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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晚明时期，文士圈中阅读、评述、刊行苏轼诗文者层出。这一流行趋势，与此际宋代诗文受到重新审视的文学境域有关，显示了和晚明士人趋于相对开放、活跃的知识接受及精神诉求相应合的阅读视界的某种扩展。借由人们的广泛阅读与多重诠释，苏轼诗文的文学审美价值得以重新型塑。从具体的接受态势来看，一方面，晚明士人推重苏氏之作流溢出的诸如宏博、奇诡及率意而出的风调；另一方面，又偏尚显现其中的超旷与闲适的意致。这种多重的接受取向，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晚明士人文化性格及其表现在价值取向上的激进与退守相交织的复杂性。 【关 键 词】苏轼诗文/晚明/精神归向/文学旨趣 【作者简介】郑利华，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出版过专著《明代中期文学演进与城市形态》等 在晚明文坛，文士圈中阅读、评述、刊行苏轼诗文者层出。后七子领袖人物王世贞曾于万历年间编辑《苏长公外纪》，他在该书序文中表示，“今天下以四姓目文章大家，独苏公之作最为便爽，而其所撰论策之类，于时为最近，故操觚之士鲜不习苏公文者”①。此番褒扬苏轼文章之言，不啻为编者本人推尚苏氏的表白，如其自言“意似好其人与其事，聊为纂集”②，则又道出了当时文人学士嗜好苏氏之作以至“鲜不习苏公文者”的情状。焦竑在《刻苏长公外集序》中指述“顷学者崇尚苏学，梓行浸多”，并且因为时人热衷于编刊苏轼诗文，甚至“或乱以他人之作”，由是不免“纪次无伦，真赝相杂”③。陈梦槐《东坡集选》卷首所录《集选长公文诸家姓氏》中，除王世贞之外，尚有李贽、钱士鳌、陶望龄、袁宏道、王纳谏等晚明之士；又据万历至崇祯年间所刊苏轼诗文诸选本，以及相关序跋文所载，他如当时的徐长孺、凌濛初、钟惺、谭元春、焦竑、崔邦亮、郑圭、凌启康、闵尔容、吴京、朱之蕃、陈仁锡、陈绍英诸士，也曾参与苏氏诗文的选辑④，各类苏轼诗文选评本大量涌现⑤，这多少反映了苏轼诗文在晚明文坛的流行情势。本文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是：在晚明文士圈中呈现的这一“崇尚苏学”的趋势，究竟是在何种文学境域下展开的，苏轼诗文和晚明士人的精神归向及文学旨趣之间，究竟构成怎样的一种关联？冀望对于深入认识晚明文坛的发展势态及精神内涵有所裨助。 一“崇尚苏学”与宋代诗文的再审视 纵观有明一代不同时期诗文的宗尚统绪，特别是自弘治和嘉靖年间以来，随着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诗文复古流派的相继崛兴和扩张，诗主汉魏、盛唐，文主先秦、两汉的诗文宗尚系统得以确立。与之相对，尤其是基于反宋学的立场，宋代诗文则成为复古派成员及其追从者重点排击的目标，这已是明代文学史上众所周知的事实。时至晚明，伴随文学复古思潮的逐渐回落以及变革呼声的增强，由复古派及其追从者确立起来的诗文宗尚系统，乃更多受到质疑以至被突破。曾经为他们极力鄙薄的宋代诗文，则在此际相对开阔的文学境域中得到重新审视。 应该说，晚明文士对于宋代诗文的认知，尽管从总体上来看超离了此前确立于文坛的较为单一和偏狭的宗尚界域，而多出自相对开放、活跃的知识接受及精神诉求，然鉴于各自不同的阅读经验和审美趣尚，这种认知在诸文士那里又并非完全表现为不二的共识，而事实上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差异性。