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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性灵”说的解构倾向及其理路 由于袁枚诗论随处折射着前代诗说的回响，很容易被视为杂糅各种诗说的折中和混合体。前辈学者常有这种看法，如朱东润说“他接受以前一切诗论，同时又破除以前一切诗论，这是他性灵说所以能组成系统的主要原因”（《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郭绍虞说他的诗论“四面八方处处顾到，却是无懈可击”[55]。钱钟书论袁枚诗不可以朝代分的主张，觉得他时而认为唐诗较宋诗佳，时而又持相反的立场，略显矛盾[56]。这些结论对今人理解袁枚诗学的主导倾向产生一定影响[57]。其实，袁枚并不是没有自己的趣味和标准，他的楷模是白居易、杨万里。但这两位诗人在当时是提不上台面的，他既不能拿白居易来压倒李、杜，也无法让杨万里凌驾于苏、黄之上，于是他只有采取将前代偶像全部推倒、将唐宋扯平的策略，这样他就可以顺理成章、理直气壮地拈出他心爱的香山、诚斋二公了。 其实，类似袁枚“《三百篇》半是劳人思妇率意言情之事，谁为之格，谁为之律？而今之谈格调者，能出其范围否”的说法，在元代已被元好问所修正。其《陶然集诗序》首先举《诗经》“匪我愆期，子无良媒”、“自伯之东，首如飞蓬”、“爱而不见，搔首踟蹰”、“既见复关，载笑载言”等句，‘以为虽系“小夫贱妇满心而发，肆口而成”，但“见取于采诗之官，而圣人删诗，亦不敢尽废；后世虽传之师，本之经，真积力久而不能至焉”。为什么古今作诗难易如此不侔呢？“盖秦以前，民俗醇厚，去先王之泽未远。质胜则野，故肆口成文，不害为合理。使今世小夫贱妇，满心而发，肆口而成，适足以污简牍，尚可辱采诗官之求取邪？”这是说，古今作诗难易所以不同，民俗醇漓之别固然是重要原因，但归根结底还在于有无规范的限制。古人作诗无定规，文成法立，自然高妙。后人创作，首先便面临一系列规范，而这种规范在不同时代又表现为不同的艺术意志： 故文字以来，《诗》为难；魏、晋以来，复古为难；唐以来，合规矩准绳尤难。夫因事以陈辞，辞不迫切而意独至，初不为难。后世以不得不难为难耳！古律、歌行、篇章、操引、吟咏、讴谣、词调、怨叹，诗之目既广；而诗评、诗品、诗说、诗式，亦不可胜读。大概以脱弃凡近，澡雪尘翳，驱驾声势，破碎阵敌，囚锁怪变，轩豁幽秘，笼络今古，移夺造化为工，钝滞僻涩，浅露浮躁，狂纵淫靡，诡诞琐碎，陈腐为病。[58] 为了使自己的趣味更加合理化，袁枚干脆取消了对以往诗歌史的价值评判：古今历代之诗只有相对的差异，而没有绝对的高下之分。他曾在《与沈大宗伯论诗书》里亮出这一观点： 尝谓诗有工拙，而无古今。自葛天氏之歌至今日，皆有工有拙，未必古人皆工，今人皆拙。即《三百篇》中，颇有未工不必学者，不徒汉、晋、唐、宋也。今人诗有极工极宜学者，亦不徒汉、晋、唐、宋也。然格律莫备于古，学者宗师，自有渊源。至于性情遭际，人人有我在焉，不可貌古人而袭之，畏古人而拘之也。”[59] 取消诗史认知中的价值判断，就等于推倒历来形成的经典体系。这不只是对传统诗史评价系统的彻底解构，同时也意味着对一切艺术规范的放逐。他晚年的议论尤其显示出这种倾向： 孔子论诗，但云兴、观、群、怨，又云温柔敦厚，足矣！孟子论诗，但云以意逆志，又云言近而指远，足矣！不料今之诗流，有三病焉：其一填书塞典，满纸死气，自矜淹博；其一全无蕴藉，矢口而道，自夸真率；近又有讲声调而圈平点仄以为谱者，戒蜂腰、鹤膝、叠韵、双声以为严者，栩栩然矜独得之秘。不知少陵所谓“老去渐于诗律细”，其何以谓之律，何以谓之细，少陵不言。元微之云：“欲得人人服，须教面面全。”其作何全法，微之亦不言。盖诗境甚宽，诗情甚活，总在乎好学深思，心知其意，以不失孔、孟论诗之旨而已。必欲繁其例，狭其径，苛其条规，桎梏其性灵，使无生人之乐，不已慎乎！唐齐已有《风骚旨格》，宋吴潜溪有《诗眼》，皆非大家真知诗者。[6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