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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精神结点辐射网状历史 薛忆沩让小说历史化的方法是将历史不断聚焦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结点，然后由此展开想象，历史随话语经脉遍布叙事肌理。柯林伍德认为历史观是流动的、变化的，他在《历史的观念》中写道：“人不仅生活在一个各种‘事实’的世界里，同时也生活在一个各种‘思想’的世界里；因此，如果为一个社会所接受的各种道德的、政治的、经济的等等理论改变了，那么人们所生活于其中的那个世界的性质也就随之而改变。同样，一个人的思想理论改变了，他和世界的关系也就改变了。”⑦当薛忆沩不远万里到白求恩的故乡定居，他与符号“白求恩”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他与民族记忆的关系也随之变化。 在中国经历过“文革”的人没有不知道白求恩的，他是那个封闭时代位于马、恩、列之后的知名度最高的“老外”之一，并随着“老三篇”进入课堂和家庭，家喻户晓，成为一代人的精神“教父”。这个闪闪发光的政治符号成功地遮蔽了白求恩本人孤独而凄凉的异乡生活，也覆盖了这个真实的人。他被叙述成“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高尚、纯粹、脱离低级趣味的人”。这些修饰他的形容词成为这代人的塑身标准，也成为他们日后反思的基础。 从中篇《通往天堂的最后一段道路》开始，薛忆沩就将小说变成清扫精神战场的行为。就像我们的记忆总会纠结于某一点，而其他更多的事情则被选择性地遗忘了一样，白求恩这个被他“伟大朋友”叙述出来的政治符号成为他叙事的精神结点。他为此写下随笔《专门利人的孤独》，将我们的目光引向万里之外的真实，一个既具政治激情又具生命欲望的、真实的害怕孤独和平庸的人。随政治话语渐行渐远的白求恩再次在艺术中获得新生，这种新生要比一具屹立的雕像更可触。 长篇《白求恩的孩子们》则是薛忆沩对自己这一代人的精神资源的全面清理，是对白求恩大夫不远万里成为“白求恩”这个中国文化符号的有效祛魅。文本本身是全球化历史的形象注释——一位汉语作家“不远万里”去加拿大蒙特利尔写作，白求恩在文中是位缺席的在场者，他在“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之前曾经在那里居住过八年，并留下相关的精神遗迹。这本书又“不远万里”由台湾出版，它的消费和传播同样“不远万里”。这是薛忆沩第三次以白求恩为题材的创作，也是他个人写作史上的一个新坐标。这部作品由叙述者写给“亲爱的白求恩大夫”的三十二封长信构成。在我们的阅读经验中，书信一直被当成真实的材料乃至史料严肃对待，事实上，白求恩当年对书信的期待以及他写给情人“小种马”的告别信“你知道……为什么我必须去中国”成为该著的叙述原动力。这个长篇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是虚构的书信集，书信袒露了作家内心的对话欲望，叙事者“我”的身份是研究白求恩的历史学家，这暴露了作家的野心，这既是虚构艺术对真实的追求和戏仿，也是历史与现实、中国与西方的对话。 小说叙事从20世纪70年代中美建交(中国全球化的开端)开始，一直持续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全球化的阶段性成果)，历时近四十年；笔触随历史舞步向前探进，一直追溯到三十年代白求恩来华的那场战争以及更早的西班牙参战，这大大地拓展了叙事舞台。