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文言小说在“丛残小语”、“子史末流”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从班固《汉书·艺文志》到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国学”主流的小说观念就是偏正结构的“小”说观，包括体制小、价值小两个方面。在这种文化势差的挤压中，文言小说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结构、主题和叙事方式，这些文化基因对小说的影响很少被认真梳理，因而难以深入地理解和研究文言小说的特点。就其受“史传之余”和“子书者流”的影响而言，唐传奇和《聊斋志异》等文学性优异的小说形成叙述历史题材的独特模式——从性爱的角度进入历史与空间叙事，将历史、异域的代言人设计成女子、狐鬼等阴柔形象；亡灵追忆往事以及私人化的恩怨成为宏大题材的基调与线索；逞意为文的游戏手段，如以昆虫的微型世界写俳谐的人生游戏等。这些现象显示了将小说视为“小”说的叙事观念。 【关 键 词】国学/小说观念/聊斋志异 【作者简介】王昕，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国学“小说”观的核心及其影响 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有一个基本的问题一直难以解决，即“小说”观念的混杂现象。现代小说观念来自西方，而西方小说文体各有专称，如story，fiction等，novel之中又包括了epic、romance等。中国古代在“小说”一词统帅下的文体则较为复杂。既有文学意义上的小说，也有史学家传统目录学定义的“小说”——一些难以归类的杂家笔记、琐屑言论的总称。以文学意义上的小说而言，语体上可分为文言和白话两大类；白话小说据篇幅分为短篇与长篇章回体，而且在诞生之初就有了话本、演义等专名，可以不论。我们只以文言小说为对象，考察一下“小说”观念与国学的关系。 “国学”本是晚清学人提出的一个相对于“西学”的概念。广义地说，中国固有的学术都可以称为“国学”，“小说学”也是其中一种。20世纪20年代胡适先生开列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其中就包括《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三侠五义》等13种白话小说。狭义的“国学”则是包括经史子集的四部之学，它是一套传统的学术体系。在这类传统目录学中蕴含的相对稳定的小说观念，就是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属于狭义的“国学”、而非文学的小说观。我们之所以选取《聊斋志异》来讨论“国学”小说观念对文言小说的影响，是因为在清人眼中，《聊斋志异》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被执掌经学文柄的纪昀摒除于《四库全书》“小说家类”之外。即使是在这样一部充分文学化了的文言小说中，依然带着国学“小说”观念的鲜明印记。这应该是中国特色叙事学的一个范例，同时也是本文选取《聊斋志异》作为论题切入点的一个主要原因。 我们以《聊斋志异》为例的第二个原因，是它牵涉到古代小说的研究范式问题。几十年来，学者们习惯于从小说挣脱经史附庸地位的角度来讲述小说进化史，仿佛进化到《聊斋志异》就是修成了正果，一切都是新鲜元素、是美轮美奂的经典。穷处山东乡间的蒲松龄被赋予了绝大的权势，纪昀和他的《阅微草堂笔记》则作为小说观倒退的标本，被有意地边缘化。这种单向度的进化论其实无益于将清代文言小说作为一个整体现象来研究，对《阅微草堂笔记》这样一部好作品不公正，对《聊斋志异》的研究而言，也人为地屏蔽了许多问题和视角，不利于研究的深入。 文言小说的创作与传播有特定的人群——具有传统文化修养的文人。较之受众广泛的白话小说，国学“小说”观对文言小说的制约要大得多。研究者不把这一点作为认识的基础接受下来，并仔细分梳其中源流与内在肌理，就会形成一些盲区和空白点，不利于对《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这些名著的深入研究，也难以把握中国小说本身的特色，更遑论中国特色小说叙事学的建设。 《聊斋志异》的出现是文言小说在清代重振的标志，清代标榜追摹《聊斋》或被称为“《聊斋》之流亚”的文言小说集为数众多。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胪举“纯法《聊斋》者”，有沈起凤的《谐铎》、和邦额的《夜谭随录》、长白浩歌子的《萤窗异草》、管世灝的《影谈》、冯起凤的《昔柳摭谈》、近代邹弢的《浇愁集》，“皆志异，亦俱不脱《聊斋》窠臼”。王韬的《遁窟谰言》、《淞隐漫录》、宣鼎的《夜雨秋灯录》，“其笔致又纯为《聊斋》者流”[1](P169-174)。《阅微草堂笔记》完成于清嘉庆戊午年(1798)，比《聊斋志异》晚了一个世纪，也可以说是在《聊斋志异》影响下产生的一部作品。纪昀为《四库全书》总纂官，持天下衡文之柄，特殊的身份和地位，使《阅微草堂笔记》在当时和后代都影响深远。受其影响的文人纷纷以“著书者之笔”为小说，如王应奎的《柳南随笔》、屠绅的《六合内外琐言》、杨复吉的《梦阑琐笔》、梁章钜的《归田琐记》、俞鸿渐的《印雪轩随笔》、许奉恩的《里乘》、陈其元的《庸闲斋笔记》等。直至近代，俞樾仍在《春在堂随笔》中引用纪昀的话：“《聊斋志异》为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自称其“著《右台仙馆笔记》以《阅微》为法，而不袭《聊斋》笔意，秉先君子之训也”[2](P113)。 现代研究者往往借纪昀对《聊斋志异》的批评来强调两类创作的不同，强调纪昀小说观是“乾嘉学者在时代学术潮流的冲击下以及中国古代传统小说观念浸染的合力作用下发生的一次小说观念的倒退”[3](P108-114)。但人们似乎忽视了纪昀代表的“著书者之笔”的小说观本身就存在于蒲松龄的创作中，只是一个鲜明、另一个潜隐罢了。两者的暗合处就是古代小说叙事观念中最基础、最稳定的部分，因而也值得我们认真探求。 本文试图从《聊斋志异》等小说受传统子史观念影响而形成的叙事特点入手，聊为抛砖引玉之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