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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革命和启蒙的合与分 到这里为止，本文一直是在对立意义上使用“启蒙”与“革命”、“启蒙知识分子”与“革命知识分子”这两个术语的。其实，这只是为了权且沿用建国后的惯例。这两个二十世纪出现频率最高的所谓“超级能指”的恩恩怨怨，实在有一个复杂的历史演变过程。 从晚清到“五四”，传统知识分子大致分化为新式的或具有革命倾向的，与旧式的、具有保守倾向的两种。具有革命倾向的知识分子同时也具有启蒙思想，他们革命的原因就在于接受了西方现代启蒙思想，崇尚民主、自由、个性解放。革命与启蒙本是同根生，但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输入和苏联革命的影响，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建立，革命知识分子发生了分化，一类信仰马克思主义且大多加入了共产党，可称为无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另一类则主张资产阶级革命，政治上倾向于国民党，可称为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其实都是革命党(孙中山和蒋介石都赞成革命)，两类知识分子也都是革命的。但随着国共两党的逐步分化、对抗以及共产党政权的确立，“革命”这个术语在大陆基本上变成了无产阶级革命(比如俄国苏维埃领导的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同义词，“革命知识分子”也逐渐变得专指无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而仍然坚持启蒙立场的知识分子则基本上被划入了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范畴，或者不够革命或者就是反革命。这样一来，在建国后的革命话语系统中，革命就和启蒙、革命知识分子与启蒙知识分子开始分道扬镳。 也就是说，由于受到“左”倾思潮的影响，无产阶级革命理论逐步走向激进化，也逐渐偏离了自由民主和个性解放的启蒙内涵，把后者当成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加以批判，并改变了对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态度，把他们从原先的联合对象、统战对象，一股脑儿打成“反革命分子”并实施无产阶级专政。(23)到了极“左”的“文革”时期，中国的革命理论更是完全走向了对启蒙的否定(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早已臭不可闻，民主或被看成是资产阶级的玩意，或被等同于群众专制)。在这个意义上，说“文革”是反启蒙的封建文化的大复辟不是没有道理。 人们一般只在形式意义上把革命理解为通过暴力进行的激进社会变革——常常涉及政权更替、道德重建、社会乃至人性重造。但这种形式上的激进变革如果从实质意义上加以分析，则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用一套真正现代的新制度和新价值取代旧制度和旧价值，以人民主权的国家取代君主专制的国家，以自由民主取代极权专制，以个性解放和个人主体性取代从属人格(这种革命甚至可以通过非暴力形式进行，比如东欧国家在1980年代末的和平革命)；另一种是在激进形式表象之下换汤不换药，甚至在“革命”名义下导致旧制度和旧习俗的大复辟(参见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古代中国的王朝更替和农民起义(陈胜吴广的“彼可取而代之”)就属于这种“革命”。 “五四”时期启蒙知识分子向往的那种革命就是以自由民主、人民主权和个性解放为核心的革命，它与启蒙原本就并不矛盾，它就是以启蒙为先导的(参见上文)。这个意义上的启蒙者与革命者的角色原本也不背离。启蒙和革命的目的都是反专制，争取民主自由和个性解放，以人民主权的国家取代君主专制的国家。但“文革”时期那种红卫兵造反式的所谓“革命”，恰恰是对民主自由、个人权利、人民主权的践踏，是对启蒙观念的背离，因此，只有这种败坏了的“革命”才是与启蒙为敌的，才是启蒙的对立面。 《北京有个金太阳》中张仲银狂热向往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违背了启蒙价值和理念的败坏的革命，这个革命的结果当然是除了闹剧般地把张仲银自己搞进监狱外一无所获。五人坪的农民们不但依旧愚昧，甚至更加愚昧。正因如此，《万里无云》中描写的五人坪虽然在新时期唱起了流行歌曲，但是骨子里依然故我——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被启蒙。这样，祈雨闹剧，作为一种典型的蒙昧迷信，上演于被反启蒙的“文革”式革命洗劫的五人坪，也就不必奇怪。