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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张仲银的孤独是启蒙者的悲剧吗? 如上所述，张仲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非常罕见的知识分子形象，他既不是典型的革命知识分子(如《青春之歌》中的卢嘉川)，也不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启蒙知识分子(如《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更不是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化为革命知识分子的典型(如《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 从情感角度划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革命知识分子(特指无产阶级的革命知识分子，下同)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根本区别之一，是前者有知识但并不孤独。至少在真正成为革命者的那一刻，他已化身群众，与劳动阶级打成一片，彻底融入了集体主义，因此是不存在孤独的。孤独以及自以为是的骄傲(不同于革命知识分子的自豪)，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情感，是革命者必须加以彻底铲除的幼稚病，铲除之后方能成为革命知识分子(林道静等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长为革命知识分子乃至革命英雄的道路，就是这方面的典型)。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孤独、孤芳自赏，根本缘于他还不革命或者还不够革命，因此瞧不起人民群众，不能融入革命洪流，把“小我”变成“大我”。(17)一旦革命了，这个原先孤独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也就不再孤独了。他的“小我”升华为“大我”，和“人民大众”打成一片了，还怎么可能孤独呢? 但张仲银的情况却有些特殊。正如前面所分析的，他有文化，是村里唯一一个大学生、中学教师，当然属于知识分子。同时他又积极革命，满嘴毛主席诗词，口口声声要在五人坪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典型的革命知识分子。但与文学史上革命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不同，张仲银这个村里唯一的文化人却既革命又孤独，既豪情满怀又寂寞难耐。“自豪又孤独”是他到了五人坪后最强烈的双重感受。 显然，不能把张仲银和乡亲们的隔阂简单理解为农民和文化人的隔阂，理解为农民没有文化。值得注意的是，张仲银每次发出“都没有文化，没有共同语言”的感叹都是在他的革命宣传失败之时，而不是传授知识遇阻的时候。这是颇堪玩味的，因为这些农民虽然没有文化却极度尊重和崇拜文化人(他们为了挽留他不惜拿出最最珍贵的鸡蛋和面粉)。也就是说，张仲银的孤独与其说是因为他的知识，还不如说是因为他的革命。越革命越孤独。村民们欣赏他的文化知识和艺术修养，但对他的革命理想和革命行为却始终不能理解，遑论积极响应。于是，由于革命和群众的隔阂，革命知识分子也有了孤独问题。 那么，张仲银的孤独是源于启蒙吗?张仲银的孤独是启蒙知识分子的孤独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首先回答：到底什么是启蒙?张仲银是不是启蒙者?由于作者李锐自己和不少评论家都认定《万里无云》表现的就是启蒙和启蒙者的悲剧，张仲银的孤独就是启蒙者的孤独，因此，这个问题应该在这里重点加以讨论。 李锐的一篇题为《毁灭之痛》的文章提供了他自己对于张仲银形象的解释。李锐说：“《无风之树》写的是巨人和矮人之间发生的悲剧，《万里无云》写的是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之间的悲剧。带着知识和真理来到穷乡僻壤的小学教师张仲银，是一个忘我献身的启蒙者，那只金光闪闪的铃铛在地老天荒之中发出的是真理的召唤。可神圣最终导致的是彻底的悲剧。这样的故事和悲剧不止发生在中国，不止发生在以前，它们在人类历史中一次又一次地上演，它们就发生在此时此刻，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张仲银是以古往今来一切读书人的身份自居的人，是一个古往今来的启蒙者。”(18) 可见，李锐明确把张仲银定位为“神圣真理”(作者没有对“神圣真理”这个术语做具体界定)的“启蒙者”，把张仲银的悲剧看作一个启蒙者的悲剧，甚至是“一个古往今来的启蒙者”的悲剧，“一切读书人”的悲剧。他的失败源于群众的愚昧无知。同时，由于张仲银还是“文革”的热心鼓吹者，李锐实际上也把“文革”悲剧“提升”为启蒙悲剧。这貌似提升了小说主题的哲学高度和普遍意义，实际上却失去了对具体中国问题的判断力。 我以为，李锐创作的张仲银形象是深刻而有丰富含义的，但他对于这个形象的上述解释却是似是而非的。他并不了解自己创造的这个形象。这里面的根本原因在于：他把狂热、盲目地投身“文化大革命”的张仲银当作了启蒙知识分子，把“文革”时期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当成了启蒙“真理”，最后则是合乎逻辑地把“文化大革命”的悲剧、把“文化大革命”的积极响应者(包括张仲银，也包括类似张仲银的一代知青)的悲剧，当成了启蒙和启蒙者的悲剧。 