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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毕光明，武汉大学文学院，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新移民文学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这在文学史写作实践中早有尝试，如倪立秋在《新移民小说研究》里所提到的，“1999年，陈思和出版令学术界耳目一新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该书第二十一章‘新的写作空间的拓展’中的第三节‘中外文化撞击的空间’就以海外新移民作家及其创作为研究对象，率先将严歌苓、高行健、虹影、査建英、刘索拉、严力等新移民作家的海外题材创作纳入研究视野，陈思和教授也是中国本土学术界最早将新移民文学作家及其作品收入当代文学史的学者之一。”①照此看来，新移民小说是可以进入，事实上已写进了中国大陆学者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作为国别文学的组成部分的。但是近几年来，这一文学史处理方式遭到了大陆学者的质疑，最有代表性的是武汉大学陈国恩教授的意见。从2009年起，他先后发表了几篇论文讨论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学科定位问题，其中一篇的题目就是《海外华文文学不能进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在这篇观点鲜明的论文里，陈国恩先生就明确“质疑不加区分地把海外华文文学纳入中国现当代文学”，理由是海外华文文学入史“是一个牵涉到文学的民族身份认同和国别主体确定的问题”，如果随意把海外华裔作家的创作纳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可能会引发国家间的政治和文化冲突”，因此“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可以研究它，但不能用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来包含它，因为它无论是国家主体认同和具体的思想情感，都超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范围”②。陈国恩先生的质疑的确有道理，他从期冀世界华文文学(此处看作与海外华文文学同义)研究成为独立的学科这一学术愿望出发，提出为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划定边界，不仅符合他个人学术设定里的学科建构逻辑，也顺应了正在走向成熟的世界华文文学学科期待确认的学术规范。然而，由于海外华文文学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它所包含的文学写作地域、作家群体及其创作成果、文学现象等具有多样性，它们各自处于不同的历史生成过程中，不仅不同形，也并不完全同质，因此，不用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来包涵海外华文文学，并不等于海外华文文学之中或一历史时间上的或一类文学，不可以被纳入中国现当代文学进行研究，何况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目的并不只是如陈国恩先生所说是要“在华文文学里发现移居海外的中国人处理中西文化冲突时的独特经验”③。正如不能不加区分地把海外华文文学纳入中国现当代文学，我们也不能不加区分地将海外华文文学全部拒之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门外。最近二三十年来作为中国大陆新时期文学在海外的延伸的“新移民小说”，就属于这种情况，由于它同中国当代文学的粘连性远远高于它作为海外写作的独立性，在海外华文文学世界里堪称独特的一支，因此将其纳入中国当代文学进行研究更有利于发掘它的文化与艺术价值，更有利于发挥它的社会与审美作用。略加考察，就不难寻找到新移民小说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依据。 一、新移民作家的特殊身份与入史的合法性 这里所说的新移民作家，特指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通过留学、打工、经商和投资等各种管道，由中国大陆移居国外，用华文进行文学创作的作家。其中创作影响最大的是小说家，主要聚集于北美华文文坛，代表作家有严歌苓、张翎、苏炜、陈谦、陈河、沙石、张惠雯、王瑞芸、施雨、施玮、胡曼荻等。他们多半是大学毕业、文化人格定型后的年龄才出国，后来入外国籍，改变了政治身份。但是对于文学创作来说，真正起作用的主要不是政治身份，而是文化身份。对于新移民作家来说，因了两段式人生，前一段所形成的文化身份在短期内难以改变，这样的双重身份使得他们在从事文学创作时，自我认同的是文化身份的中国性。