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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朦胧诗人与“绿风”诗卷 1980年代初期，诗坛的论争主要是关于“朦胧诗”的论争。据姚家华编选的《朦胧诗论争集》中关于朦胧诗论争文章的目录索引可知，从1979年到1983年底发表的文章达440余篇，当时占据诗歌主流的著名诗人及诗评家如公刘、周良沛、臧克家、卞之琳、艾青、柯岩、牛汉、顾工、程代熙、谢冕、孙绍振、刘登翰、吕进、郑伯农、徐敬亚、杨匡汉、章明、吴思敬等均就“文革”结束后诗坛新起的诗潮(即朦胧诗)阐发了各自意见，影响了新时期以来诗歌创作的走向，这场声势浩大的文学论争“如今已趋平息(不是再无歧异，而是兴奋的中心已经转移)”，“不论是赞成者或是反对者，都感到了这一诗潮崛起的挑战性质，反对者从中看到了异质侵入的威慑，赞成者看到了这一反叛带来的全面革新——他们确认北岛、舒婷一代人的出现为标志，两个诗时代正在实行交替。”[7]但无论如何，这场论争使“朦胧诗”成为当时各大诗刊竞相刊发的选择对象，“绿风”诗卷也不例外，对于地处边陲的诗刊而言，“绿风”诗卷的用意是明显的。 “绿风”诗卷刊发“朦胧诗人”②作品，大都以“抒情诗”的名称遮蔽诗作的现代主义因素。以1982年的“绿风”诗卷为例，第4期以“舒婷抒情诗选”为题刊发了舒婷《镌在底座上》《“我爱你”》《枫叶》《旧宅》《神女峰》《小诗赠友》(三首)《海边的孩子》《投邮》等，第7期的傅天琳抒情诗《你微笑着》《半枝莲》《自然》《三月五日》《春节》等诗，第9期“王小妮农村抒情诗选”：《春风与农民》《我感到，一种节奏在流动》《松花江边，有一片核桃林》《在长途汽车站》《骑牛的孩子们》等。此外还有一些单篇诗歌刊发，如舒婷的《赠穿红衣服姑娘》(第3期)、孙武军的《我们在九月分手——给〈青年诗会〉的一位朋友》(第4期)与《春天的落叶》(第9期)、杨炼的《绿·红》(二首)(第8期)、顾城的《那条小路》(第9期)、梁小斌的《你晾干头发以后》(第9期)。到1983年，“绿风”诗卷已不再刊发“朦胧”诗人诗作，这一年，“三崛起”之一的《崛起的诗群——评我国诗歌的现代倾向》发表在《当代文艺思潮》第1期上，以期建立朦胧诗学，但徐文随即成为处在学习邓选和“清除精神污染”特殊时期的批评对象，徐敬亚也被迫于1984年在《人民日报》做出检讨《时刻牢记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关于“崛起的诗群”的自我批评》，可以想见，对于“朦胧诗”的批评程度之激烈。 对于新诗在新时期出现的新情况，评论家与诗人处理的方式延续了“十七年”来研讨会上的争论方式，甚至粗线条地在阶级对立的角度树立起理论与创作实际的“批评对立面”，1980年南宁“全国诗歌谈论会”如此，1983年的“重庆诗歌讨论会”以及1983年9月份在新疆石河子因“绿风”诗卷而办的“绿风”诗会中同样如此。此次“绿风”诗会，邹荻帆、阮章竞、公刘、周良沛等应邀参会，此外“诗会收到了诗人艾青、臧克家、田间、严辰、柯岩、公木、张志民、邵燕祥等和作家杜鹏程以及一些诗歌杂志社发来的贺电、贺信和贺诗。”[8]“诗会期间，大家学习了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和《人民日报》最近发表的关于学习《邓小平文选》的评论文章。”[9]由此可知道，“绿风”诗会传达出的信息是在学习邓小平文选与祝辞的精神中，提倡现实主义创作，反对“自由化”和“商品化”，很大程度上迎合了当时的历史气氛，“阶级”一词继续发挥着影响。这从周良沛在“绿风”诗会上的发言③中可以看出，“有人说：要宽容。我也同意要宽容。可是，宽容不是不讲是非；讲清是非也不是不宽容，如果以‘宽容’来抹杀是非界线，对诗运是无益的。如果以貌似公正的‘宽容’来纵容一方生事，牵制一方说理，这种‘宽容’就令人寻味了。本来，我打算讲新诗艺术，可是这种所谓的新诗‘现代倾向’却逼人讲政治了。”