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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部苗民的文化生态 作为在贵州西部麻山地区发现、由当地西部苗语传唱的《亚鲁王》，还应该从具体生存环境出发，深刻理解其产生原因和文化生态。 苗族是个很特殊的民族，自古就是中国主要民族之一，现在其人口在56个民族中仅次于汉、壮、满、回位居第五，而散居全国的苗族，又以贵州省数量最多。苗族是历史悠久苦难深重的民族，原居江南富庶之地，历史发展起点较高，但后来由于黄帝、炎帝大战蚩尤，禹征三苗和商、周“挞伐”蛮荆，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征讨”，被迫连续迁徙和不断变换环境，导致发展滞缓，贵州正因为自然环境的险峻贫瘠，成为许多苗民的避难之地。由于流布地域分散，苗族未能建立起自己独立的自治区，缺乏如藏族、维族那样相对独立的话语权；而所处自然环境的差异，更造成苗族社会内部发展的不平衡性。《中国苗族通史·序》中提到：“在湘西、黔东、桂北、川东南等地区，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较为明显；而贵阳以西的苗族社会经济却几乎没有变化。”[5]《亚鲁王》流传地即经济发展最为滞后的贵州西部麻山地区。苗语分为西部(川黔滇)、中部(黔东)、东部(湘西)三大方言，其中西部方言是三个方言中内部差别最大、分布地域最广、使用人数最多的。该方言有7个次方言，传诵《亚鲁王》的麻山次方言，就是西部苗语7个次方言之一。所以，《亚鲁王》可看成苦难的苗族中最困苦的西部苗民的精神自传。 同样是苗族，不同的生存环境会形成不同的文化形态，也会有不同的文化言说。都说苗族是能歌善舞的民族，但在生存条件极其艰苦的麻山地区，却看不到歌舞活动的任何迹像；华丽的苗银头饰被看成苗族的代表性服饰，但在贫瘠的麻山地区，这些服饰同样不见踪影。 而文化言说上的最大区别，莫过于东部、西部苗民对迁徙原因的阐释，与亚鲁为两个兄长追杀无奈被迫西迁的表述不同，黔东苗族古歌(也称“史诗”)收集者马学良说：“西迁的原因，有人认为是战争造成的，但从《史诗》所反映的那种原始农业经济状况来看，……西迁的根本原因，是出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爹妈原来住东方，穿的什么衣？吃的什么饭？吃的清明菜，穿的笋壳片；……快来商量往西迁，西方去找好生活’。”[6]在演唱方式上，与在葬礼上东郎独自用西部苗语沉郁悲苦的吟唱不同，黔东清水江流域用东部苗语欢快传唱的古歌“几乎全都采用问答的式样，这与其他一些民族的古歌，用互相盘问古事的‘盘歌’形式是类似的”。[6]显然，虽然同为苗族，东、西部苗民生存状况带来的文化心理和叙事差异，其实是很大的。 口传史诗《亚鲁王》这样厚重的文化瑰宝，只可能产生于在贫瘠困苦环境中坚韧存活的西部苗民一支，这是由他们独特的文化生态决定的。苦难往往助汝玉成，灾难深重、被迫迁徙、生存艰辛、忍辱负重，这些深层焦虑一定会激发出极大的创造力——源远流长的丰厚历史文化资源、极其艰辛贫瘠的生存条件、极度匮乏的物质对精神支柱的刚性需求、长期封闭未受到外来文化冲击的单纯环境⑤，所有这些都是《亚鲁王》产生存留的文化生态和根本原因。苗族通过他们特别苦难的贵州西部苗民这一支，通过这一支传唱下来的《亚鲁王》，提供一种对自身历史的阐释和神化，提倡一种与万世万物共存的生活智慧，展现一种积极宽容的民族心理，体现一种质朴坚韧的生存哲学，张扬一种以柔克刚的文化精神，这些都是这部史诗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所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