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肆 在新文学道路摸索的中国作家，很少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资源用到民众的描写里，至少在三十年代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题还仅仅在文学青年那里。人们将其精神个体化，知识人化。瞿秋白和曹靖华都谈到这位作家，在他们眼里有相当的历史价值。韦素园在西山养病的时候，身边带着的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像和鲁迅的像。这对他的心是一种大安慰。鲁迅后来去香山看他，就感到他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被审视的可怜的人。几年后，当韦素园死去的时候，鲁迅忆起当年见面的情景，那图景一直深刻在自己的脑子里： 壁上还有一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画像，对于这先生，我是尊敬、佩服的。但我又恨他残酷到了冷静的文章。他布置了精神上的苦刑，一个个拉了不幸的人来，拷问给我们看。现在他用沉郁的眼光，凝视着素园和他的卧榻，好像在告诉我：这也是可以收到作品里的不幸的人。 喜欢陀氏的人，不幸掉入陀氏所描写的同样的无望陷阱里。这里的宿命般的隐喻，也有时代的病象无疑。我们看韦素园与兄弟朋友的通信，以及留下的少数的诗文，都在压抑的冷意里，冰封的旷野里几株瑟瑟的树，绿色是看不到的。韦素园其实意识到了此点，因此喜欢在陀氏与鲁迅那里靠词语来救赎自己；鲁迅却因之有莫名的悲哀，似乎艺术里的鬼气也有害人的一面。当他们自觉地感到大家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宿命之网里时，俄国文学的力量，其实也有了预言的意味。他们那时候的氛围里，多少有些俄国气味。肺病、贫穷、死亡，缠绕在友人之间。一些作品里也自觉不自觉染上了俄国式的忧郁。 1936年，鲁迅给日文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普及本写了导言。评价依然像十年前一样，没有什么变化。但有了中国视角里的话。文章一再谈及残酷的美带来的启示。在赞佩的同时，也略有微词，他看到了与我们东方人不一样的地方： 在中国，没有俄国的基督。在中国，君临的是“礼”，不是神。百分之百地忍从，在未嫁就死了订婚的丈夫，艰苦地一直硬活到八十岁的所谓节妇身上，也许偶然可见，但在一般的人们，却没有。忍从的形式，是有的，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掘下去，我以为恐怕也还是虚伪，因为压迫者指为被压迫者的不德之一的这虚伪，对于同类，是恶，而对于压迫者，却是道德的。 在这里，他以另一种眼光过滤了俄国旧时代文学的残余，看到了这位俄国作家的缺陷，所说也并非没有道理。不过，这种看法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本意未必一致，强加在其身上的印象也是有的。那时候鲁迅正在与小资产阶级的个性争斗，希望自己快些脱离旧影的纠葛。陀氏的那种痉挛对自己不过是一种负面的存在，在他看来，从陀氏的人物命运走出来，是一种解放的选择。从亲近陀思妥耶夫斯基到远离这个残酷的审问者，鲁迅的转变给后来的研究者也带来了认知的困难。 不希望在苦海的艺术里久久沉迷，那就要从孤独的个体世界走向大众，远离黑暗王国。在这个意义上看，他对高尔基的兴趣，渐渐超过旧俄作家的兴趣。晚年的鲁迅翻译高尔基的作品、法捷耶夫的作品，旧俄作家只有果戈理、契诃夫，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类作家。这里的价值取向是显而易见的。其小说思维被杂文思维代替的时候，《卡拉马佐夫兄弟》式的恢宏交响曲要想被召唤回来，已是大难之事。 鲁迅的转变，使他把目光放到了苏联新文艺之间。这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有所接近了。这时候他以往的那个头上模糊的声音渐渐被一种确切性所代替。他已离开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无序之路，进入了确切性的天地。前者没有“权威的声音”，后者则“有一个主宰性的声音”。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念，要求作品思想的正确性，这未尝不可。但小说家的使命有时候不是思想正确问题，而是精神展示的真实性与复杂性问题。从复杂性到明晰性，那就把混沌未开的苦状让位于乌托邦的灵光缥缈的召唤，其实是朗照驱除魔影的缘故。试图摆脱混沌之状，但却越发混沌，这是他的一种悖论。而人性的柔美的部分也由此发出迷人的光泽。 从托尔斯泰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西方学者已经说了许多。中国的鲁迅却有另一种鉴赏的体味，和他的生命哲学深切地连在一起了。我的看法是：鲁迅从托尔斯泰那里得其人道思想之意，却以非托尔斯泰的反抗方式成为精神界之战士。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摄取超时空的审美意绪，却以东方式的清峻、苍凉之笔表达了东方问题的复杂性的理解与沉思。就爱意而言，鲁迅神似于前者；就智慧达成方式来说，与后者多有共鸣之处。两颗伟大的灵魂与这位东方的智者所不断凝视、对话的过程，也是鲁迅智性不断成长、成熟的过程。从俄国文学传统返回本土，在其参照里形成中国的问题意识和审美意识，终于使其成为与俄国文豪可以并肩的伟大的作家。 （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