[10]这段发言很明显是受当时的政治环境影响，以政治确立“批评对立面”对此的诘难。有意思的是《绿洲》(1982年第6期)将艾青早期的两篇文章(《怎样才能读懂新诗?——答读者问》与《梦·幻想与现实——读〈画梦录〉》)重新予以刊发，并由周良沛撰写了导读文章，文章写道：“那些俗物的样子太差不多了时，捧出《画梦录》讲：‘我们爱他神经衰弱的话语……因为我们是心灵的探险者呀!’艾青同志也就拍案而起：‘旧美学的新起的挣扎，新文学的本质的一种反动!’时隔四十五年了，今日诗坛又有新的美学的崛起之说，用的一种手法，唱的一个调子。历史不是重演，又何其相似啊。”④以“艾青”的名义再次对“新的崛起”发难。 之所以“绿风诗会”集中了如此多在当代诗坛具有声望的诗人，原因恐怕还是针对朦胧诗的出现与发展，正如谢冕所说的“反对者从中看到了异质侵入的威慑”。而新疆“绿风”诗卷使对“异质”侵入担忧与焦虑的诗人转向了“绿风诗会”，利用这次机会向诗坛表明意见。早在1981年讨论“绿风”诗卷的创办时，公刘给杨牧回信说： 《绿风》⑤创刊，应致贺忱。但我深感要把黄风最后真正变成绿风，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同志们已经奋斗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了(据说，一般是以25年为一代)。我以为，大概还得继续奋斗一代乃至两代甚至三代人的时间，才有可能。道理是不言自明的；黄风之所以黄，并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现象，它涉及到政治的、社会的、思想的各个方面。当然，绿风之所以绿，也是如此。[11] 这里，公刘所谓“黄风”和他指出的“涉及到政治的、社会的、思想的各个方面”，联系当时的历史环境，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就是“文革”极“左”路线产生影响的后遗症。公刘《新的课题——从顾城同志的几首诗谈起》(刊于《星星》复刊号)指出“有一部分青年由此在政治上得出了不正确的结论，混淆了政治欺骗和革命理想的界限。更多的青年则陷入了巨大的矛盾和痛苦之中，他们失望了，迷惘了，彷徨了，有的甚至踅进了虚无的死胡同而不自知。其中满怀激越，发而为声的，便是目前引起人们注意的某些非正式出版物上的新诗。”这也是公刘针对当时诗坛出现的新诗潮而下的断语。若“加以正确的引导和实事求是的评论，则肯定会从大量幼苗中间长出参天的大树来”，公刘等人的意愿则是想从“绿风”诗卷着手实现对“异质”的引导，但是，“绿风”诗卷作为新生的诗歌刊物，想介入中心或者说扩大影响，也势必会对当时诗坛的重大事件保持着敏感。其对已处在争论热烈时期的“朦胧”诗作的刊发，无论是从作为诗刊载体的纯粹性出发，还是从编辑的主观刻意，均已在文学历史的发展中，留下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至于到1983年，“绿风”诗卷全然不发朦胧诗作，除却1983年的政治气候原因外，与“绿风”二字的题写者艾青卷入朦胧诗论争亦有一定关系。从1980年到1983年间，艾青不断撰文批评朦胧诗人与朦胧诗的支持者，与北岛的结怨，贵州诗人黄翔、哑默等的交锋，乃至在1983年《艾青谈清除精神污染》一文指出“否定现实主义的传统，搞精神污染，早晚会被时代所唾弃”，都明确指向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朦胧诗。其次，“绿风”诗卷的编辑杨牧与艾青的私人关系及所处的诗歌圈层也是一个原因。杨牧从四川“盲流”进疆后，受艾青指点与提携，成为重要的现实主义诗人，所结交的诗友也大都是现实主义传统诗歌创作的诗人。正因于此，因“绿风”诗卷而举行的“绿风”诗会成为了“现实主义”诗人的一次大聚会，也是对朦胧诗进行围剿的较好机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