白求恩的参战是西方全球化的一部分，薛忆沩定居加拿大是中国全球化的一部分，二者不同步却有潜在的因果关系，现实就是历史的结果。改革开放让中国进入全球化的轨道，并从经济到精神领域引发了巨大的连锁反应，“白求恩”这个符号也黯然失色，但这位正在被淡忘的医生却脱胎换骨，变成作家薛忆沩人生和叙事的出发点。《白求恩的孩子们》以网状的发散结构和倒叙、闪回等技巧，将几代人的悲剧交织在一起，努力拆穿权力的谎言。它只能在少数人中被阅读，它的写作方式注定了它的命运，它拒斥大众，甚至也拒斥那些真正的“白求恩的孩子们”。文本极大地打破了我们对小说的期待，跳跃度过大的叙事考验着普通读者的智商和耐心，简约的语言和大片的留白则热情邀请理想读者的积极参与。小说视点不断地在白求恩当年赴华前的历史现场、“我”的求学时代和今天的“我”“不远万里”赴加的当下生活三者之间穿梭。横跨中、西的时空形成急剧的叙事张力：历史还原、对历史的追溯与反思、对中西文化的回顾与眺望三者形成交集。中方主要叙述了“我”和扬扬两个家庭的故事，还有“烈属”、“蠢猪”、在教室里惩罚学生背“老三篇”的老师们；在蒙特利尔，同样是两个家庭，鲍勃和克洛德，以及越南同居者、超市的收银姑娘、在澡堂的裸露中谈论历史的老人们，这造成叙事的对称和互补。 扬扬是“我”小学最亲密的朋友，他是时代的异类，他擅长背诵，精于思考和写作。他在生活中寻找“专门利人”的人，然而却只能看到自私和丑陋。当父亲与同性偷情的现场被我们采桑叶时意外发现之后，扬扬得到了一顿暴打，父亲还将扬扬心爱的蚕全部捏死。扬扬在桑树下为蚕挖了坟墓，在防空洞将记录所见所思的笔记本交给“我”，之后不久就自杀了。扬扬的父母领养了唐山大地震的孤儿茵茵，“我”与茵茵历史性地相识并结合为夫妻，大地震的创伤永远地留在茵茵身体里。直到十三年后，怀孕的茵茵一次夜晚散步时意外中枪身亡，她的生与死都是意外，只有她与“我”相遇才是必然。“我”与扬扬的友谊和他的早亡使两个家庭关系紧张，“我”与茵茵的结合则使两家关系破裂。扬扬的父亲在与放映员的恋情暴露之后彻底失踪了。扬扬的母亲、“我”曾经的数学老师在“我”的母亲口中成了“那个疯女人”，正是疯狂的她智慧地将扬扬这一代人命名为“白求恩的孩子们”。这种身份认同成为这代人的精神共同体：“我”、扬扬、茵茵以及“我”在异乡的越南同居者、超市的收银姑娘以及那群谈论历史的老人……尽管我们身份、年龄各异，尽管“我”漂泊异乡，却总能够通过蛛丝马迹甄别出这种隐蔽的精神血缘，这是肤色也改变不了的现实。 薛忆沩以随笔的凝练方式来结构长篇小说。对比、隐喻等修辞方式大规模的使用，扩大了文本的外延，并使之陡峭崎岖，只有那些不畏艰难险阻的人才能迎难而上。“革命加爱情”这种传统的叙述模式在薛忆沩笔下遭到篡改，革命与欲望的互比使我们重新反省小我与大我、我与他人的关系。这也是他对“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最深刻的反省，“革命的人道主义”所包含的悖论、欲望的合法性均得以呈现，素朴的人道主义缓缓荡漾。重复让叙事旋律不断强化，并在脑海回旋流淌。 《白求恩的孩子们》是作者基于自身经验对全球化的思考与回应，是对我们民族精神资源和历史传统的重新审视，也是对全球思想资源的扩充。这种清理是结束也是新的开始。这个长篇的写作让作者找到了小说历史化的命脉，在《上帝选中的摄影师》这样的短篇小说中，他也能够将民族国家曲折的历史打包压缩进来。“我”这名“上帝选中的摄影师”不断地在“记录”历史和“创造”历史中亲历大历史，无论是为国军还是为新政权担任摄影师，试图当一名忠直的历史记录者都是不可能的，而“创造”历史的行为最终会被后来的历史清算，历史就是在这种漩涡中循环往复。摄影师的镜头从来都受制于背后的视点，桑塔格在《论摄影》中详细谈论了镜头的欺骗性和选择性，镜头呈现的图景受制于相机背后的眼睛，而眼睛即视点，是有立场的。