沙草纸卷到这个时代的书籍。”“斯坦贝克、马克思、左拉、海明威、爱因斯坦、普鲁斯特、威尔斯、海因里希·曼、杰克·伦敦、布莱希特与数百位其他作家，都受到类似墓志铭文般的致敬。”[4]即使在号称自由的美国，“我们的许多极富文学价值的著作——例如《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愤怒的葡萄》《汤姆大叔的小屋》以及《第二十二条军规》等，都在这个或那个时期遭受过查禁”[5]。纵观西方书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部经典的传世史，就是一部经典的焚书、禁书史。 在中国，似秦始皇那样完全出于政治统治的焚书坑儒暴行，自然是个例外。不过此后的汉朝虽然惠帝废除了秦代延续下来的“挟书律”，但是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却开了整个封建社会以儒家学说为主流意识形态、违逆者常遭封杀的先河。康熙皇帝的一段话可为代表：“朕惟治天下以人心风俗为本，欲正人心、厚风俗，必崇尚经学而严绝非圣之书，此不易之理也。”[6]所谓的“非圣之书”，不仅是指直接批评经书的著作，当然涵盖了所有内容与经书不符的书，因此似李贽那样具有离经叛道思想的《焚书.》，自然逃不掉被焚书的命运，作者亦因书“惑乱人心”被捕死在牢中；《水浒传》那样描写官逼民反的小说，更是以其“教诱犯法”而严禁；即使是《西厢记》和《红楼梦》这样的小说和戏曲，也因在表现男女情爱问题上突破了传统，“秽恶”“蛊心”而被禁毁。当然，如历史所载并为读者所熟知，清朝之查禁图书，还有一个更为严厉的目的，即严禁反清复明的书籍。而在乾隆朝，借《四库全书》的编纂，企图彻底肃清“字义触碍”者，达到了全国性查禁图书的高峰，此与经典之禁关系稍远，不在论列。当然，这里不能不说，乾隆皇帝对《四库全书》自吹自擂，在《文渊阁记》标榜：“余搜四库之书，非徒博古右文之名，盖如张子所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胥于是乎。”而当代的一些学者或所谓的文化人，对《四库全书》亦吹捧备至，甚至号为“文化长城”，殊不知，在所谓的“文化长城’之下，毁掉的是再也无法复原的另外的文化长城。编纂《四库全书》中禁毁书籍高达3100种，15万部以上，占《四库全书总目》收录书目的三分之一，“清之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之《病后杂谈之余》一文中一针见血地说。[7]民国期间，禁书更为严重。1918年，袁世凯政权颁布的《出版法》中，并未规定出版的图书向图书馆缴送，却要求“出版之文书图画，应于发行或散布前，禀报该警察官署，并将出版物以一份送该官署，以一份经由该官署送内务部备案。”看起来颇为荒唐，但是也可以看到专制政权对图书出版的文化统治。而到了国民党时期，政府对图书的审查禁毁，有过之而无不及，禁书将近5000余种，鲁迅、郭沫若、冯雪峰、丁玲、蒋光慈、胡也频、郁达夫、张资平、田汉、张天翼等等，都在查禁之列。关于政府查禁的情况，在鲁迅的作品中，多有抗争性的反映。如他在1933年写《伪自由书》的《前记》时说到自己为《申报》“自由谈”投稿遭禁情况：“我的投稿，平均每月八九篇，但到五月初，竟接连的不能发表了，我想，这是因为其时讳言时事而我的文字却常不免涉及时事的缘故。这禁止的是官方检查员，还是报馆总编辑呢，我不知道，也无须知道。”[8]在此书《后记》中又言：“到五月，对于《自由谈》的压迫，逐日严紧起来了，我的投稿，后来就接连的不能发表。但我以为这并非因了《社会新闻》之类的告状，倒是因为这时正值禁谈时事，而我的短评却时有对于时局的愤言；也并非仅在压迫《自由谈》，这时的压迫，凡非官办的刊物，所受之度大概是一样的。”[9] 1949年，国民党撤退到了台湾，更强化了书籍审查，凡涉及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籍以及大陆学者书，都在查禁之列，到了八十年代末期才解禁。为了查禁马、恩著作，甚至马克·吐温和马克思·韦伯的书都遭了殃，因为检查者怀疑他们与马克思有关：“传说陈映真被逮捕的时候，侦讯人员就问他：你家里为什么有马克·吐温的书？啊？被问者茫然了。‘那马克·吐温不是马克思的弟弟，不然是什么？都是马克什么的。’”[10]这样的笑话只有专制加无知才会发生，但是看了这则故事，相信任何人也笑不起来。 禁书对经典的形成和传播的影响应当有一定的影响，尤其在一个时期内会对经典的传播起到遏制作用。比如秦始皇焚书，“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以吏为师” [11]。这次全国性的焚书事件，确实造成了部分先秦典籍的失传，给先秦历史及其文献的准确把握带来难度。又据阿尔维托·曼古埃尔《阅读史》，古希腊诡辩派哲学家普罗泰戈拉，因判以不信神罪，著作被焚毁，人被驱逐出雅典，其名著《论真理》已失传，《论神诋》仅存片段。[12]但是从更长的历史时期来考察，禁书不会对经典的传播产生根本性的改变。以上面曾经讲过的约翰·斯坦贝克《愤怒的葡萄》为例，据《西方历史上100部禁书》记载：“该书在这5个州中的被查禁数分别是：1966年——5次、1973年——4次，1977年——8次，1982年——6次，1988年——2次。”（第190页）但是“就在各地争议不绝时，《愤怒的葡萄》已经成为一本最畅销的书籍，印数已经达到360000册，其中还有50000本新印册。就在东圣路易斯于1939年颁布焚书令不到一周，小说就卖出了11340册，创下迄今为止最高的单周销售量。到1939年底共卖出430000册。”[13]又如自然神论者托马斯·潘恩1705年出版的《理性时代》，因其批评基督教教义是一种“虚伪的欺骗”，反对宗教专制，而被英国政府的禁止，不仅如此，出版者也遭到了英国政府渎神罪的指控而被监禁。然而指控和监禁并未阻止《理性时代》的传播，“在下层民众中，《理性时代》非常受欢迎，一个人买了，常常是几个人争相传阅；据估计，至少有10万人阅读过这本著作，并且这部著作在他们的头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4]。这种情况在中国也是如此，《红楼梦》《水浒传》等等都是屡禁不止，而且越禁越传播广。这足以说明经典的生命力之强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