王德威教授不明白这个道理，结果是把祈雨酿成的火灾惨剧(夺去两个花样男女孩童的生命)，归结为笼统的启蒙或革命之罪，以至于发出“多少代的孩子被革命行动、启蒙话语‘救’得面目全非?”的似是而非之问。(24) 无论是《北京有个金太阳》中的张仲银，《万里无云》中的张仲银，还是“文革”时期的知青，他们都不是启蒙意义上的革命者，也不是资产阶级革命意义上的革命者。他们钟情的所谓“革命事业”就是“文革”式群众专制，他们献身的教育事业也不是倡导民主自由理念的启蒙教育，而是为了培养“阶级斗争急先锋”。张仲银确实反复说五人坪的农民是“榆木脑袋”，但他想要做的与其说是“开发民智”(其实“开发民智”的意思不仅是识字画画，而且更重要的是进行现代公民教育)，不如说是号召他们起来搞“阶级斗争”。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张仲银的革命当然更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革命。马克思心目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对资产阶级革命的继承和超越，它发生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是自由民主等启蒙价值的更加彻底的实现。马克思从来没有简单否定资产阶级革命及其成果，更不简单否定自由民主的启蒙理想。他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根本特点，就是每个人的自由的彻底实现。当然，马克思并不认为资本主义是理想的社会制度，也不认为自由民主等价值已经在资本主义国家完全实现，这是他所以主张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因，但是这当然也不意味着马克思反对自由民主等价值理想。 但李锐似乎不能清理革命和启蒙的这些复杂关系，也不能区分两种不同意义上的革命。李锐显然把“文革”时期的红卫兵造反也都看成了革命，正如他把它们都看成了启蒙。进一步的结果就是把知青、红卫兵、张仲银之类“革命者”的悲剧，混同于一般革命者的悲剧，而忘记了其实还有另一种意义上的革命，即“五四”时期以自由民主、人民主权、个性解放为根本诉求的革命。 把张仲银(以及“文革”)的革命悲剧混同于“现代”“真理”“信仰”“启蒙”或者“现代性”的悲剧，表面看使得李锐的反思获得了超越性的普遍意义，实则是使这种反思最后走向神秘主义与虚无主义，或大而无当的反文明、反现代立场。这些都会导致一种貌似的深刻。把知青和红卫兵的理想主义的幻灭普遍化为整个现代性或现代启蒙理想的幻灭，源于作者不能对中国革命悲剧的特殊性进行具体分析，而是动辄上升到“启蒙悲剧”“文明悲剧”“现代悲剧”的所谓“高度”。 同样是在那篇《毁灭之痛》中，李锐谈道：自己最喜欢的小说是《无风之树》，而最喜欢的小说人物是张仲银。(25)关于张仲银和作者自己的关系，他坦言：“张仲银就是我。张仲银的时代就是我的时代。张仲银经历的所有激情、坎坷、献身和幻灭，就是我的经历。张仲银的精神史就是我的精神史。古人云，哀莫大于心死。不幸，我的张仲银经历了两次心死。……成就了他和埋葬了他的，都是他以为可以启蒙的大众。”(26) 这段话道出了张仲银和作者李锐本人(考虑到李锐的插队经历，因此也可以理解为与李锐年龄相仿的一代知青)的血脉联系。(27)张仲银这个形象大体上表现了作者对知青的理解，也融入了自己对知青的复杂感情。对这个形象，李锐的态度是非常矛盾的，既不乏揶揄和批评，也不乏同情，他塑造的张仲银可笑可悲也可叹甚至可爱(“毁灭之痛”这个标题就颇值得玩味)。 对知青和“文革”的反思与批判在李锐的小说和创作谈中比比皆是(正是因为这样才显示出问题的严重性)。李锐在不同的文章中多次指责“文革”经历者(当然也包括知青)不反省自己当年的信念和狂热，总自以为自己是单纯的受害者；但作者同时又一再把张仲银解释为“忘我献身的启蒙者”，一再为张仲银的孤独和不被理解一掬同情之泪。这一切导致了作者对张仲银这个人物——实际上也是对知青运动、对上山下乡，甚至对“文革”——的暧昧态度。这种暧昧态度甚至使得李锐的《北京有个金太阳》《万里无云》以及其他很多散文、随笔和创作谈等等，成为分裂的书写。请看下面这段话： 在我的故事里，在贫瘠苍凉的吕梁山上，自然和人之间千百年来的相互剥夺和相互赠予，给人生和历史留下了一幅近乎永恒的画面……如今，来启蒙的巨人们，带着他们的真理和信仰，带着他们的革命和暴力，带着他们的激情和冷酷，闯进这个千载悠悠的画面，以革命、进步和现代的名义，他们打破了什么?当他们的信仰在历史的风雨中剥蚀殆尽，最终随着漫漫黄土一起流失而去的时候，这个悲剧又留下了什么?我们可以期盼它终有一天会和千百年来所有逝去的生命一起，在一个非人所料的去处沉淀出一片广阔的沃土来吗?为了免于再次的幻灭，我宁可不信。 为了这遥远到目不可及的期盼，为了这不信，我写下了自己的悲剧，在苍凉的黄土高原上留下依稀而无人听到的歌哭。(28) 这里说的“来启蒙的巨人们”显然喻指当初满怀理想来“广阔天地”闹革命的知青，包括张仲银，也包括《无风之树》中的青年革命者苦根儿。(29)李锐的这段肺腑之言充满了明显的言说困难，它充分表明李锐的“文革”书写或知青书写是一次自我拆台的(既是理想又是悲剧)、分裂的书写。