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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士禛的文人雅集与康熙诗坛风尚的变迁——以清康熙己未(1679年)博学鸿儒科前后为重点考察时段(2)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河北学刊》2014年3期 高莲莲 参加讨论

    二、王士禛的交游雅集与“神韵说”诗学宗旨的传播
    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遗民诗坛严重衰微,遗民诗歌已不再适应此时社会形势的发展和政治、文化环境的需要,久享太平的社会迫切需要一种新风气来引领诗坛。正如魏泉所言:“当承平日久,一种曾经流行一时的东西渐渐会开始隐隐遭人厌弃,所谓久而易穷。此即可谓‘天时’,当此之时,一些小圈子中最早出现的能反映人们共同心理的新思潮和新趣味,就相对容易对大风气的改变产生作用。”[5]王士禛及其“神韵说”就是在这一转型时期脱颖而出。“神韵说”淡化矛盾、远离现实的内容,以及清新淡远、令人耳目一新的风格,获得统治者和士人的欣赏。此时,王士禛虽未宗盟诗坛,但已经开始承担“月旦评”的职责,俨然一个开辟风气的时尚巨子。正如潘耒所言:“惟公在金门,巍然秉月旦。……大雅辟榛芜,烛龙正璀烂。”[6](《梦游草》上》)博学鸿儒科期间,王士禛及其“神韵说”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各种因素,通过“小圈子”的传播,影响了“大风气”。
    与冯溥、曹广端、王熙等人的交游雅集相比,王士禛组织的雅集规模较小,内容也以谈诗论艺、清谈雅言为主。所交往之人,除了性情淡泊、耽寂守肃的吴雯、邵长蘅外,其他多为早年相知的诗坛名流,如施闰章、朱彝尊、陈维崧、李因笃、潘耒、陆嘉淑等人。邵长蘅在《青门旅稿》中详细记载了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在京期间与王士禛的交往:“己未客都门,寓保安寺街,与阮亭先生衡宇相对,愚山先生相距数十武,陆冰修仅隔一墙。偶一相思,率尔造访,都不作宾主礼。其年寓稍远,隔日辄相见,常月夜偕诸君叩阮亭门,坐梧树下,茗碗清谈达曙。愚山《赠行》诗有云:‘踏月夜敲门,贻诗朝满扇。’盖纪实也。”[7](卷1)王士禛与来往宾客在清凉幽静的月夜“诙谈杂仙鬼,清话探史籍”[7](卷1),文人雅兴,令后世艳羡不已。王士禛交游范围较小,但由于参与雅集的宾客大都具有较高的文学水平,谈论内容又多与文学艺术有关,因此,他们的思想就更容易碰出火花,形成相似的诗学观念和创作理念。
    文人雅集自然少不了吟诗作赋。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二月初四日的一场雪后,王士禛召集李因笃、潘耒、董俞、梅庚、邵长蘅宴集,清谈永夜。此次集会以“雪”为主题,用王维诗“积素广庭闲”为韵赋诗。王维原诗为《冬晚对雪忆胡居士家》:“寒更催晓箭,清镜减衰颜。隔牖风惊竹,开门雪满山。洒空深巷静,积素广庭闲。借问袁安舍,翛然尚闭关。”描写雪后景致,静谧空灵。用“积素广庭闲”为韵,是应雪景之意,又与王士禛“神韵说”的审美观念密切相关。王士禛《渔洋诗话》卷上“诗文评点”谈自己喜爱的咏雪诗,王维的这首诗赫然在列,他说:“余论古今雪诗惟羊孚一赞及陶渊明‘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及祖咏‘终南阴岭秀’一篇,右丞‘洒空深巷静,积素广庭闲’,韦左司‘门对寒流雪满山’句最佳。”这些咏雪诗都具有空灵蕴藉、冲融恬淡的艺术特征,与王士禛“神韵说”提倡的审美追求相契合。王士禛从小接受的就是王维、孟浩然、韦应物等人的诗歌,重视诗歌的风神与韵致,追求“清远”的意境,崇尚“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以“积素广庭闲”为韵赋诗,有利于引导雅集文人的诗风走向清新悠远。事实也是如此,此次聚会所作诗歌大都风神雅致、冲淡恬静。如邵长蘅诗云:“斜日淡寒辉,冰溜承檐滴。翛然拥炉坐,空馆闭愁寂。”[7](卷1)风韵闲远宁静,格调清冷悠寂。就连历来以“硬”、“厚”为诗作特色的潘耒,此次作品也是意境悠远、清灵纯净,如“春江把瑶草,怀人渺无处。悠悠出岫云,天边忽相遇”[6](《梦游草》上)等诗句。
    王士禛的“神韵说”引导诗歌走向模山范水的路子,以“冲和淡远”、“清新缥缈”的审美风格引导着诗坛走向。这类具有“神韵”意味的“含蓄蕴藉”诗,往往只是描写清新悠远的景物,缥缈俱在天际,读者从中看不到作者的情绪。因此,王士禛的“神韵”诗被人批评为“诗中无人”,“神龙见尾不见首”。实际上,这类诗作不是不含有感情色彩,只是诗中蕴含的感情与其诗风一样,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看似虚无缥缈,实际上最终还是归于“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只是王士禛“神韵诗”中的“温柔敦厚”与朱彝尊等人的“清雅醇厚”不同,“神韵诗”的“温柔敦厚”是以“清新淡远”的面貌表现出来的。除了有意以“神韵说”来引导诗风走向,王士禛还以“神韵说”所蕴含的“清远”、“清奇”审美观来奖掖评价他人。如王士禛《和施愚山喜梅耦长至》有句云:“新诗冰玉质,故人兰蕙芬。”即以“冰清玉洁”来评价梅庚诗作。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十月,梅庚见怀王士禛,王士禛作《和耦长十月十八日初雪见怀之作》,诗云:“清才忆梅尉,高唱寄梁园。”对梅庚诗许以“清才”。清新淡远、清心静气是王士禛所倡导的审美品格,也是他所欣赏的诗人品性。
    己未博学鸿儒科期间,康熙帝开始有意树立“神韵说”为正统,王士禛作为馆阁文臣,自然以辅佐康熙帝的“文治”为己任,自觉地以“神韵说”来引导诗坛创作走向“盛世清音”。王士禛“神韵说”淡化现实矛盾、扭转质实诗风的作用,钱钟书曾说道:“渔洋谈艺四字‘典’、‘远’、‘谐’、‘则’,所作诗皆已几及……明清之交,遗老放恣驳杂之体……诗若文皆然。……‘爱好’之渔洋,方为拯乱之药,功亦伟矣。”[8](P98)在促使诗风转变的过程中,博学鸿儒科前后王士禛的交游“小圈子”作为传播诗学观念的媒介,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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