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么说来，所谓天分，所谓诗才，归根到底就是一种诗的悟性，近似于严羽的“妙悟”，而更具自足性。有了这种诗性，做诗便不待外求：“但肯寻诗便有诗，灵犀一点是吾师。夕阳芳草寻常物，解用都为绝妙词。”[75]在这个意义上，称袁枚为彻底的写意论者也未尝不可，他的创作纯粹是一种师心自用的主观表现方式，不待外求景物的奇致伟观；在理论上则将诗歌的技术内涵都内化为天分的问题，从而导致对外在规范的轻视。事实上，性灵派与格调派诗学最鲜明的差异，就是破与立的相反路径。判断一个诗人的倾向是性灵派或是格调派，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他是破还是立。凡论诗教人应该如何如何的大多是格调派，而皆言不须如何如何的便常是性灵派。举例来说，宋代理学家邵雍《击壤集》自序说：“所作不限声律，不沿爱恶，不立固必，不希名誉。”[76]这就是性灵派的话语。又如杨慎《丹铅杂录》卷二“音韵之原”条云：“大凡作古文赋颂，当用吴才老古韵；作近代诗词，当用沈约韵。近世有倔强好异者，既不用古韵，又不屑用今韵，惟取口吻之便，乡音之叶，而著之诗焉，良为后人一笑刺尔。”[77]这里教人当如何如何用韵，正是格调派的话语。嘉、隆年间被列为后七子之一的谢榛，也对诗歌用韵多有要求。《四溟诗话》卷三曾有“作诗宜择韵审音，勿以为末节而不详考”的说法，属于典型的格调派言说。继格调派之后登上诗坛的袁枚，不仅要推倒格调派树立的规范，还要悉数破除传统诗学的准则。这就使他的诗学整体上给人以否定一切诗派的印象。铃木虎雄即已注意到这一点，在《中国诗论史》中专立“随园对诸派的攻击”一节，论述袁枚“对于其他传承诸派皆加以排斥”的情形，列举袁枚所攻击的敌手有格调派、神韵派、温和格调派、典故派、声调派，顺便提到的还有矢口派。[78]现在看来，后三派严格地说都不能称为诗派，只是某种写作倾向。要谈论袁枚对前人诗学的“破”，还是按问题的性质来列论比较清楚。 三 破而不立的诗论 梳理袁枚的诗论，总让我感受到一股强烈的批判精神，贯注在其诗学的所有层面中。他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破字当头，并且破而不立。 首先，在美学层面上，袁枚诗学的基本倾向便是颠覆传统的审美理想，抛弃传统诗学的旧有观念。其矛头所及，“格调”首当其冲。《随园诗话》卷十六针对格调说带来的负面影响，曾感叹：“自格律严而境界狭矣，议论多而性情漓矣。”此言很可能是受到汪楫之说的影响。《随园诗话》卷三提到：“汪舟次先生作《周栎园诗序》，日：《赖古堂集》欲小试神通，加以气格，未必不可以怖作者；但添出一分气格，定减去一分性情，于方寸中，终不愉快。”[79]所谓格律、所谓气格，都是格调诗学的核心观念，在此被视为性情的克星，成为妨害性情抒发的障碍。值得注意的是，“格调”在格调派那里本来并不是一个中性的词，而是特指某一种格调，但在袁枚笔下，却变换成普遍意义上的格调。在《瓯北诗钞序》中，袁枚提到：“或惜耘菘诗虽工，不合唐格，余尤谓不然。夫诗宁有定格哉？《国风》之格，不同乎《雅》、《颂》；皋禹之歌，不同乎《三百篇》；汉、魏、六朝之诗，不同乎三唐。谈格者，将奚从？善乎杨诚斋之言曰：‘格调是空间架，钝根人最易藉口。’周栎园之言日：‘吾非不能为何、李格调以悦世也，但多一分格调者，必损一分性情，故不为也。”’[80]这里的“格调”虽系引证周亮工之说，但已转变成一般意义上的格调，它既与性情不相容，自然就意味着它作为主流审美趣味的固有价值已被彻底否定。 其次是诗教。在清初诗学的理论建构中，诗教曾被用以奠定诗学的伦理基础，成为诗家热衷于阐释和发挥的话题。[81]但到袁枚手中，诗教的“温柔”和“敦厚”却分别被褫解其神圣性。[82]关于温柔，《随园诗话》从含蓄的角度立论，说：“老学究论诗，必有一副门面语。作文章，必曰有关系；论诗学，必曰须含蓄。此店铺招牌，无关货之美恶。《三百篇》中有关系者，‘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是也。有无关系者，‘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是也。有含蓄者，‘棘心天天，母氏劬劳’是也。有说尽者，‘投畀豺虎’、‘投畀有吴’是也。”[83]这段议论的潜在批评对象应该是沈德潜，类似的意思也见于《答沈大宗伯论诗书》中：“至所云诗贵温柔，不可说尽，又必关系人伦日用。此数语犹褒衣大祒气象，仆口不敢非先生，而心不敢是先生。何也？孔子之言，戴经不足据也，惟《论语》为足据。子曰：‘可以兴，可以群’，此指含蓄者言之，如《柏舟》、《中谷》是也。曰‘可以观，可以怨’，是指说尽者言之，如‘艳妻煽方处’、‘投畀豺虎’之类是也。曰‘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此诗之有关系者也。曰‘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此诗之无关系者也。仆读诗常折衷于孔子，故持论不得不小异于先生，计必不以为僭。”[84]至于敦厚，袁枚也一反崇厚鄙薄的传统观念，说：“今人论诗，动言贵厚而贱薄，此亦耳食之言。不知宜厚宜薄，惟以妙为主。以两物论，狐貉贵厚，鲛蛸贵薄。以一物论，刀背贵厚，刀锋贵薄。安见厚者定贵，薄者定贱耶？古人之诗，少陵似厚，太白似薄；义山似厚，飞卿似薄：俱为名家。”[85]后来朱庭珍颇不认同此言，驳之曰：“不知诗非物比，以厚为贵，绝无贵薄之理。不惟少陵、玉溪诗厚，太白、飞卿其诗亦厚，自来诗家，无以薄传者。”[86]他没注意到，袁枚其实并非专以薄为贵，他只不过要抹去厚薄固有的价值色彩而已，“宜厚宜薄，惟以妙为主”才是核心所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