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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枚性灵诗学的解构倾向(7)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文学评论》2013年第2期 蒋寅 参加讨论

    这么说来,所谓天分,所谓诗才,归根到底就是一种诗的悟性,近似于严羽的“妙悟”,而更具自足性。有了这种诗性,做诗便不待外求:“但肯寻诗便有诗,灵犀一点是吾师。夕阳芳草寻常物,解用都为绝妙词。”[75]在这个意义上,称袁枚为彻底的写意论者也未尝不可,他的创作纯粹是一种师心自用的主观表现方式,不待外求景物的奇致伟观;在理论上则将诗歌的技术内涵都内化为天分的问题,从而导致对外在规范的轻视。事实上,性灵派与格调派诗学最鲜明的差异,就是破与立的相反路径。判断一个诗人的倾向是性灵派或是格调派,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他是破还是立。凡论诗教人应该如何如何的大多是格调派,而皆言不须如何如何的便常是性灵派。举例来说,宋代理学家邵雍《击壤集》自序说:“所作不限声律,不沿爱恶,不立固必,不希名誉。”[76]这就是性灵派的话语。又如杨慎《丹铅杂录》卷二“音韵之原”条云:“大凡作古文赋颂,当用吴才老古韵;作近代诗词,当用沈约韵。近世有倔强好异者,既不用古韵,又不屑用今韵,惟取口吻之便,乡音之叶,而著之诗焉,良为后人一笑刺尔。”[77]这里教人当如何如何用韵,正是格调派的话语。嘉、隆年间被列为后七子之一的谢榛,也对诗歌用韵多有要求。《四溟诗话》卷三曾有“作诗宜择韵审音,勿以为末节而不详考”的说法,属于典型的格调派言说。继格调派之后登上诗坛的袁枚,不仅要推倒格调派树立的规范,还要悉数破除传统诗学的准则。这就使他的诗学整体上给人以否定一切诗派的印象。铃木虎雄即已注意到这一点,在《中国诗论史》中专立“随园对诸派的攻击”一节,论述袁枚“对于其他传承诸派皆加以排斥”的情形,列举袁枚所攻击的敌手有格调派、神韵派、温和格调派、典故派、声调派,顺便提到的还有矢口派。[78]现在看来,后三派严格地说都不能称为诗派,只是某种写作倾向。要谈论袁枚对前人诗学的“破”,还是按问题的性质来列论比较清楚。
    三  破而不立的诗论
    梳理袁枚的诗论,总让我感受到一股强烈的批判精神,贯注在其诗学的所有层面中。他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破字当头,并且破而不立。
    首先,在美学层面上,袁枚诗学的基本倾向便是颠覆传统的审美理想,抛弃传统诗学的旧有观念。其矛头所及,“格调”首当其冲。《随园诗话》卷十六针对格调说带来的负面影响,曾感叹:“自格律严而境界狭矣,议论多而性情漓矣。”此言很可能是受到汪楫之说的影响。《随园诗话》卷三提到:“汪舟次先生作《周栎园诗序》,日:《赖古堂集》欲小试神通,加以气格,未必不可以怖作者;但添出一分气格,定减去一分性情,于方寸中,终不愉快。”[79]所谓格律、所谓气格,都是格调诗学的核心观念,在此被视为性情的克星,成为妨害性情抒发的障碍。值得注意的是,“格调”在格调派那里本来并不是一个中性的词,而是特指某一种格调,但在袁枚笔下,却变换成普遍意义上的格调。在《瓯北诗钞序》中,袁枚提到:“或惜耘菘诗虽工,不合唐格,余尤谓不然。夫诗宁有定格哉?《国风》之格,不同乎《雅》、《颂》;皋禹之歌,不同乎《三百篇》;汉、魏、六朝之诗,不同乎三唐。谈格者,将奚从?善乎杨诚斋之言曰:‘格调是空间架,钝根人最易藉口。’周栎园之言日:‘吾非不能为何、李格调以悦世也,但多一分格调者,必损一分性情,故不为也。”’[80]这里的“格调”虽系引证周亮工之说,但已转变成一般意义上的格调,它既与性情不相容,自然就意味着它作为主流审美趣味的固有价值已被彻底否定。
    其次是诗教。在清初诗学的理论建构中,诗教曾被用以奠定诗学的伦理基础,成为诗家热衷于阐释和发挥的话题。[81]但到袁枚手中,诗教的“温柔”和“敦厚”却分别被褫解其神圣性。[82]关于温柔,《随园诗话》从含蓄的角度立论,说:“老学究论诗,必有一副门面语。作文章,必曰有关系;论诗学,必曰须含蓄。此店铺招牌,无关货之美恶。《三百篇》中有关系者,‘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是也。有无关系者,‘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是也。有含蓄者,‘棘心天天,母氏劬劳’是也。有说尽者,‘投畀豺虎’、‘投畀有吴’是也。”[83]这段议论的潜在批评对象应该是沈德潜,类似的意思也见于《答沈大宗伯论诗书》中:“至所云诗贵温柔,不可说尽,又必关系人伦日用。此数语犹褒衣大祒气象,仆口不敢非先生,而心不敢是先生。何也?孔子之言,戴经不足据也,惟《论语》为足据。子曰:‘可以兴,可以群’,此指含蓄者言之,如《柏舟》、《中谷》是也。曰‘可以观,可以怨’,是指说尽者言之,如‘艳妻煽方处’、‘投畀豺虎’之类是也。曰‘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此诗之有关系者也。曰‘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此诗之无关系者也。仆读诗常折衷于孔子,故持论不得不小异于先生,计必不以为僭。”[84]至于敦厚,袁枚也一反崇厚鄙薄的传统观念,说:“今人论诗,动言贵厚而贱薄,此亦耳食之言。不知宜厚宜薄,惟以妙为主。以两物论,狐貉贵厚,鲛蛸贵薄。以一物论,刀背贵厚,刀锋贵薄。安见厚者定贵,薄者定贱耶?古人之诗,少陵似厚,太白似薄;义山似厚,飞卿似薄:俱为名家。”[85]后来朱庭珍颇不认同此言,驳之曰:“不知诗非物比,以厚为贵,绝无贵薄之理。不惟少陵、玉溪诗厚,太白、飞卿其诗亦厚,自来诗家,无以薄传者。”[86]他没注意到,袁枚其实并非专以薄为贵,他只不过要抹去厚薄固有的价值色彩而已,“宜厚宜薄,惟以妙为主”才是核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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