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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平城时期士人文学兴盛 平城时期的士人文学创作可分为归附士人文学和本土士人文学两大类。 随着军事力量的强大和经济实力的增强，平城时期北魏先后灭掉后凉、南凉、西凉和北凉，将河西纳入北魏版图。同时，平定青、齐，将素有礼仪之邦之称的今山东地区的士人收入囊中。平凉户、平齐民，以及以其他方式归附的士人，他们的文学创作，给平城时期北魏文学注入了鲜活的血液，促使北魏文学发生变化。归附士人既有诗歌创作，又有散文创作，试分两类详论之。 归附士人的诗歌可分为酬答诗和述志诗二类。酬答诗以韩延之《赠中尉李彪诗》、宗钦《赠高允诗》、段成根《赠李宝诗》和游雅《诗》四首为代表，多采用四言长篇的形式，赠与北魏朝廷重臣，表达自己初入新朝的不安以及对前途的担忧。如宗钦《赠高允诗》第十一章云：“履霜悼迁，抚节感变。嗟我年迈，迅逾激电。进乏由赐，退非回宪。素发掩玄，枯颜落蒨。”宗钦是河西著名的儒学家，世祖平凉州后归附北魏，《赠高允诗》大约就是他初入魏时所作。全诗十二章，既有对高允的赞许，又有期盼，更多的是对自己前途命运的忧虑。第十一章写自己年老华发，进退维谷的处境。诗歌虽然采用了板滞的四言诗的形式，但对仗工整，情景交融，比同时期的北魏诗歌成就略高。述志诗以刘昶《断句诗》、王肃《悲平城诗》和胡叟《示程伯达诗》为代表，多采用四言形式，抒写自己的怀抱，是平城时期难得的上乘之作，如王肃《悲平城诗》：“悲平城。驱马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王肃为六朝著名的大家族琅邪王氏，因父奂及兄弟并为萧赜所杀，于太和十七年(493年)奔魏，先后任平南将军、镇南将军、车骑将军、尚书令、开府仪同三司等职。《魏书·祖莹传》云：“尚书令王肃曾于省中咏《悲平城》诗，云：‘悲平城，驱马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彭城王勰甚嗟其美，欲使肃更咏，乃失语云：‘王公吟咏情性，声律殊佳，可更为诵《悲彭城》诗。’”[3]1799据此，王肃《悲平城诗》作于其任尚书令之时。其实不然。王肃任尚书令在太和二十三年(499年)三月，其时北魏已迁都洛阳，那么王肃作此诗何意？是对平城的眷恋，还是唾弃，笔者认为都不是。这首诗当作于王肃初到平城之时，后来常常吟咏而已。这首诗写一个南方人初到北方时的切身感受，颇具苍凉之气。但这首诗绝不是写平城自然环境的恶劣，而是一首述志诗，抒写自己志向不得舒展之苦闷。艺术上成功之处正如彭城王元勰所评“声律殊佳”，采用“三、五、五、五”的格律句式，显现了汉文化较高的素养，艺术成就明显高于同时期北魏文人。 归附士人的散文主要以奏疏和赋颂为主，当他们多被北魏委以新职，就有机会给皇帝上奏疏。这些文章是应用性文体，缺乏真挚的情感，但在艺术上较同时期北魏文学略高。如刘昶《乞停更与宋主书表》： 臣殖根南伪，托体不殊，秉旄作牧，职班台位。天厌子业，夷戮同体，背本归朝，事舍簪笏。臣弟彧废侄自立，彰于遐迩。孔怀之义难夺，为臣之典靡经，棠棣之咏可修，越敬之事未允。臣若改书，事为二敬；犹修往文，彼所不纳。伏望圣慈，停臣今答。 刘昶是宋文帝刘义隆之第九子，和平六年(465年)奔魏，被封为宋王。此文作于宋泰始三年(北魏皇兴元年，467年)。文章的内容姑且不论，行文流畅，属对精切，文辞典雅，明显高于北魏平城时期的艺术水准。归附士人的赋颂以程骏《庆国颂》最为有名，如其中的一段： 忽有狂竖，谋逆圣都。明灵幽告，发觉伏诛。羿浞为乱，祖龙干纪。狂华冬茂，有自来矣。美哉皇度，道固千祀。