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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是晚清著名报刊出版家、思想家、教育家，他一生勤于笔耕，留下大量的日记，尤其是其早期居沪日记，为我们提供了分析清末条约口岸知识分子在接触西学过程中相关认识、态度变化的第一手资料。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批在开放口岸为西方机构工作的中国人，王韬等人的心路历程非常具有代表性。 西学内化的曲折过程 王韬出身于底层知识分子家庭，道光二十九年（1849）九月，因父亲去世，家乡又遭水灾，衣食无着，他进入墨海书馆从事编译工作。西方的先进科技，令寄食沪上的洋场文人惊叹歆羡。作为西方机构的工作人员，王韬对这些新鲜事物的了解和探究，显然要比一般人更为深入。他对西人西学的观察，总伴随着独立的思考，尽管这些思考在因认识深度上的不足有时显得不无偏颇，但在西学东渐之初，这种相对冷静的思考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在国家内外交困、西学日益东渐的特殊时代，以王韬、李善兰、管嗣复等人为代表的洋场文人对于传统儒生所安身立命的科举一途，已逐渐失去兴趣。洋场文人普遍推重实用之学，又因受西方科技和生活方式的影响日深，故而对于时文制义，更加没有好感。王韬在咸丰八年三月十六日的日记中云：“文人好奇，喜为人所未为之事，不知已蹈空滑窠臼。在予毋宁徵诸实践耳。”重实践而轻空谈，体现出洋场知识分子不同于传统文人的崭新面貌。 科举之路固然不通，为西人佣书的工作也难以令洋场文人感到满意，尤其是亲朋好友对他们“卖身事夷”之类的指责，往往令他们痛苦而矛盾。王韬咸丰八年十月四日三十岁生日记：“堕地以来，寒暑三十易。精神渐耗，志气渐颓，而学问无所成。徒跼天蹐地于西人之舍，仰其鼻息，真堪愧死。思之可为一大哭。”矛盾、抑郁、失志之情，跃然于纸上。 尽管受西方的影响日益加深，从王韬早年的居沪日记中，我们仍可看出他对西方的认识和对西学的态度，始终都伴有怀疑、彷徨乃至否定的因素。从王韬一生的思想轨迹来看，早期居沪时，他的思想还徘徊在传统与反传统之间，时而为传统所囿，时而为先进的西方科技所折服。 像王韬这样为西人服务、站在东西文化交汇点上的知识分子在接触西学的过程中表现出置疑、矛盾的心理，是基于根深蒂固的传统教育与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的固守与反思。也正因为如此，王韬一方面痛斥国事之不可为，一方面仍频频上书当道献策，在得到回复后又激动万分地“挑灯即作回书，系骈俪文”，汲汲之状跃然纸上。一方面忧虑洋人不肯出兵以平内乱，一方面又痛斥洋人“素桀黠，方将乘我之危，以济其私”。在非常复杂的心态主导之下，出现如此诸多前后不一、相互矛盾的言行，也就不足为怪了。与日本人早年在西方文明面前所表现出来的“始惊，次醉，终狂”的态度相比，中国知识分子始终未能做到完全意义上的倾心西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