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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要求我们要反思文学史研究的目的问题。萨特就曾经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对于饥饿的人们来说，文学能顶什么用呢？”其实，还可以扩大一点说，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于饥饿的人们来说，能有什么现实的用处呢？如果是现实的理解，确实没有任何用处。但是人文科学的研究，最终体现在对于人的终极关怀和探索。清代学术史上有汉学、宋学之争，而在汉学内部，又有吴派与皖派之争。我曾写过《段玉裁卷入的两次学术论争及其他》①，最终归结到学术研究的目的以及由此决定的方法上来。从学术层面看，论争的焦点只是一字之差，而在这背后，似乎又涉及古籍校勘原则的根本分歧。段玉裁等人认为“照本改字”并不难，难的是断定“立说之是非”，也就是作者“所言之义理”。由义理而推断古籍底本之是非，不失为校勘的一个重要途径，也就是后来陈垣先生归纳的所谓“理校”。段、王之学最为后人推崇的，往往在这里。而顾千里则强调“不校之校”，宁可保持古籍原貌，也不要轻易改动文字。顾千里为惠氏学，信家法，尚古训，恪守汉人做法。而段玉裁为戴氏学，认为汉儒训诂有师承，有时亦有附会，他们从事文字训诂和典章制度的研究，最终的目的还在义理的探究。这义理的背后，是人。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詹姆斯·哈威·鲁滨孙(James Harvey Robinson)《新史学》认为，历史的范围非常之大，历史的功能，主要是为了了解我们自己以及人类的问题和前景。“历史可以满足我们的幻想，可以满足我们急切的或闲散的好奇心，也可以检验我们的记忆力。……但是历史还有一件应做而尚未做到的事情，那就是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我们的同类，以及人类的种种问题和前景。这是历史最主要的功用，但一般人们所最忽略的恰恰就是历史所产生的这种最大效用。”② 回顾学术史，我们还发现，文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的实现，最终取决于研究者的思想境界。如果把学术研究仅仅视为满足好奇心，或者是为了稻粱谋，追求在小圈子内分享的文学研究，那是没有生命力的。其结果必然会使理想缺位，自我边缘，与现实社会，与人民大众越来越远，就走不出徘徊的困局。真正优秀的研究工作者，要站在历史的高度，深刻地理解人民大众的理想和追求，密切地关注时代的变迁与社会的发展，把自己的研究工作与人民大众的需要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才能获得发展的生机，才能提升学术的品位。20世纪30年代，著名音乐家冼星海在法国留学时，看到祖国的危难，在悲痛里“起了应该怎样去挽救祖国的危亡的思念”，为人民留下了不朽的音乐作品。九一八事变之后，著名学者姜亮夫先生思想受到强烈冲击，异常激愤，于是决定从“民族性”、“民族文化特点”入手，探索“民族贡献与今后出路”，于是发表《殷夏民族考》，首次提出“龙”图腾命题。此后，众多学者不断接力，将龙图腾与实现中华民族“团结起来救国”的理想联系起来，发出时代的最强音。正是由于这种勇于担当的精神，他们拓宽视野，获得了广阔的研究空间，他们的研究成果本身也具有了深刻的人民性和现实感，真正发挥出启迪民心、凝聚力量的作用。这是前辈学者留给我们的最深刻的精神启迪。 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九大声呼吁文章必须“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今天，我们确实应当认真地想一想当代学者的使命是什么，这个时代的主题是什么，我们追求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做学问，题目可以有大有小，但是，必须要有宽广通透的学术视野和关注现实人生的精神境界。否则，我们的学术只能越做越技术化，而缺少人文情怀；越来越脱离社会，而引起人们对于文学研究的误解乃至排斥。由此看来，解决研究者的思想境界问题，这才是问题的本质。 应当认识到，文学研究在传承文明、服务社会、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有着不可或替的潜在作用，是提高全社会文学艺术欣赏品位、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环节。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研究又是一项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人心工程。为此，文学研究工作者要勇于承担使命，不断探索新形式、解决新问题、凝聚新思想，真正拿出让人民满意的学术成果，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文学研究的本质意义和长远价值。 注释： ①《文史知识》2010年第7期。 ②詹姆斯·哈威·鲁滨孙《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5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