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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清江南社会生活中的小说文化元素 晚明以后，江南小说消费之崛起与小说阅读的流行，戏曲曲艺之多取材于小说故事，均反映出小说在江南社会的深入人心，丰富的小说元素成为江南社会生活的有机构成部分，则进一步昭示，明清江南小说文化通过对该地域人们思想观念的渗透与潜移默化，所产生的深刻社会影响。 1.小说与游艺民俗 游艺民俗是流行于民间，为百姓喜闻乐见、自发参与，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文化娱乐活动，反映了最具有代表性意义的社会文化心理。江南游艺中的小说元素，表现了江南民众对于小说文化的普遍认同与接受。 明人陆容《菽园杂记》卷十四载：“斗叶子之戏，吾昆城上自士夫，下至僮竖，皆能之。……自万贯以上皆图人形。万万贯呼保义宋江，千万贯行者武松，百万贯阮小五，九十万贯活阎罗阮小七，八十万贯浑江龙李进，七十万贯病尉迟孙立，六十万贯铁鞭呼延绰，五十万贯花和尚鲁智深，四十万贯赛关索王雄，三十万贯青面兽杨志，二十万贯一丈青张横，九万贯插翅虎雷横，八万贯急先锋索超，七万贯霹雳火秦明，六万贯浑江龙李海，五万贯黑旋风李逵，四万贯小旋风柴进，三万贯大刀关胜，二万贯小李广华荣，一万贯浪子燕青。”潘之恒《叶子谱》云：“叶子始于昆山，用《水浒》中人名为角觝戏耳。”(26)钱希言《叶子戏》云：“叶子戏……近又有马吊之名……皆《水浒传》中人，故余尝戏呼戏者曰宋江班。”(27)徐复祚《纸牌》云：“又问：‘今昆山纸牌，必一一缀以宋江诸人名，亦有说欤？’曰：‘吾不知其故。或是市井中人所见所闻所乐道者，止江等诸人姓氏，故取以配列，恐未有深意。’”(28)关于水浒叶子，记载甚夥，不复赘引。昆山兴起的斗叶子为什么以《水浒》人物编制，徐复祚所说的“市井中人所见所闻所乐道者，止江等诸人姓氏，故取以配列”，妇孺皆知，喜闻乐道，乃其原因。 清无锡人俞敦培《酒令丛钞》卷二《四书贯水浒人名令》、《名贤故事令》、《寻唐僧令》分别以《水浒》、《三国》、《西游》人物故事为酒令，应当是在其家乡江南一带非常流行的娱乐游戏，而小说元素成为江南日常生活组成部分，足见其影响的广度与深度。 2.小说与民俗信仰 民俗信仰即民间信仰，是历史形成的民众神灵崇拜观念和仪式制度，“神灵信仰与鬼灵信仰的区别在于人们信仰态度的差异，前者大都被恭敬与虔诚地奉为正神，乞求神灵福佑；后者人们一般将其视为怪邪进行回避与禳除，以祛灾无祸”(29)。 在明清江南，诸多小说人物成为民俗信仰中的神祇，如清人陆次云《湖堧杂记》载杭州“涌金门金华将军，人以为即张顺归神”(30)；梁绍壬《两般秋雨酓随笔》载：“吾杭清泰门外，有时迁祠，凡行窃者祀之。……涌金门外有张顺庙，赤山埠有武松庙，石屋岭有杨雄、石秀庙……”(31)华亭顾禄《清嘉录》载：“夜分易门神。俗画秦叔宝、尉迟敬德之像，彩印于纸，小户贴之。”(32) 张岱《陶庵梦忆》中还记载其家乡以《水浒传》人物祈雨事：“壬申七月，村村祷雨，日日扮潮神海鬼，争唾之。余里中扮《水浒》。……季祖南华老人喃喃怪问余曰：‘《水浒》与祷雨有何义味？近余山盗起，迎盗何为耶？’余俯首思之，果诞而无谓。徐应之曰：‘有之。天罡尽，以宿太尉殿焉。用大牌六，书“奉旨招安”者二，书“风调雨顺”者一，“盗息民安”者一，更大书“及时雨”者二，前导之。’观者欢喜赞叹，老人亦匿笑而去。”(33)以小说人物为神灵，或祭祀求福，或祈雨禳旱，可见江南民间对于小说的高度认同并影响及于思想灵魂。 3.小说与人物品鉴 如众周知，天启年间，魏忠贤阉党为打击东林势力，以《水浒传》人物绰号造《东林点将录》，有“开山元帅托塔天王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总兵都头领二员：天魁星及时雨大学士叶向高，天罡星玉麒麟吏部尚书赵南星；掌管机密军师二员：天机星智多星左谕德缪昌期，天闲星入云龙左都御史高攀龙……”(34)诸说，值得关注的是，此《点将录》之作者，为浙江归安人韩敬。 如果说以《水浒》人物品鉴东林，是为达逞其诬良为盗，造莫须有之罪名，那么，乾隆朝诗人，江南舒位撰《乾嘉诗坛点将录》，则是一种不无自得自许的行为。