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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领袖式人物组织参与交游雅集是影响诗坛风貌的重要因素，也是观察诗风流变的独特视角。本文通过梳理与分析王士禛与博学鸿儒的交游雅集来观照清康熙诗坛的风尚变迁。1678年，清康熙帝诏开博学鸿儒科。博学鸿儒入京后，王士禛组织了一系列交游雅集活动，形成小圈子。他在小圈子中提倡神韵说，崇尚清新淡远、平和雅正的诗歌风貌，迎合了士人的审美趣味，淡化了社会矛盾，扭转了质实诗风。在诗学宗尚方面，王士禛传播宋诗风，但并不反对唐诗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专宗一朝一派的狭隘诗学观念，从而影响了诗坛大风气。 【关 键 词】王士禛/康熙诗坛/文人雅集/诗风变迁 【作者简介】高莲莲(1981-)，女，山东省博兴县人，青岛市委党校文史教研部讲师，主要从事明清文学研究。 一、博学鸿儒科前后以王士禛为中心的交游雅集 清康熙己未(1679年)博学鸿儒科前后，是清代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全面转型期，而诗坛则处于群龙无首、急需整合期。清康熙十七年(1678年)京师诗坛基本情况是：职志京师诗坛多年的龚鼎孳已离世，清顺治年间影响较大的宋琬、曹尔堪等诗人或去世，或离京，施闰章、朱彝尊、潘耒、陈维崧等诗人或散布江南，或游幕一方；京师有影响力的诗人仅剩王士禛、汪琬、李天馥等，清康熙诗坛期待“领袖式人物”的出现。 从清康熙十七年(1678年)秋荐征之士入京至十八年(1679年)三月博学鸿儒科考试结束的大半年时间，各地名流雅士聚集京师，相当于举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文人雅集。“车马黄埃那可歇，交游冠盖喧城阙。花筵纵饮数论文，灯市联吟曾踏月。”[1](卷23)时人诗作重现了当年京师交游雅集的喧嚣繁盛。被征博学鸿儒入京后相互交游唱和，自己的小圈子与他人的小圈子相互交叉形成大圈子，大圈子交叉扩展形成交游网。这张网由几个重要点连接而成。这个起连接作用的点，就是以王士禛、冯溥等为主的“领袖人物”。“领袖人物”向来在文学风气的转移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严迪昌就曾说过：“领袖式人物无论在学术抑或是在文学的领域内影响和作用，最突出的是团聚号召力，其对养成或开创一种风气的推促能量，往往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2](P212)文学风气的转移和流变不仅与政治经济、文化思潮有关，作为创作主体的文人之间的交游雅集，特别是有“高位主持诗教者”参与的圈子，都会因论诗旨趣的相通或谈艺论诗过程中思想的碰撞而融汇形成相似观念，由小圈子影响及大风气，从而对诗文流变产生影响。也就是说，“领袖人物—小圈子—交游网络—大风气”的层层递进推促了诗坛风尚的变迁。 博学鸿儒科诏开之时，王士禛虽未主盟诗坛，但其诗学观念、诗歌宗尚已经具有较大影响。而博学鸿儒的进京，则为其诗坛地位的提升与诗学观念的传播提供了一个更大平台。交游雅集活动作为载体，则连接了王士禛与博学鸿儒形成“小圈子”，影响了“大风气”。其交游雅集活动主要有：清康熙十七年(1678年)冬，王士禛、施闰章、陈僖访王弘撰于昊天寺。十八年(1679年)正月初七日，王士禛、王弘撰、梅庚、施闰章小范围雅集。正月十五日，王士禛、施闰章、梅庚、吴雯、洪昇、孙枝蔚六人小集，作踏歌之游。二月四日雪后，王士禛召集李因笃、潘耒、梅庚、董俞即景拈王维诗句“积素广庭闲”韵赋诗。是年秋，陆嘉淑、邵长蘅和梅庚月夜过访王士禛，四人效宛陵体作诗。九月初九日，王士禛招陆嘉淑、阎若璩、邵长蘅、梅庚、陆元辅饮，用陶诗“悠然见南山”句限韵赋诗。 博学鸿儒科期间的文人交游雅集活动非常密集，遇有节日，特别是花朝节、上巳日等传统文人节日，都有较大规模的雅集活动。小规模的聚会则更为频繁，几乎不限时间与地点，春花、秋月、夏雨、冬雪都可以成为聚会的由头和雅集上的诗作题材。雅集内容多为赏花、踏雪、郊游、登高、礼佛、祝寿、送别等，活动内容名目繁多，邓汉仪之子邓方回作有《征辟始末》，对京师大吏的大规模宴集活动作了描述：“时都中喜招客聚饮者，若司马宋公德宜、学士李公天馥、宫詹沈公荃等，宴集至数十人，皆一时名流，号称盛举。”“主正曹正子与家君称夙契，亦屡会宾客，尝数十人。”[3]陈维崧也描述了当时宴集行乐之事：“时于五夜阑，或在百人座。分曹掷帽呼，联袂摄衣坐。欢笑无不为，乐事任人作。”[4](卷6)交游雅集这一士人生活方式的繁茂，昭示了士风重心的转移。博学鸿儒科期间，士林交游主要体现为繁茂的诗酒倡和、登临冶游，以及无关宏旨的题图雅集。交游雅集在士人生活中占了很大的比重，士人重新回到“歌酒的酬应”和“清狂的冶游”生活状态。从雅集内容来看，淡化民族矛盾和润色鸿业、黼黻太平的诗作开始成为符合时代潮流和士人趣味的“正统”文学，诗学宗尚也向着淡化国是的“神韵”理论和倡导和平雅正的“盛世清音”方向演进。康熙诗坛风尚变迁的信号在王士禛组织的交游雅集中也透露出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