但这分裂又是似是而非的，因为李锐把反启蒙的中国式悲剧简单地当成启蒙悲剧加以祭奠，把热心“文革”的革命青年张仲银等同于一个热心传播知识和鼓吹自由民主的启蒙知识分子。这样一来，李锐当然也就不可能找到克服、治疗和超越张仲银革命病和革命悲剧的正确道路，陷入不可知论、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 注释： ①⑤⑥⑦⑧⑨(18)(25)(26)李锐：《北京有个金太阳》(初刊《收获》1993年第2期)，花城出版社2013年版，第2、5、8、8、21、26、192、189、189页。 ②这和在知识分子内部搞革命不同，后者恰恰要对自己的原有知识进行革命。实际上中国革命领袖们一直致力于处理的一个难题，就是如何让没有文化知识的农民接受革命教育积极参与革命。他们的方法是在形式上把革命理论通俗化、大众化，更重要的是在内容上要突出革命带来的物质利益，因为后者才是民间话语能够理解的。只有当革命理论转化为老百姓的生活哲学时，革命动员才是有效的。“打土豪分田地”就是革命理论通俗化、大众化的杰作。对老百姓而言，分田地是打土豪的动力，只有能够分到田地，打土豪才有吸引力。这个通俗化、大众化了的革命理论，或许就是西方革命理论的中国化吧。 ③“自豪”是1950—1970年代最常见的抒情词汇之一，是那个时代所形塑“情感结构”(威廉斯语)的——一个空洞的、被滥用的、也轻而易举产生认同奇效的词语。 ④《北京有个金太阳》，第5页。革命者与村民的这种隔阂在李锐的其他小说中也多有表现。比如在《古老峪》中，那个到偏僻古老峪宣读文件、鼓动革命的工作队员小李也是一位文化人。在小李给社员们念文件的时候，队长女儿深情地一直盯着他看，致使他以为对方是被自己宣扬的革命理论迷倒，可以当“古老峪的先进”；殊不知她的回答却是：“我啥也听不懂，我是看你念得好看。”原来如此!于是小李心里“不由得升起一阵悲哀来”。(李锐《厚土》，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6页) ⑩准确说是1990年代，因为小说中这样一句：“17年前已经没有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万里无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2页。 (11)(12)(13)(16)(28)李锐：《万里无云》，第50、53、63、150、193～194页。 (14)《万里无云》和李锐的其他小说一样充满了虚无主义思想。除了上面的细节，小说还写到五人坪的村民们完全不知道自己悲剧命运的原因，全部陷入宿命论、不可知论和虚无主义。村里的第一个共产党员、赵荞麦的父亲赵万觉得老师没有用，党员也没有用，“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共产党员，革了一辈子命，革得自己也快进坟地了还能有他妈的什么用呀，啊?不管你有多大的学问，要是叫你狗日的也住上八年的大狱，你能不能活着出来都难说，你照样也得像他一样，变成个人影子晃过来晃过去的啥事也没有干的。”“种庄稼的白了头，第一个共产党员白了头，最有学问的白了头，当老师的也白了头，全他X的白了头。”(《万里无云》，第17页)而这种虚无主义的根源之一，在于作者把“文革”式革命的悲剧混同于启蒙的悲剧，把知青的悲剧混同于启蒙者的悲剧，把对中国式现代性的反思混同于一般现代性反思，从而表现出对整个启蒙和现代性规划的悲观绝望。这点本文最后一部分还有更为详细的分析。 (15)《北京有个金太阳》，第120页。我们还可以提供一个注脚：张弦短篇小说《记忆》(《人民文学》1979年第3期)主人公秦慕平感叹：“革命发展到今天，怎么会出现‘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以致一张刊登领袖照片的报纸，也要视为圣物、顶礼膜拜的这种只有封建社会才有的怪事呢?” (17)“文革”时期有一部阿尔巴尼亚电影叫《创伤》，塑造了一个孤独无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诗人形象，他不能融入劳动大众，一天到晚只会吟诵“快乐的小松树啊，大雪染白了你的睫毛”此类文绉绉的诗句，影片对他极尽讽刺挖苦。 (19)这种隔阂和孤独在崇尚启蒙的八十年代被表述为“文明和野蛮的冲突”，古华小说《爬满青藤的木屋》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之一。 (20)(21)(22)(24)王德威：《吕梁山色有无间》，《北京有个金太阳》，第222、222、224、226页。 (23)方之的获奖短篇小说《内奸》(《北京文艺》1979年第3期)就是表现这个主题的。 (27)李锐1969年1月到山西的吕梁山插队，一共在那里待了6年。 (29)王德威早就看到了这点：“他的造型在让我们想起《无风之树》中的苦根儿，他们是亢奋的理想主义者，不自觉的‘少年法西斯’。但李锐对张仲银怀有深情，想必在这个角色里，看出他同代人(以及他自己?)的虚荣与挫折、天真与毁灭。”参见王德威《吕梁山色有无间》，《北京有个金太阳》，第224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