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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平城时期皇室文学始盛 北魏皇室是鲜卑拓跋氏民族文学的代表者，研究这个群体的创作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即可以了解北魏文学如何一步步更新民族文学观念，向先进的中原汉族文明靠拢。平城时期的皇室文学作者主要包括明元帝拓跋嗣在内的6帝，以及东平王翰和广陵王羽8人，散文88篇。文明太后胡氏的《杨白花》诗歌创作，给皇室文学带来新的契机。史载明元帝嗣“礼爱儒生，好览史传。以刘向所撰《新序》、《说苑》于经典正义多有所阙，乃撰《新集》三十篇，采诸经史，该洽古义，兼资文武焉”[3]64，儒学修养超过汉代大儒刘向。孝文帝宏“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尤精释义。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3]187，文学成就在北魏皇室罕莫能比。明元帝嗣和孝文帝宏在向汉文化的学习过程中，其文学创作也发生着缓慢的变化。平城时期皇室文学主要可分为书信体和诏书二类，均与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 书信体文章是太武帝拓跋焘的五份书信，分别写给崔浩、臧质、王慧龙和宋文帝刘义隆。这些书信要么是写给文化程度很高的汉族知识分子，要么是南朝刘宋的皇帝，感情淡漠，文辞质朴，风格稚嫩，是典型的鲜卑拓跋氏民族文学。太平真君九年(448年)，世祖太武帝拓跋焘大破焉耆，赐崔浩书云：“万度归以五千骑经万余里，拔焉耆三城，获其珍奇异物及诸委积，不可胜数。自古帝王，虽云即序西戎，有如指注，不能控引也。朕今手把而有之，如何？”[8]字里行间显现出世祖的英雄豪气，得意神气。但一个帝王写出这样的书信，充分暴露出其文化底蕴。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二月，宋魏交兵40余日，北魏大败而归，世祖太武帝拓跋焘与宋文帝刘义隆书，有云： 我今来至此土，所得多少，孰与彼前后得我民户邪？彼今若欲保全社稷、存刘氏血食者，当割江以北输之，摄守南度，如此，释江南使彼居之。不然，可善敕方镇、刺史、守宰，严供张之具，来秋当往取扬州，大势已至，终不相纵。[9] 这是最高级别的国书，理应写得典雅华丽，文采十足，但这个国书全部是口语化、通俗的文字，它反映了北魏拓跋民族的文学现状。 诏书是平城皇室文学中所占数量最多的文体，约占94%。这些诏书都是应用性文体，关乎国家大事，是历来最受关注的文本。其风格一如前所论及的书信体文章一样，以简洁质朴的文风为主。如神瑞二年(415年)《敕有司劝课》有云： 前志有之，人生在勤，勤则不匮。凡庶民之不畜者祭无牲，不耕者祭无盛，不树者死无椁，不蚕者衣无帛，不绩者丧无衰。教行三农，生殖九谷。 这是北魏前期写得最具文采的诏书。文章多用排偶句，显得非常有气势。这种公告全国的文书，理应写得典雅与隆重些，但实际上却写得洗练，风格完全雷同于当时的军国文书，缺少帝王之气，这正代表着鲜卑拓跋氏民族文学的审美倾向。到太和二年(478年)的《明功罪诏》，风格也没有变化。此诏距《敕有司劝课》已将近70年，风格一如既往，这说明平城时期的诏书风格相同，都是拓跋民族所固有的传统文学风格。 平城时期皇室文学简洁质朴的风格代表着鲜卑拓跋氏民族文学的价值审美趣味，是北魏前期文学的主流。《魏书·李先传》有云：“太祖曰：‘卿既宿士，屡历名官，经学所通，何典为长？’先对曰：‘臣才识愚暗，少习经史，年荒废忘，十犹通六。’又问：‘兵法风角，卿悉通不？’先曰：‘亦曾习读，不能明解。’太祖曰：‘慕容永时，卿用兵不？’先曰：‘臣时蒙显任，实参兵事。’”[3]789这一段对话颇值得玩味，太祖道武帝拓跋珪对经学不感兴趣，他所关注的是军事谋略。因此可以说，兵法权谋之士才是北魏朝廷重用之人，其他一切活动都得为此服务，文学也不例外。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他们对文学的要求是“务令辞无烦华，理从简实”[3]154，故风格简洁质朴。然平城时期的多文化交融势必对皇室文学产生影响，文学风格缓慢地发生变化，这种迹象在胡太后的《杨白花》中表现的最为明显：“阳春二三月，杨柳齐作花。春风一夜入闺闼，杨花飘荡落南家。含情出户脚无力，拾得杨花泪沾臆。秋去春还双燕子，愿衔杨花入窠里。”[10]这首诗的作者《乐府诗集》题为无名氏，然后代学者据《梁书》考证，确信作者为北魏文明皇后冯氏。《梁书·杨华传》云：“杨华，武都仇池人也。父大眼，为魏名将。华少有勇力，容貌雄伟，魏胡太后逼通之，华惧及祸，乃率其部曲来降。胡太后追思之不能已，为作《杨白华歌辞》，使宫人昼夜连臂蹋足歌之，辞甚凄惋焉。”[11]这首《杨白花》乃宫廷淫秽之作，但颇受后人赞誉，就在于它情景交融，情感真挚，发自肺腑，很好地刻画了胡太后对杨白花的相思之情，“音韵缠绵，……令读者忘其秽亵”[12]。这首情调缠绵，音韵协谐的诗歌与鲜卑民族文学风格不相类，显然是受南朝文学的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