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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风”诗卷时期的朦胧诗与新边塞诗(4)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 胡新华 王红星 参加讨论

    四、考察“绿风”诗卷的意义
    梳理与考察“绿风”诗卷上的朦胧诗人作品与被冠以不同称谓的“新边塞诗”,提供的线索实则是对待文学发展过程中历史材料的处理方式。文学史的书写,往往以“后见之明”的视角与态度进入文学发展过程,有些个别的,具有特殊意义的材料在不经意间被淡化或漠视。在现存的各种关于新疆诗刊的论述中,大都从1984年《绿风》诗刊独立成刊开始,对1984年前的“绿风”诗卷关注不足,但从事件发展的因果序列来看,也正是在1983年的诗会上,当时诗坛名人对被视作异质的朦胧诗歌的批判和对现实主义诗歌主潮的一贯支持的言说,就明显地显现出文学与政治的共谋关系,更成为了时代精神与知识分子精神生态的证词。无论是“绿风”诗卷对朦胧诗人诗作刊发时有意无意地规避“朦胧”一词,还是对处于尚未获得正式命名的“新边塞诗”的处理,都是如此。
    我们对某一阶段历史大概的获得,依据的是史书或史述性质的材料,《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大辞典综合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学艺术志》等粗线条地描述《绿风》诗刊使得我们对历史的细节和处在历史中的人物心理变化与情感体验知之甚少,更多的是当时的话语实践与知识类型的了解。但是“话语决定论无力设计一个关于变化的模型,它只能处理共时的结构和构架。”[18]“绿风”诗卷编辑无法预见朦胧诗与新边塞诗的命运,曾经引起喧嚣论争的诗歌此时陷入颓势,进入到新诗潮时代,并呈多元并存的局面。这也正如王汎森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一文中指出的“对某一个定点上的历史行动者而言,后来历史发展的结果是他所不知道的,摆在他面前的是有限的资源和不确定性,未来对他而言是一个或然率的问题,他的所有决定都是在不完全的理性、个人的利益考量、不透明的信息、偶然性,夹杂着群众的喧闹之下作成的,不像我们这些百年之后充满‘后见之明’的人所见到的那样完全、那样透明、那样充满合理性,并习惯于以全知、合理、透明的逻辑将事件的前后因果顺顺当当地倒接回去。”[19]文学史论者则“必需摆脱‘后见之明’式的,或过度目的论式的思维,才能发掘其间的复杂性、丰富性及内在的张力”[19]。对“绿风”诗卷的考察何尝不是如此。我们现今强调《绿风》诗刊是“西部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家诗刊,开拓者故乡壮阔激越的绿色交响,国内中青年实力诗人的荟萃园地”故对其前史的爬梳也是必要和重要的,通过梳理既可以探究在大语境下的刊物创办思想,也可读出编者个体的某种思量。杨牧在《绿风时代》一文中回忆:
    “记得设想‘刊中刊’时,我就怎么也想不出一个好名字,总想在‘绿’字上打些主意。大漠中人是偏爱绿的,那是生命,那是慰藉,也是一种召示和鼓动;而那时的中国,也正是一派万物复苏、满目生绿的撩人景象。刚离开石河子不久的艾青,就在上海一家报纸发表了一首标题就叫《绿》的诗,说是‘好像绿色的墨水瓶倒翻了/到处是绿的……/刮的风是绿的/下的雨是绿的/流的水是绿的/阳光也是绿的……’我读了更两眼一亮,好一个绿风、绿雨、绿阳光!——刊名叫《绿风》,大概是再好也不过了!”“81年5月,我赴京参加全国优秀中篇小说、报告文学、新诗发奖大会,席间遇艾青,我向他说起石河子想办一个诗刊(当时还指‘刊中刊’),名字叫《绿风》,艾青直笑。5月29日,我拉住高瑛,要她‘督促’艾青书写一个刊名,高瑛果然十分卖力,连夜‘督促’,30日上午即交给我两张艾青的墨迹。作为中国第三家诗刊的一个毛坯,也就有了个眉目了。”[5]
    杨牧的这番话,说明了对诗刊的期待,同时也揭示了与诗坛泰斗艾青的关系,“绿风”诗卷所主张的思想很明晰,也一直坚持至今。而朦胧诗的刊载属于编辑个体对诗歌在美学意义、新时代人物心理的纯粹判断,这在1981-1982年是可以存在的。到1983年,朦胧诗的论争逐步上升到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更有艾青同朦胧诗人的“交恶”,这是“绿风”诗卷始料未及的,同年9月的“绿风”诗会的局势又促使诗卷之后不再刊发“异质”诗歌。究其原因是编辑个体的思虑在大环境下发生变化,试图介入诗坛漩涡获得更大发展的努力对西部新疆的新生诗卷而言显得十分冒险。
    这富于戏剧性的过程揭示的却是历史事件的偶然与有趣。它的丰富性在于“在一种文学成规主要由作者、销售商、批评者和普通读者组成的情况下,如果它得到了一群人的支持,那么它就是合理的。”[18]相反,一群人持反对意见,那么在很大程度上,不显这套成规则就不断成熟和合理,朦胧诗就是这样的命运。在现实主义的成规中,现代主义此时未能获得更多的认可。而“绿风”诗卷刊发的新边塞诗,一方面是具有历史渊源可循,另一方面符合占据主流的文学成规。“绿风”诗卷编辑的选择方向也是基于诗歌文本所存在的意义,如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建设热情等。“我们对于某些成规的偏爱将会和外部环境、基本的标准以及预定目标联系在一起。”[18]历史的语境很大程度上限制或者说拘囿了对解决方案的选择。
    总而言之,对《绿风》诗刊的前身“绿风”诗卷的考察,不仅是梳理当时的刊发情况,更重要的是将属于兵团的刊物在进入诗坛中心过程中的前期工作揭示出来,更是现今谈论《绿风》诗刊的价值与意义所在——新时期以来全国三家重要的诗刊之一的文学资本。套用曾经风靡的说法,没有刊中刊的“绿风”诗卷,何来《绿风》诗刊?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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