以公安派代表人物袁氏兄弟为例，如袁中道曾撰《宋元诗序》，述及作者关于宋诗乃至元诗的基本态度，提出：“文章关乎气运，如此等语，非谓才不如，学不如，直为气运所限，不能强同。故夫汉、魏之不《三百篇》也，唐之不汉、魏也，与宋、元之不唐也，岂人力也哉！然执此遂谓宋、元无诗焉，则过矣。”这无非是说，宋、元诗歌之所以不同于唐诗，主要受制于“气运”而非作者才学，故不可谓宋、元无诗。并且以为，宋、元诗歌“取裁肣臆，受法性灵，意动而鸣，意止而寂。即不得与唐争盛，而其精采不可磨灭之处，自当与唐并存于天地之间”⑥。凡此，又无疑在声张宋、元诗歌独特之风格，以及为其与唐诗相“并存”的合理性作辩护。在另一方面，袁中道并未因此忽略唐诗尤其是盛唐之作的典范意义，其《蔡不瑕诗序》指出：“诗以三唐为的，舍唐人而别学诗，皆外道也。”⑦在《寄曹大参尊生》书札中他又表示：“盖天下事，未有不贵蕴藉者，词意一时俱尽，虽工不贵也。近日始细读盛唐人诗，稍悟古人盐味胶青之妙。”⑧以故其教人习诗，曾主张：“但愿熟看六朝、初盛中唐诗，要令云烟花鸟，灿烂牙颊，乃为妙耳。”⑨即使是那篇多为宋、元诗之价值地位进行申辩的《宋元诗序》，其文开端也提出，“诗莫盛于唐，一出唐人之手，则览之有色，扣之有声，而嗅之若有香，相去千余年之久，常如发硎之刃，新披之萼”，相比之下，宋、元诗歌则“不能无让”⑩。总之，在认肯宋诗乃至元诗特点及将其与唐诗比较的问题上，袁中道基本采取的是一种较为理性、平允的态度。 相较起来，袁宏道对于宋代诗文的评述，则明显表现出为矫革时俗而针锋相对的偏激之态，用他的话来说即所谓“多异时轨”(11)。如他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在答陶望龄的书札中谈及自己“遍阅宋人诗文”的心得，以为“宋人诗，长于格而短于韵，而其为文，密于持论而疏于用裁。然其中实有超秦、汉而绝盛唐者”，“夫诗文之道，至晚唐而益小，欧、苏矫之，不得不为巨涛大海。至其不为汉、唐人，盖有能之而不为者，未可以妾妇之恒态责丈夫也”(12)。在为江盈科《雪涛阁集》所作序文中，论及诗歌之法的变化问题，他又指出：“有宋欧、苏辈出，大变晚习，于物无所不收，于法无所不有，于情无所不畅，于境无所不取，滔滔莽莽，有若江河。今之人徒见宋之不唐法，而不知宋因唐而有法者也。”这里，作者无论是申明宋代诗文乃有“超秦、汉而绝盛唐者”，抑或强调宋诗“因唐而有法”，其基本立场，还在于反逆倡为“复古之说”的“近代文人”(13)，刻意颠覆其说的意图显而易见，犹如袁宏道在致张献翼的一通书札中所云：“世人喜唐，仆则曰唐无诗；世人喜秦、汉，仆则曰秦、汉无文；世人卑宋黜元，仆则曰诗文在宋、元诸大家。”(14)然如此眷顾宋代诗文，并不意味着袁宏道已专注于此，视之为宗尚目标之极致。在他看来，要写出“新奇”之作，关键还不在于以何者为法的问题，而在于如何突破前人固有的“格式”，如曰：“文章新奇，无定格式，只要发人所不能发，句法字法调法，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15)换言之，其无非落实在了他所主张的“信心而出，信口而谈”(16)的抒写原则。是以此处袁宏道对宋代诗文的标誉，与其说是为了重新确立可以循依的取法对象，还不如说是针对以复古派为代表的“近代文人”反其道而行之，意在破除为他们所建置的诗文复古的宗尚系统，或可以说，其“破”的企图大于其“立”的用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