其《点将录》称：“诗坛都头领三员：托塔天王沈归愚德潜、及时雨袁简斋枚、玉麒麟毕秋帆沅；掌管诗坛头领二员：智多星钱箨石载、入云龙王兰泉昶；参赞诗坛头领一员：神机军师法梧门式善；掌管诗坛钱粮头领一员：小旋风阮云台元；马军总头领三员：大刀手蒋心馀士铨、豹子头胡稚威天游、霹雳火赵瓯北翼；马军正头领十四员：双枪将邵梦馀无恙、双鞭萧子山抡、没羽箭舒铁云位……”(35) 从江南归安韩敬造《东林点将录》，到舒位撰《乾嘉诗坛点将录》，目的不同，其以小说内容品鉴现实人物的做法则一，此颇能说明小说在江南具体影响的演嬗进程及其深入的程度。 4.小说与社会时尚 前揭丁日昌“札苏州、江宁两藩司并各府州县”云“《水浒》、《西厢》等书，几于家置一编，人怀一箧”；杨懋建《梦华琐簿》记陈森《品花宝鉴》云“此体自元人《水浒传》、《西游记》始，继之以《三国志演义》，至今家弦户诵，盖以其通俗易晓，市井细人多乐之”(36)；昭梿《啸亭续录》云：“自金圣叹好批小说，以为其文法毕具，逼肖龙门。故世之续编者，汗牛充栋，牛鬼蛇神。至士大夫家几上无不陈《水浒传》、《金瓶梅》以为把玩。”(37)这些记载，均反映了小说在清代社会的风行。《红楼梦》出世，更是风靡一时。毛庆臻《一亭考古杂记》云：“乾隆八旬盛典后，京板《红楼梦》流衍江浙，每部数十金。”(38)苏州吴云在嘉庆十五年(1810)为《从心录》题词云：“二十年来，士夫几于家有《红楼梦》一书，仆心弗善也。”(39)会稽李慈铭《越缦堂日记》更明确揭示了晚清江南的一个小说阅读现象：《红楼梦》“甫出即名噪一时，至今百余年，风流不绝，群屐少年以不知此书者为不韵”(40)。以读《红楼梦》为时尚，以不知此书者为失风雅，恰透露出一种观念上的变革。 小说之影响江南社会，最根本的还是一种思想观念上的渗透与潜移默化，以及由此导致整个社会风气的转移，并进而危及专制统治政权。同治七年江苏巡抚丁日昌颁布的禁毁令中说明了禁毁小说的原因：“《水浒》、《西厢》等书，几于家置一编，人怀一箧。原其著造之始，大率少年浮薄，以绮腻为风流，乡曲武豪，借放纵为任侠，而愚民鲜识，遂以犯上作乱之事，视为寻常。地方官漠不经心，方以为盗案奸情，纷歧叠出，殊不知忠孝廉节之事，千百人教之而未见为功，奸盗诈伪之书，一二人导之而立萌其祸，风俗与人心，相为表里。近来兵戈浩劫，未尝非此等逾闲荡检之说默酿其殃。若不严行禁毁，流毒伊于胡底。”(41)丁日昌强调了四点内容：其一，小说之类，流传甚广，影响面很大；其二，此等书内容上叙写绿林豪侠、男女恋情，诲淫诲盗；其三，此等书导引了风俗人心的变易；其四，当下社会动荡不安、兵戈扰攘，与此等书之潜移默化，影响风俗人心，有直接关系。 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小说禁毁有四次：道光十七年(1837)江南按察使苏松太道周氏应吴县廪生陈龙甲等呈请，禁毁“淫书”116种；道光二十四年(1844)浙江地方官员仿效江苏，在省城收买、销毁“淫词小说”120种；同治七年(1868)江苏巡抚丁日昌禁毁“淫词小说”122种；光绪十六年(1890)江南苏州等处承宣布政使黄彭年禁毁“淫词小说”112种(42)，均在江南，这应该不是一个巧合，反映了小说在江南最盛，及其对江南社会产生的影响最烈。 邱炜萲《小说与民智关系》一文中说：“夫小说有绝大隐力焉，即以吾华旧俗论，余向谓自《西厢记》出，而世慕为偷情私合之才子佳人多；自《水浒传》出，而世慕为杀人寻仇之英雄好汉多；自《三国演义》出，而世慕为拜盟歃血之兄弟，斩木揭竿之军师多。是以对下等人说法，法语巽语，毋宁广为传奇小说语。巍巍武庙，奕奕文昌，稽其出典，多沿小说，而黎民信之，士夫忽之，祀典从之，朝廷信之，肇端甚微，终成铁案。若今年庚子五六月拳党之争，牵动国政，及于外交，其始举国骚然，神怪之说，支离莫究，尤《西游记》、《封神传》绝大隐力之发见矣。而其弊足以毒害吾国家，可不慎哉！”(43)所论未免张皇其辞，但在教育普及程度不高的时代，通俗小说、戏曲演出，以及曲艺表演等，其对于社会的启蒙影响力量绝对不可以低估。自由爱情与父母之命相悖，揭竿起义与君臣伦理相左，小说内容中与封建专制及伦理道德违背的内容，有着大众民主启蒙的意义，直接影响到专制制度的存在。而明清时期江南社会的思想观念，之所以在全国范围内显得更为开放自由，与其大众文化(特别是小说文化)的发达，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