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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王士禛与“宗唐”“宗宋”诗学主张的论争 诗歌宗唐与宗宋，一直是清代诗坛具有争议性的问题。清代初年宗唐一派的论调占据主要地位，但到了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博学鸿儒科诏开时，宗尚宋诗的理论经钱谦益、黄宗羲、吴之振等人的大力提倡，已经到了与宗唐派分庭抗礼的地步。张尚瑗《六莹堂集序》曾言：“本朝三十年以前，蒙叟之旨未申，学诗者犹王、李也。洎今而宋、元诗格，家喻户晓。”[9]所谓的蒙叟之旨，即钱谦益“称宋、元人，矫王、李之失”的诗学主张。而所谓的“本朝三十年”，大概指的是清康熙十三、四年，而实际上在十七、八年间宋诗热已然成为“全国性潮流”。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初，毛奇龄到京师时，“时值长安词客高谈宋诗之际”[10](《序言》)。其时，王士禛的诗学宗尚也是倾向于宋诗的，这在他晚年自述平生论诗变化的记载中可以得到证明：“中岁越三唐而事两宋，良由物情厌故，笔意喜生，耳目为之顿新，心思于焉避熟。明知长庆以后已有滥觞，而淳熙以前俱奉为正的，当其燕市逢人，征途揖客，争相提倡，远近翕然宗之。”[11]王士禛提倡诗歌“宗宋”的时间，据蒋寅考证，当在清康熙十五、六年间服阙回京任职户部之时[12]。潘务正则认为至迟在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间[13]。这期间，他以文人雅集为媒介，在博学鸿儒中提倡学习宋元诗，把宗尚宋诗的风气推上了一个新高潮。 博学鸿儒科期间，被王士禛引为同道的也多为宗宋派诗人，如孙枝蔚入京之时随身携带了一本黄庭坚的《山谷集》，明确昭示其诗学宗尚。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元宵节，王士禛、施闰章等人约孙枝蔚作踏歌之游，孙枝蔚有诗《元夕早寝，施尚白使君、王贻上侍读同梅耦长、吴天章、洪昉思诸子过访，颇见怪讶，且拉之作踏歌之游，灯火萧然，败兴而返，因成二绝》，其二云：“踏歌朝士最能文，鸥鹭鸳鸯许作群。不见开元诸子弟，方知战伐久纷纭。”[14](P1283-1284)“开元诸弟子”当为宗唐诗派的代名词。宗宋派与宗唐派诗人的论战激烈而持久，从侧面表明了当时诗歌流派观念冲突程度之深。 王士禛不但自己提倡宋诗风，还在博学鸿儒中宣扬宋诗，特别是其中符合“清新淡远”审美要求的诗歌让人认识到宋诗的真面目。王士禛《池北偶谈》载：“宋梅圣俞初变西昆之体，予每与施愚山侍读言及《宛陵集》，施辄不应。盖意不满梅诗也。一日，予曰：‘扁舟洞庭去，落日松江宿。’此谁语？愚山曰：‘韦苏州、刘文房耶？’予曰：‘乃公乡人梅圣俞也。’愚山为爽然久之。”[15](卷18，“梅诗”条)这件轶事当发生在清康熙十七、八年间，其时王士禛对梅尧臣的诗歌兴趣正浓。施闰章作为坚定的宗唐派诗人，竟然连宋诗开山祖师梅尧臣的作品都不涉猎。王士禛通过援引诗句对施闰章进行熏陶和感染，使其缓解了对梅诗乃至整个宋诗的抵触情绪，不仅为宋诗正名，还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时人专宗一朝一派的狭隘诗学观念。王士禛对宋诗特别是梅尧臣诗作的宗尚不仅表现在为其正名并进行传播上，还表现在引导雅集宾客学习并仿效“宛陵体”上。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陆嘉淑、邵长蘅和梅庚月夜过访王士禛，四人效“宛陵体”作诗，加深了众人对宋诗的理解和认识。 虽然提倡宋诗风，但王士禛并未否定唐诗风，这样的观念在一次与施闰章的谈诗论艺中透露出来。陆嘉淑《渔洋续诗集序》记载了王士禛与施闰章的这次论诗：“窃尝见先生与宣城施先生论诗矣，宣城持守甚严，操绳尺以衡量千载，不欲少有假借。先生则推而广之，以为姬姜不必同貌，芝兰不必同臭，尺寸之瑕，不足以疵颣白璧。两先生疑若矛盾，乃其披襟扣击，简牒往复，商略评次，往往各当于意乃止。此倡彼和，丹铅错互，欣然并解，若水乳合，何也？先生曰：‘吾别裁不敢过隘，然吾自运未尝恣于无范。’”[16](P688)这段故事发生在清康熙十八至十九年九月陆嘉淑客居京师时。这次论辩是发生在什么样的背景之下呢？陆嘉淑云：“今操觚之家，好言少陵者，以先生(指王士禛——引者注)为原本拾遗；言二谢、王、韦者又以为康乐、宣城、右丞、左司；其欲为昌黎、长庆及有宋诸家者，则又以为退之、乐天、坡、谷复出。而先生之诗，其为先生者自在也。……若夫宣城力砥其泛滥，新城弘奖其品流。”[16](P688)原来是时人按照自己的好尚来理解王士禛的诗歌宗尚，王士禛在论争中表明自己在诗学宗尚方面不会无界限，但对前人的取舍也不会过于狭隘，这种观念也间接表明了他对宋元诗的态度。 虽然博学鸿儒科前后王士禛对学习宋元诗的兴致正浓，但实际上，王士禛是反对诗歌门户观念的。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王士禛在《黄湄诗选序》中云：“近人言诗，好立门户，某者为唐，某者为宋，李杜苏黄，强分畛域，如蛮触氏斗于蜗角而不自知其陋也。”[17](卷2)王士禛提倡学习宋元诗歌是为了博综该洽，以求兼长，是对宗唐的补充，而非宗宋就反对宗唐。而且，博学鸿儒科后，康熙皇帝直接掌控文坛，参与诗坛的整饬与重组，王士禛身处翰林院，得为天子近臣，其诗歌审美观念与诗学宗尚也就唯康熙帝马首是瞻了。因此，博学鸿儒科后，虽然王士禛还未完全回到宗唐的道路上来，但他开始倡导消除门户成见，兼师唐宋，这恐怕是其“返回唐音”的前兆。其实，在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博学鸿儒科诏举前后，对诗坛影响最大的并非诗歌的宗唐祖宋问题，而是诗歌为谁“服务”的方向问题。其时，正是收束诗坛“无所归依”状态的关键时刻。博学鸿儒科前后的交游雅集是以淡化遗民情绪，促进诗坛走向“盛世清音”为最终目的的。在这种目的指导下，宗唐和宗宋只是一种诗法手段。不管是冯溥、毛奇龄等人提倡的盛唐博大气象，还是王士禛宗宋的诗学倾向，最终都要为盛世文治提供相应的文学格调。 博学鸿儒科期间，王士禛的“小圈子”传播“神韵说”诗学主张，迎合了士人的审美趣味，淡化了社会矛盾，扭转了质实诗风。博学鸿儒科后，康熙帝扶植王士禛及其“神韵说”成为正统，通过诗坛推促“盛世文治”。另一方面，王士禛以交游雅集为载体厘清诗学宗尚，提倡宋诗风，又不反对唐诗风，“兼师唐宋”的诗学主张影响了康熙诗坛，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专宗一朝一派的狭隘诗学观念，有利于诗人继承传统，独创新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