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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诗言志”本质上属于中国古典诗歌情感理论范畴。“志”是情感的仪式化，是情感的群体性表达，“诗言志”论一开始就是关于情感问题的理论。诗学史上“言志”与“缘情”对立的根源在于对“诗言志”产生初期、《诗》文本形成之前的文学、文化背景缺乏认识，因而导致一系列相关问题认识上的混乱。早期情感理论的发展线索和传统“乐教”与“诗教”的发展逻辑清晰表明，从“言志”到“缘情”的变化并不是情感取舍的转变，而是情感主体由群体向个体的转变，是情感类型选择和功能效应的不同。孔颖达“情志合一”论标志着中国古典诗歌情感理论的成熟。 【作者简介】王秀臣，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诗言志”作为传统诗论“开山的纲领”，对中国诗学理论产生了持续和长久的影响。自魏晋文论家陆机《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的观点以后，“诗缘情”论盛行，“言志”与“缘情”两种诗论开始对立，“有时甚至产生激烈的争辩”①，这种争辩历久弥新，至今尚未停止。两种观点分歧的实质在于对“志”的内涵和“情”“志”关系以及“乐”的情感发生原理与机制存在理解的差异。实际上，“言志”与“缘情”均与“情感”理论相关，由“言志”到“缘情”的理论转变不是两个问题，而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它涉及诗歌的理论本质，涵盖关于诗歌创作、鉴赏等多个领域，具有诗歌元理论意义。朱自清先生著名的《诗言志辨》以春秋战国作为研究背景，是对某一特定时期“诗言志”内涵的历史描述，准确的理解“诗言志”必须结合“诗缘情”出现的理论背景作对比研究。在情感视野里，“言志”与“缘情”一脉相承，“志”是情感的仪式化和仪式表达，“诗言志”论一开始就是关于情感问题的理论，是“诗缘情”论的理论来源，源、流的对接清晰展示出中国古典诗歌情感理论的脉络。孔颖达“情志合一”论最终使“言志”与“缘情”统一的理论实质得到确认，中国古典诗学内涵的情感线索得以揭示。 一早期“诗言志”论的仪式特征、群体特性及其理论内涵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诗言志”命题存在误解，特别是对“诗言志”产生初期、《诗》文本形成之前的文学、文化背景缺乏认识，因而导致对“情”与“志”、“言志”与“缘情”、“诗言志”与“诗缘情”等一系列相关问题认识上的混乱。王小盾先生指出：“‘诗’、‘歌’、‘声’、‘律’这四种事物，是处在同一个逻辑平面的事物，而不是文体、表演这两个平面的交叉。‘诗’、‘歌’、‘声’、‘律’所处的逻辑平面也就是仪式表演。正是从仪式表演的角度，才可以看到朗诵、歌唱、乐曲、乐律这四种事物的依次递进。因此，‘诗言志，歌永言’应是一个关于艺术史的命题，而未必是美学或文艺学的命题。”②王先生在此并非否认“诗言志”命题的文艺学性质，而是在强调早期诗学理论与原始艺术的关联。实际上，上古时期并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文学，也不存在纯粹意义上的文学理论，早期美学或文艺学命题本质上是艺术史命题，启蒙文学思想正是在对这种原始艺术的认识中孕育形成的。“诗言志”一开始就是关于情感问题的理论，是以“诗、乐、舞”三位一体的原始艺术形式为前提，对仪式诗、乐功能区分的理论表述。 1.情感的仪式化与“诗言志”的原始含义 “诗、乐、舞”三位一体为人所熟知，“诗”与“志”的仪式特征却常常为人忽略。上文已经论述“诗、乐、舞”三位一体是诗、乐存在的仪式形态，诗、乐是仪式的核心要素。在漫长的礼典盛行的年代里，诗、乐都是以仪式的方式得以运行，“志”是情感的仪式化，“诗言志”是仪式情感的表达，是礼典运行实践中诗、乐功能的整体呈现。《尚书·尧典》是最早关于“诗言志”命题的文献出处：“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孔疏云：“诗言人之志意，歌咏其义以长其言，乐声依此长歌为节，律吕和此长歌为声，八音皆能和谐无令相夺，道理如此，则神人以此和矣。”这里“八音克谐”的和乐气氛显然是一种典型仪式场景，诗、歌、乐是和乐的组成部分，它们均来自于人的内心深处，分别以不同的声音形式表达人内心相同的“志意”。也就是说，诗、歌、乐虽然声音、声调、节奏不同，但它们指向相同，来源相同，都是人心灵情感的表达，是藏于人内心之“情、志”。正如《乐记》所云：“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气从之。”郑玄注云：“三者本志”、“诗所以言人之志意也。永，长也，歌，又所以长言诗之意。声之曲折，又长言而为之，声中律乃为和。”朱自清先生指出，这里有两件事：“一是诗言志，二是诗乐不分家。《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也有‘诗以言志’的话。那是说‘赋诗’的，而赋诗是和乐的，也是诗乐不分家。”③这两件事其实可以合成一件事，即“诗言志”以诗、乐不分家为前提，由此一件事可以推定另一件事：即“诗言志，乐亦言志”。所以，朱自清先生接着说：“乐以言志，歌以言志，诗以言志是传统的一贯。