波德里亚则干脆认为，身处“消费社会”的消费者是在“模拟影像”中生活，“真实”只是一个被影像抽空的概念，“真实”本身具有某种虚假性。薛忆沩在小说中以一位杰出摄影师一生的荒唐遭际展示了与当代思想家共同的思考：在相信“有图有真相”的时代，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重大历史关头“记录”历史的摄影师的“创造”行为，这种“创造”和小说家标榜表现生活的虚构没有本质差别。《上帝选中的摄影师》传达了作家对于历史本身的思考和警醒态度，这种反思又为我们今天的历史想象清扫了道路。 在新作《空巢》中，薛忆沩将中国式空巢引申为一个精神意象，这是未竟的启蒙话语关于自我建构的重要内容。《空巢》叙述的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故事：“我”这个即将八十周岁的独居老人遭遇的一场诈骗及其反省。“我”忍受着便秘，身体的垃圾很难排泄，这是年轻时过于艰苦的生活留下的后遗症；同时精神的垃圾也拥堵着，找不到出口，同样是机械的生活留下的。“我”被一个诈骗电话骗走了十三万，不是贪婪而是对丧失清白的恐惧让“我”全力配合诈骗，排除一切干扰成功地转了款。“我”妹妹、儿子、女儿的电话接踵而至，“我”就在便秘和电话的空隙中开始回顾“我”这漫长的一生： 被关进监狱的爷爷奶奶，被赶出祖屋的一家子，曾经渴望出家的父亲、疯舅舅、母亲将三个半月的胎儿引产在猪栏旁的粪坑里……“我”自己一直渴望跟上历史的进程，写与家庭决裂的信件，即使来例假也带着学生插秧行军，在做完人流后的第二天就参加反美游行。莫名其妙的婚姻，生产两个孩子时丈夫都不在身边以致居然不知道儿子出生的具体时间。丈夫曾写下离婚申请又因为怕影响升迁而放弃。居住在美国的女儿因对男人充满敌意而独身，儿子听从儿媳妇对中国环境的抱怨而移居伦敦……这就是“我”的一生：苍白、凄凉、无趣，然而却对清白引以为荣，并竭力维护这清白。 “去想象你自己走过的路。去想想你这一生的经历。你有过自己的生活吗？”我儿子激动地说，“不仅是你，是你们这一代人。你们的一生就是上当受骗的一生。你们年轻的时候就把自己的一切都献出去了，献给谁了？你们连最起码的生活情趣都没有，你们连自己的孩子都很少关心……我记得你自己在‘文革’结束的时候，经常说自己‘上当受骗’。你们的一生中最重要的那三十年都是在上当受骗……”⑧这是对历史的反省，《空巢》为中国式诈骗事件赋予了历史的灵魂：阶级斗争曾使地主阶级家庭成为空巢，不仅是财产方面的(被掠夺)，而且是情感上的(亲友子女的背弃)；计划生育政策又让女性的子宫成为空巢；改革开放后，流动的现代性让老人独守空巢；诈骗让存折成为空巢……然而这所有的一切都没有意义缺失的人生空巢对我们的抽离来得厉害来得彻底。“我”的回忆也是对这一代人的历史的梳理。“我”的家庭对于当代中国具有标本作用。 空巢从身体的外部抵达内部，从家庭抵达子宫，从社会信任抵达民族信仰，从当下的生活状态抵达历史的深渊……这是作者对大历史的思考结晶。自《红楼梦》开创家族小说传统以来，家就是一个罪恶的、不自由的象征。在鲁迅笔下，“家”的罪恶开始被清算：《狂人日记》中哥哥吃妹妹；《祝福》中婆婆卖儿媳；《药》中，母亲以儿子革命为耻……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中家都是迫害丫鬟、埋葬爱情和理想的伪善、“吃人”的地方；萧红笔下，父子、夫妻的亲情关系被全盘质疑；张爱玲笔下，白公馆容不下白流苏，曹七巧乃人性扭曲的象征；钱钟书干脆以“围城”喻家。现代文学中，家是一个逃离的起点，必须离开家到广大的公共空间中去，革命因此具有合法性。薛忆沩延续并扩大了这个传统，对家进行审视和批判同时不再对公共空间存留幻想，发现时代和历史空巢的本质，这无异于釜底抽薪。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