尽管他们的创作，在题材上已突破了中国性，亦即所描写的生活已经由中国扩展到外国，或是叙写中国人入籍外国后在居住国的生活，或者以外国人作为小说的主人公，然而，这类小说通过叙述立场和叙述风格表现出来的文化价值取向，仍然是中国的而非西方的。更不用说新移民小说的多数作品是以作者所经历或了解到的国内生活为创作素材，真正在题材内容上带有跨国性(如沙石的《情徒——一个中国人的美国故事》)的，比起纪实性的散文要少得多。作家的特殊身份，赋予了域外写作的中国文化特性。这样的创作，与中国当代文学的作品相比，并不带有多强的异质性，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加以研究，没有什么不合适。 新移民作家并不因国籍与政治身份的改变而祛除他们文学创作的中国性，与国际环境的改变也有关系。后冷战时代中国加入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西方国家由不同的社会模式所决定的社会发展上的差距，吸引了一大批有出国能力的文化人趋居于西方发达国家，因之出现华文文学人口分布的变动，在中国以外的国家与地区，出现越来越多的华文文学生产作坊，和越来越多的华文文学消费者。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带来的一个重大的历史性变化是，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对垒不再白热化，中国在引进西方的技术及经济发展方式时，不再公开批判西方的意识形态，这无疑给文学写作创造了宽松的文化环境。这样的政治文化环境，淡化了文学写作和研究的政治对抗色彩，对于放弃了中国国籍，成为外国的公民，在西方从事写作的新移民作家，不必担心在写作高度自由的西方国家进行写作会触碰母国的禁忌，他们的作品在隐含的政治话语上与中国当代文学并无扞格。因此，他们的事实上的中国写作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具有合法性。中国当代文学将新移民作家的创作纳入中国文学版图加以考察，这些作家也不会反对，因为他们在国外目前还是文化寄居者，是中国文学的游牧民族，他们需要逐水草而居，而中国大陆的当代文学史才是他们的最好归宿。 二、“中国经验”与文学写作的心理预期 身居海外，做了异国公民的新移民小说家，绝大多数人的文学创作都与母国的个人、家族或社会的历史与现实生活无法割断联系。多年的中国大陆生活经验，使这些作家形成了文学想象的依赖性，因为任何作家创作的基调都来自他从生命最初到达的地方形成的世界感，就像莫言的创作依赖他的童年经验和故乡记忆一样。离开内心深处对世界的印象，作家笔下的生活与人生无有趣味可言，而趣味是文学的生命。虽说异域文化给予的震惊体验赋予他们文学写作中新的文化因素——观念的改变，但这种改变只能增加他们书写中国经验的热情和文化/人性剖析的力度。跟长居中国大陆的当代作家一样，个人或家族在当代中国历史中的命运，特别是灾难与不幸，也是新移民小说家反复书写的对象。给无数当代中国人带来命运打击的，莫过于现当代中国的社会动荡，主要是战争、政治运动或自然灾害。新移民小说家翘楚严歌苓在接连发表在大陆广受好评的小说之后，近年又出版了她写得最长的一部小说《陆犯焉识》。小说是一部时间跨度近百年的家族史，作家借这部小说探寻“祖父”的人生遭际和精神世界，将知识分子陆焉识放置在20世纪严苛的政治环境里，熔历史叙事与传奇的个人经历于一炉，通过个人命运与家庭成员的错位折射了时代的错位，使政治与人性得到了双重的透视。小说的成功显然得之于作家的创作意识里聚焦了个人与族群相统一的中国经验，此乃新移民小说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主要凭恃。 由题材内容和审美表现类型所决定，新移民作家创作的心理预期是由有共同生活史的读者即文化共同体内的成员来分享他们的审美表达经验，他们的创作只能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基础上谋求创新以获得大陆文坛的认可，以实现由边缘向中心的回归。20世纪的中国在人类族群生存与变迁史上具有独特性。在西方现代文明史的压力下，晚清以来的中国社会被迫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在这一抗拒传统惯性力量的艰难转型过程中，中国遭遇了外族的入侵和苏俄工农革命的强力影响，以1949年为界，中国大陆经历过两种不同社会形态，从观念出发的社会变革带来的成果是建立了世界上拥有人口最多的社会主义政体形式，无数个人和家族的命运于是成为历史主义演绎的试验品，社会的整体进步让民族文化与个体自然人付出了遭受宰制的代价。它所带来的社会环境的恶化和人性的扭曲，是人类文明图谱中的异象。凡在这一体制下生存过的作家，只要启动回忆机制，没有不产生表现这一文明异象的冲动。对于处身海外的新移民小说家来说，叙述大陆中国历史变迁下人的悲欢离合，命运沉浮，不能不考虑享有共同生活经验和历史反省意愿的大陆读者的期待视野，即他们在大陆生活和阅读大陆反思文学中形成的关于文学作品形式和内容的审美结构图式。就是说，海外新移民大陆历史生活和人的命运的小说，首先是写给中国大陆的读者、批评家和研究者看的。既然如此，这些小说家对自己的作品被纳入中国当代文学史，焉有不悦之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