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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梁启超幼年至少年时期的主要经历中可以了解其语言习得、运用情况和特点。梁启超幼年在家乡新会师从多位老师受学，使用的当然是属于粤方言的新会话。其后多年梁启超也主要在广州等粤方言区内学习和生活。也就是说，梁启超二十四岁以前所使用的语言，基本上是新会话，只有应试、离开广东等特殊情况下才可能使用官话（普通话）。如此长时期、如此固定的粤语语言环境对于梁启超的思维方式、语言运用、文学创作及其他著述都必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甚至产生决定性的作用。 作为一名地地道道的广东新会人，梁启超并不仅仅在小说戏曲创作中使用粤语，在《少年中国说》、《中国积弱溯源论》、《新民说》等文章中也可以看出一些粤语痕迹。但需要分辨的是，由于文体形式的不同，接受对象的差异，在传统观念中属于雅正文学的诗文类作品中使用粤语的情况并不突出，学术类著述也大致如此。只有在最具有俚俗色彩、民间性质的小说和戏曲中，梁启超才如此充分地运用粤语，并形成了奇异独特的语言风格，也造就了新异特殊的文体形态。这反映了梁启超清晰的文体意识、文学观念、准确的语言把握能力和出色的语言运用水平。 这种现象实际上反映了梁启超相当明确的粤方言和广东文学地理学、地域文化学意识。他在作于1902 年的长篇论文《中国地理大势论》中指出：“粤人者，中国民族中最有特性者也。其言语异，其习尚异。其握大江之下流而吸其菁华也，与北部之燕京，中部之金陵，同一形胜，而支流之纷错过之。其两面环海，海岸线与幅员比较，其长率为各省之冠。其与海外各国交通，为欧罗巴、阿美利加、澳大利亚三洲之孔道。五岭亘其北，以界于中原。故广东包广西而以自捍，亦政治上一独立区域也。”[67]又指出：“广东自秦、汉以来，即号称一大都会，而其民族与他地绝异，言语异，风习异，性质异，故其人颇有独立之想，有进取之志；两面濒海，为五洲交通孔道，故稍习于外事。虽然，其以私人资格与外人交涉太多，其黠劣者，或不免媚外倚赖之性。”[68]梁启超在小说戏曲中运用粤语，就是这种乡邦情愫和近代文化意识的一种具体反映或表现形式。正是通过小说戏曲中有时有意为之、有时无意流露的粤语现象，可以窥见梁启超当时思想与创作的某些隐秘而重要的侧面。他对于当时方兴未艾的俗语文学语言的尝试与突破、对于创新文体形态所进行的探索与建构以及其中包含的地域文化意识和文学理论观念，通过这些小说戏曲作品也得到了相当充分的表现。 从文体构成因素和文体形态特征的角度来看，梁启超的小说戏曲创作是以变革求异、破体创新为主要特征的。这种文体意识和创作追求不仅符合梁启超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海外到 20 世纪初10 年左右的主导思想倾向，而且反映了近代以来包括小说戏曲在内的众多文体的总体变革和发展趋势。他对于小说戏曲文体的探索尝试、创新变革，最集中地体现在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和广东班本《班定远平西域》中。 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卷首《叙言》中说过：“此编今初成两三回，一覆读之，似说部非说部，似裨史非裨史，似论著非论著，不知成何种文体，自顾良自失笑。虽然，既欲发表政见，商榷国计，则其体自不能不与寻常说部稍殊。编中往往多载法律、章程、演说、论文等，连编累牍，毫无趣味，知无以厌读者之望矣。愿以报中他种之有滋味者偿之。其有不喜政谈者，则以兹覆瓶可也。”[69]这虽然是许多传统小说中并不鲜见的客气话，但还是道出了有意识地对于传统小说文体的明显突破，而且其中未始没有自矜的味道。假如从叙事策略、情节设计、人物形象、语言风格、审美情趣等角度看待或要求这部小说，那一定是完全令人失望的，或者说作品的实际情况与这些标准完全是枘凿不合的。从另一角度看，则可以认为是梁启超为了表达政治见解、传达思想观念、启蒙宣传鼓动而主动放弃了对一般意义上的小说文体的经营，而将主要精力花费在了小说之外。这也可以说是梁启超有意识地突破小说的文体规范或习惯，而别出心裁地经营着另一种更接近政论文、论辩体的“小说”文体。当然也可以视之为近代小说创作观念显著变化、文体形态发生重大突破的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反映了相当一部分近代小说文体形态发生的趋势性变化。 广东班本《班定远平西域》同样具有求异创新、尝试突破的形式特征。如上文所述，第三幕《平虏》中出现的粤语、日语和英语杂糅的奇异的语言片段和文本片段，第五幕《军谈》中出现的长段纯粹粤语对白所形成的鲜明的方言色彩，从文体形态来看，已经可以认为是个人创造、地域意识、时代特征、外国语境等因素共同促成的近代文体观念、戏曲文体形态的新变与突破。不仅如此，《班定远平西域》的文体创新与趋时还突出表现在民间俗曲的运用、特别是时人创作新诗的运用上。第五幕《军谈》中，班超军中两名军士说道：“（甲）啱，啱。前几日我得闲，做得一只《龙舟歌》，等我唱你听吓呀。（乙）好极，好极。你唱咯，我打板。”[70]接着一个唱了一曲极具广东地方特色的《龙舟歌》，另一个唱了同样具有鲜明粤语特点的《从军乐》12 首。二人所唱，构成了这一幕戏的主体内容，主旨在于歌颂班超的功业，夸赞当兵的好处，显然增添了作品的民间性和通俗性。 假如说在戏曲中插入民间说唱形式还是传统戏曲的常见作法，特别是花部戏曲以此作为地方通俗戏曲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的话，那么梁启超有意于剧本之中运用其忘年挚友黄遵宪创作的通俗新诗，则不仅集中表现了作品的思想主题，而且形成了一种极具时代特点和个人色彩的文体形式。《班定远平西域》第二幕《出师》末尾即提示以“合唱《出军歌》，绕场三匝”[71]作结，并将黄遵宪新近创作的《出军歌》8首完整录出。第六幕《凯旋》中，在年已 70 岁的班超接圣旨班师还朝后，又合唱黄遵宪的新诗《旋军歌》8 首，并特别作舞台提示云：“合唱《旋军歌》，绕场三匝。”[72]且将《旋军歌》8 首完整录出以方便表演，最后众人高呼极具近代色彩的口号“军人万岁，中国万岁”[73]结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