百灵潜翦，奸不遑起。奸不遑起，罪人得情。宪章刑律，五秩犹轻。于穆二圣，仁等春生。除弃周汉，遐轨牺庭。周汉奚弃？忿彼苛刻。牺庭曷轨？希仁尚德。徽音一振，声教四塞。岂惟京甸，化播万国。 程骏本河西儒生，世祖平凉州后归附北魏。据《魏书·程骏传》云：“沙门法秀谋反伏诛。骏表曰：‘臣闻《诗》之作也，盖以言志。……上庆国颂十六章，并序巡狩、甘雨之德焉。’其颂曰：……文明太后令曰：‘省诗表，闻之。歌颂宗祖之功德可尔，当世之言，何其过也。所箴下章，戢之不忘。’”[3]1348-1349沙门法秀谋反伏诛在太和五年(481年)二月，本文当作于此时。其内容为歌功颂德之作，连文明太后都觉得“歌颂宗祖之功德可尔，当世之言，何其过”，可见其颂圣之竭尽全力。文章辞藻华美，纯用四言，显示了河西士人深厚的文学素养。 东晋南播，大批士人随之南下，也有部分仍留在北方，这些人就是北魏的本土作家。他们的文学素养本来甚高，但摄于拓跋鲜卑忌汉文化的心理，其心迹颇为隐晦。平城时期多种文化的交流，文化政治略为宽松，他们的才华便显现出来。平城时期本土士人诗歌有高允《罗敷行》、《王子乔》、《答宗钦诗》和《咏贞妇彭城刘氏诗》四首，既有向拓跋鲜卑文化靠拢的一面，又有与南朝诗风相近的一面。平城时期本土文学数量最多的是奏疏和赋颂一类作品，这些作品显现出受多种文化交融影响的特点，缓慢地向先进的汉民族文化靠近。如崔浩《上五寅元历表》： 今遭陛下太平之世，除伪从真，宜改误历，以从天道。是以臣前奏造历，今始成讫。谨以奏呈。唯恩省察，以臣历术宣示中书博士，然后施用。非但时人天地鬼神知臣得正，可以益国家万世之名，过干三、皇五帝矣。 崔浩是太武帝最为信任的汉族政治家，是六朝时期著名的世族大家——清河崔氏，家学渊源，文学艺术水准很高，但这篇《上五寅元历表》却写得很通俗。原因是本文写于太平真君十一年(451年)，是北魏政治比较严酷之时，崔浩的文学创作只能符合拓跋鲜卑的审美情趣，以朴实无华为主。此外如崔光《临广川王谐丧议》、古弼《乞停发车牛表》、尉元《求运粟济彭城表》、高允《谏文成帝不厘改风俗》、高祐《上疏论选举》、韩麒麟《推用新附》等风格均如此类。这说明在平城时期本土作家文学风格以拓跋鲜卑的文风为主，朴实无华。然此时多种文化交流，文风模拟南朝亦成为时尚，在文学创作中或多或少的体现出来。如高允《鹿苑赋》：“正南面以无为，永措心于冲妙。夫道化之难期，幸微躬之遭遇。逢扶桑之初开，遘长夜之始曙。顾衰年以怀伤，惟负忝以危惧。敢布心以陈诚，效鄙言以自著”。歌颂献文帝高蹈出世、冲妙无为的闲散生活。用词典雅，属对精整，文辞华丽，句式以四、六骈句为主，很明显是受南朝文学影响的结果。又如高闾《至得颂》称赞献文帝敏悟有识鉴，在他的统治之下，国家强盛、兴旺，其功德可与先王、往圣相媲美，必将流芳后世，功业不朽。文章的语言无深奥冷僻之处，故读来琅琅上口，节奏感极强。尤其“嘉谷秀町，素文表石。玄鸟呈皓，醴泉流液。黄龙蜿蜿，游鳞奕奕。冲训既布，率土咸宁。穆穆四门，灼灼典刑。胜残岂远，期月有成。翘翘东岳，庶见翠旌”数句，色彩鲜艳、华丽流动，充分显示出处于上升期的国家和民众蓬勃向上的气势和风貌。虽然全文用了四言句，但文辞华茂，排偶的运用，更增强了文章的气势，与南朝文风类似。此外，如崔浩《册封沮渠蒙逊为凉王》、安原《临刑上疏》、刘洁《奏恤南州灾民》、许钟《上言庙祭有神异》、源贺《上书请入死者恕死徙边》、卢渊《议亲伐江南表》、李彪《表上封事七条》等风格均如此。 综上所述，平城时期北魏文学出现了复苏的景象，数量增多，质量略有提升。特别是此时期的多种文化融合，给北魏文学带来生机，部分作家自觉向南朝文学学习，给文学带来生机，北魏文学繁荣即将到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