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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N先生：民国失落后的恨世者与沉沦者 革命前的牺牲和希望，只能在革命的行动中寻求与建构。但现代国民革命的理想，似乎在中国这块缺少现代性基壤的土地上总是很难扎根生长，即使发芽了，也往往是畸形的，许多轰动一时的“新”，其实只是刷了几道釉彩的“旧物”。对中国有着深刻认识的鲁迅对此是清醒的。尽管鲁迅在辛亥革命开始时看到了“民元”的光明，甚至“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但转眼间的现实很快使他陷入了深深失望之中，一场振荡老大帝国根基的革命不久就显出了“旧相”，国民政治也蜕变为“奴才主持家政”，原有的国民革命理想自然难以兑现。在这样的民国面前，鲁迅当然是不满的，甚至是极为愤懑、充满牢骚的。但是，积极致力于新文化实际建设的鲁迅又并未完全为灰暗的现实击倒，在绝望的深渊中，他痛苦地否决着自己的灰暗心理，不断进行自我抗争。他看到民国失落的原因在于：“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1](第11卷，P31)但鲁迅并没有因此陷入绝望：“但我总还想对于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施行袭击，令其动摇，冀于将来有万一之希望。”[1](第11卷，P32)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鲁迅创作了《头发的故事》，通过N先生这个老革命党形象，来抒发对民国失落的愤懑，同时也借此来甩掉自己因“见事太明”带来的失望情绪，在痛苦中抬起理性的头颅。 《头发的故事》作于1920年10月。虽然鲁迅说是因为有感于民国九年了女子尚不能剪发，“于是乎‘感慨系之矣’了，随口呻吟了一篇《头发的故事》”[1](第1卷，P245)。但从这篇小说所倾诉的情绪来看，其中所蕴含的深意并不像鲁迅说的那样简单。在鲁迅看来：辛亥革命的成果就是剪掉了一条曾经象征异族奴役的辫子，这是革命给他的“最大”、“最不能忘”的好处。也就是说，辛亥革命仅完成了种族革命——“排满”。但鲁迅看到，就是这点自由，直到民国九年也还不能惠及全民，女子剪发在民元后仍不能见容于民国社会。面对毫无变化的现实和毫无生气的国民，那些曾经为民国付出了无数热血和牺牲、对民国曾寄托了极大期望的革命党们自然十分愤慨，也十分绝望，甚至对自己曾经怀抱的理想也发生了怀疑。N先生就是这样一位老革命党，他在这灰色的民国现实面前，总是喜欢“生些无谓的气，说些不通世故的话”，不能容忍革命后国民的无聊赖，更不能忍受国民对牺牲者的忘却。但面对无处不在的“无物之阵”和看不到光明的现实，N先生除了愤慨牢骚，剩下的只有绝望和自嘲，甚至主张退回旧规，他恨恨地这样说：“忘却了一切还是幸福，倘使伊记着些平等自由的话，便要痛苦一生世！”他对任何改革都发生了怀疑：“改革么，武器在哪里？工读么，工厂在哪里？” 从《头发的故事》和周作人的《鲁迅小说中的人物》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个N先生明显地带有鲁迅本人的影子，或者说他就是鲁迅的另一面。N先生的牢骚和绝望，我们可以在鲁迅的《野草》和这一时期的杂文中看到。鲁迅曾经说：“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1](第3卷，P16)正是深埋在记忆深处的民国理想，才使他发出这样的感叹与怒火。不难理解，鲁迅对革命后的民国现状是十分失望与不满，但他也深深知道仅有愤恨不满是不够的。因此，在《头发的故事》中，鲁迅还设置了一个对N先生的愤恨、怨气和牢骚“不赞一辞”甚至“不很愿意听”的“我”。这个“我”就是那个喊出了“绝望之为虚妄，正如希望相同”的复杂的鲁迅。显然，小说是借这个“我”来扬弃N先生的愤恨的，从而也表明鲁迅并未掉入绝望的陷阱中。 因为对“民元记忆”和民国理想不能忘怀，所以鲁迅并不只是一味地对现状不满和愤恨，他虽然感到绝望，却还是愿意为争取民众的自由解放和改变国民的精神人格竭尽全力地呐喊呼告，为反抗任何压迫奴役和寻求真正的国民之国——“人国”而奋斗不已，如他所说的：“我觉得什么都要从新做过。”[1](第3卷，P16)尽管鲁迅觉得许多民国的国民而是民国的敌人，并且“日日偷挖中华民国的柱石的奴才们，现在正不知有多少”[1](第1卷，P194)，但鲁迅毕竟相信中国还有“不是中国式的破坏者”在，因此他说：“如果历史家的话不是诳话，则世界上的事物可还没有因为黑暗而长存的先例。黑暗只能附丽于渐就灭亡的事物，一灭亡，黑暗也就一同灭亡了，它不永久。然而将来是永远要有的，并且总要光明起来；只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为光明而灭亡，则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1](第3卷，P358)这也许就是鲁迅创作《头发的故事》和塑造N先生形象的真正目的所在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