以乐歌相语，该是初民的生活方式之一。”④郭绍虞先生也说：“在当时，乐和诗同样起着‘言志’和教育人的作用。”⑤ “以乐歌相语”是一种浪漫而富于诗意的表达，《礼记·仲尼燕居》引孔子语亦云：“是故君子不必亲相与言也，以礼乐相示而已”。与日常交往的语言不同，乐语是一种表达人心“志意”、人神相和的仪式语言。上引帝命夔典乐，教胄子，就是要训练胄子掌握仪式乐语中“诗、歌、声、律”的运用技巧，培养“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的威仪和气质，通过乐语表达人内心“志意”，抒发内在的情感，实现人神沟通，神人以和。《周礼·春官·大司乐》对乐语的种类有更为具体详细的划分，其文云：“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颂、言、语”。据此可知，周代已将仪式乐语分成“兴、道、讽、颂、言、语”六类，严格地说，这六种类型的乐语即是仪式中六种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郑注云：“兴者，以善物喻善事。道读曰导，导者，言古刿今也。倍文曰讽，以声节之曰诵，发端曰言，答述曰语”⑥。其中“以声节之”之“诵”就是以“诗”表达，唱着诗表达志意。六种方式皆为乐语，都用以“言志”，“诵”是诗配乐而歌，由于“诗”具有单独表意的特性，因而，诵诗的“言志”特征最为明显，“志”向也最为明确，“诗言志”当是以“诵诗”作为表达方式的典型代表，用以概括乐语的整体功能。“诗言志”即“乐语言志”，是以乐语表达仪式情感。 2.“制礼作乐”与“言志”情感的政治转向 乐语的仪式特性决定了“志”的仪式特点。仪式是一种情感的存在，上古社会中的任何一种仪式都是通过情感的传输表达对先祖或神灵的情感亲和，实现情感连接，并获得由情感为主导的精神体验。由于仪式从它产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经与日常生活区别开来，这同时也决定了仪式情感和日常情感的差异性。一方面，仪式情感具有超现实的非理性特征，另一方面，它又具有反映现实、指导现实的理性特点。仪式中这种情感复杂性的表达主要是由乐语来承担，所谓“乐语言志”、“诗言志”，正是要恰当、有效地传输这种矛盾统一的情感组合。情感的复杂性决定了“志”内涵的层次性和“言志”的艰难。于是，仪式中的情感表达需要“礼”的参与，而且，这种需要变得日益迫切和不可避免。“礼”甚至直接承担起了“道其志”的重任，仪式中的礼、乐须臾不可分离。“礼乐相宜”有效地使仪式中的情感得到节制与升华，也使“志”的内涵得以压缩，外延得以扩展。 礼的参与是乐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事件。周初制礼作乐使礼直接参与到国家重大的政治活动之中，礼和乐在礼典上的结合是“乐”行使政治使命的开始，礼典仪式使乐具有了神圣的政治功能。在礼典盛行的西周时代，礼典的举行是政治运行的主要方式，而诗、乐作为礼典仪式的主体元素，自觉地担当起了传输政治信息的神圣使命，《诗经》中大量作于西周时期的仪式乐歌正是此一时期遗留至今的政治文本。“诗言志”命题相对于此一时期的诗歌生存状况而言，其内涵无疑是整体指向了政治。从此往后，表达人内心“志意”的诗之“志”的外延尽可能向政治领域扩展，它不仅能表达民族、国家的意志，而且能表达个人的政治抱负和政治理想。就“志”的内涵而言，对政治、教化的强化，实际上是压缩了诗歌情感的表现空间，既然“志”要体现政治意志和政治理想，其情感体验就必须合乎礼的规范，其价值取向就必须合乎群体意志，于是，“志”的感性色彩逐渐隐退，一种具有道德预设和伦理意识的理性情绪逐渐扩展。“诗言志”在礼的框架下成了群体意志的表达和群体情感的宣泄。 3.赋诗风气与“言志”传统在诗中的确立 朱自清先生认为“诗言志”的“志”是“怀抱”的意思⑦，这一解释相对于赋诗风气盛行的春秋时期甚为恰切，“诗言志”命题的“怀抱”心情在这场大规模赋诗实践中得到了落实⑧。赋诗者“言志”、“谕志”，听诗者“观言”、“观志”，“志”的表达和交流通过“诗”得以顺利实现，“赋诗言志”在春秋时期蔚然成风。《汉书·艺文志》云：“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⑨《诗》因为“言志”、“谕志”、“观志”的需要而成为当时异乎寻常的交流方式和表达手段。多数燕飨赋诗虽然还是在乐的配合中进行，但诗已开始呈现独立的、自身的意义，自《诗》文本形成并用之于典礼以来，《诗》还是第一次这样以“义”的方式显示其意义的存在，并将“诗言志”理论付诸“诗”本体的实践。至此，诗“义”在呈现的同时，“诗言志”的内涵也已由以声为主要表述途径的“乐言志”方式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诗”本体“言志”，并由此确定了诗创作意义上的“言志”传统。诗“义”言志方式的出现逐渐使诗的言志观念深入人心，“志”的内涵逐渐增加了带有强烈理性色彩的理想、抱负或某种道德预设，“感于物而动”所引发的原初情感体验开始向个人情感抒发方式转化。直至魏晋时代，当“诗缘情”理论对诗之情感再次予以重视时，情感内涵实际上已经个性化，诗的抒情传统由仪式用诗、赋诗、引诗的群体表达方式转向了真正创作意义上的个性表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