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中，启蒙知识分子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两者基本上是重合的。启蒙知识分子的标志是受到现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影响，崇尚民主、自由、个性解放、人民主权等文化价值与政治理念。在现代中国作家的笔下，这些人常常与大众之间存在深刻隔阂，不能得到大众的理解，因此是孤独的。(19)但张仲银显然不是启蒙知识分子，他的孤独不但不是因为他的知识，更不是因为他怀抱什么启蒙理想而不能实现。无论是在《北京有个金太阳》中，还是在《万里无云》中，张仲银都没有表现出任何自由、民主、个性解放的思想意识，也不是因为这些思想意识得不到村民和学生的理解而感到孤独(参见上文)。 李锐创造了张仲银，却不理解张仲银。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文学理论问题。 遗憾的是，这个似是而非的“启蒙者悲剧”说被很多人重复，以至于批评界一致把张仲银的悲剧理解为启蒙者的悲剧，把这部小说的主题理解为对启蒙(现代性)的批判反思。比如王德威说：“《万里无云》最值得注意的，是李锐对于启蒙理念及教育方法的省思”(20)，“‘启蒙’(enlightenment)是中国现代化的要项之一：自清末以来，开发民智一直是革命论述的重点，而以普及教育为首要之务。”(21)在这里，“启蒙”、“革命”、“现代化”以及“普及教育”这几个现代性的关键词连成一串，它们在王德威的笔下即使不是同义的，至少也是同类的。至于它们在中国现代史语境中发生的微妙语义变化则被忽视。更有进者，王德威一方面指出了张仲银与毛泽东之间的精神联系(他说“张仲银独白的部分大量援引毛泽东诗词，革命口号及政党文学，他俨然成了‘毛语’的传声筒”)；另一方面却又把他联系于“五四”以降通过教育与知识救国的启蒙话语系谱和启蒙者形象(从鲁迅到叶绍钧)，仿佛张仲银的悲剧就是鲁迅等的悲剧。(22) 不得不指出，这种解读是对《北京有个金太阳》《万里无云》所塑造的张仲银形象的严重误读。张仲银怎么可能是一个“五四”反封建式的启蒙者?他的那套拷贝了毛语录的所谓“革命”理论，与以民主、自由和个人解放为诉求的启蒙话语有什么联系?这里关键的问题是：不能因为张仲银有知识有文化从事教育鼓吹革命，就认定他是启蒙者，“启蒙”这个词除了有传授知识和普及教育之外，更有一层内涵是秉持自由民主、个性解放的文化价值和政治理念，而张仲银信奉的恰恰是反自由、民主和个性解放的“文革”版革命理论，他的那点文化全部被用来传达中央文件和毛主席指示，写大字报，从来没有向乡亲们或学生们灌输过一丁点儿自由、民主和个性解放的思想。的确，同样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在很长一段时间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自由民主和个性解放思想，但“文革”时期的革命理论却完全走向了自由民主和个性解放的反面，越来越回归到中国式的封建专制文化。“五四”反封建的启蒙者，无论是鲁迅还是叶绍钧或他们笔下的知识分子，以及柔石笔下的萧涧秋，都是信奉民主自由和个性解放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张仲银不是。一个狂热的革命分子高喊着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到了一个穷乡僻壤不择手段地发动群众搞革命，批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和“启蒙”挨得上边吗? 当然，张仲银的知识结构中除了意识形态话语、毛泽东诗词(也是意识形态话语的一部分)，还有传统诗词。举一个知识上的小例子，张仲银知道司马迁和陆游。但他知道的司马迁只是毛泽东文章中“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司马迁，他不了解像他一样困厄过但最终奋发独自撰史并在史书中“粪土万户侯”的司马迁。所以，张仲银喝大了的时候想到的“重于泰山”的死，自然是“人民勤务员张思德”的死，而非司马迁的死，更不可能是遇罗克、张志新等民主人士的死。 实际上，如果我们从现代性反思的角度解读《万里无云》《北京有个金太阳》中的张仲银形象，那么，他的悲剧只能说是在中国非常具体特殊的语境中发生的现代性悲剧，是违背了启蒙承诺的那个所谓的“反现代的现代性”(姑且借用汪晖的术语)的悲剧，而不是什么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性悲剧，更不是启蒙现代性的悲剧。如果把“文革”悲剧泛化为现代性的悲剧，把张仲银的悲剧泛化为启蒙者的悲剧，那么其结论必然是：启蒙和现代性本身导致了张仲银及其置身的五人坪的悲剧。这样的思考路径不仅不能诊断和解决中国具体的现代性问题，而且必然导致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既然现代性本身不可救药，那么，除了倒退到前现代(这个出路显然被李锐否定)，剩下的就只能是绝望和悲叹。而如果张仲银的悲剧不是什么启蒙者的悲剧，更不是现代性的悲剧，而恰恰是违背了启蒙的中国式“现代性”的悲剧(李锐的小说客观上写出了这点，但李锐自己却并没有意识到这点而且误解了这点)，那么，为了避免张仲银式的悲剧(同时也是中国式的所谓“反现代的现代性”的悲剧)的再次发生，就只能进一步地启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