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本文明确提出“明清江南小说文化”的概念，认为：明清江南地区，小说生产、阅读及其社会影响，已然是一个突出的文化现象，并成为区域文化构成的重要部分。文中从明清江南小说生产与小说消费、江南戏曲曲艺中的小说故事传播、江南社会生活中的小说文化元素三个方面，论述了明清江南小说文化之构成，展示了其盛况，揭示了明清江南思想观念与发达的小说文化之内在关系。 【关 键 词】明清江南小说文化/生产消费/故事传播/小说元素 【作者简介】冯保善，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 清代嘉定钱大昕有云：“古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以来，又多一教，曰小说。小说演义之书，未尝自以为教也，而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至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皆闻而如见之，是其教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释、道犹劝人以善，小说专导人以恶。奸邪淫盗之事，儒、释、道书所不忍斥言者，彼必尽相穷形，津津乐道，以杀人为好汉，以渔色为风流，丧心病狂，无所忌惮。子弟之逸居无教者多矣，又有此等书以诱之，曷怪其近于禽兽乎？世人习而不察，辄怪刑狱之日繁，盗贼之日炽，岂知小说之中于人心风俗者，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有觉世牖民之责者，亟宜焚而弃之，勿使流播。”① 钱大昕以小说为诲淫诲盗之书，认为“子弟之逸居无教者”受其诱惑而“近于禽兽”，因此刑狱日繁，盗贼日炽，进而主张严加禁毁，“焚而弃之，勿使流播”，此固本末倒置之论。但钱氏察觉到小说可以“尽相穷形，津津乐道”，富有吸引力，拥有广泛的受众，有宗教般的魔力，之于人心风俗影响深巨，则不失其敏感深刻。小说“未尝自以为教也”，名之曰“教”，在钱氏，无非显言之，大言之，欲耸人听闻，以引起当道者高度重视；但从文化层面理解，以小说与儒、释、道抗衡，殊堪注意。钱大昕的时代，在他的家乡江南地区，小说的生产、阅读及其社会影响，已然成为一个突出的文化现象，并为区域文化构成的重要部分，小说文化的存在，毋庸置疑。 一、明清江南小说生产与小说消费 小说作为一种文化商品，它的生产，包括了从编写到出版的整个生产过程。作为文化商品的小说，这里主要指通俗小说。 明朝万历二十年(1592)之前，通俗小说的出版，其时间大体能够确定者，仅寥寥数种：嘉靖元年北京司礼监刊《三国志通俗演义》；嘉靖年间北京都察院刊《水浒传》；嘉靖二、三十年间(1541-1551)钱塘洪楩刊《六十家小说》；嘉靖三十一年(1552)建阳杨氏刊熊大木撰《新刊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嘉靖三十二年(1553)建阳杨氏刊熊大木撰《新刊参采史鉴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嘉靖年间建阳杨氏刊熊大木撰《南北宋两传演义》；隆庆三年(1569)四香高斋刊沈孟柈撰《钱塘渔隐济颠禅师语录》；万历十六年(1588)建阳杨氏刊熊大木撰《京本通俗演义按鉴全汉志传》；万历十九年(1591)金陵杨氏刊佚名《新锲龙兴名世录皇明开运英武传》。元末明初创作的《三国演义》、《水浒传》除外，自嘉靖元年(1522)迄于万历十九年(1591)，凡69年时间，新编写作品仅有7部，作者6位(钱塘2位，建阳1位，佚名1位)，刻印地域分布于建阳、钱塘、金陵三地。应该说，这只是通俗小说生产的发轫期。 万历二十年(1592)以后，迄于明朝灭亡，凡52年，去其重复，新刊小说约72种，小说生产进入了一个迅速发展的时代。具体分析，万历、泰昌年间新刊小说约40种(建阳刊27种，金陵刊5种，苏州刊4种，其他地区4种)。小说作者(或题评点者)，南直以南京、苏州为主，约9位，编写(或评释)小说9部；江西约6位，编写(或校正)小说8部；浙江约5位，编写小说5部；福建3位，编写小说6部；广州1位，编写小说1部；其他不详。考虑到其中江西、广州等地作者可能为建阳书坊雇佣，并在建阳编写小说，如此，建阳作者有11位。而南直与浙江作者总和约13位。据此可知，万历泰昌时期的通俗小说领域，江南与建阳双峰并峙，皆为中心。天启、崇祯两朝，新刊小说约32种(杭州刊11种，苏州刊11种，建阳刊5种，南京刊4种)，江南已经明显超越建阳，成为小说刻印中心。从作者来看，江南作家分布于苏州、杭州、湖州、扬州、南京，约17位，编写小说24部；其他不详。小说编写队伍，也已集中于江南，江南并成为通俗小说创作编写中心。 据相关资料统计，明清刻印通俗小说者金陵约计34家，刻印小说91部，去其重复，刻印通俗小说约50余种；苏州约73家，刻印通俗小说作品226部，去其重复，约160余种；杭州约计34家，刻印作品71部，去其重复，约60种；光绪年间，上海出版小说的书坊、书局、报馆等如雨后春笋，粗略统计，约有180余家。其中刻印出版小说在5种以上者，约30家。如陈大康《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前言》中说：“在近代小说的发展历程中，上海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绝大部分作品都出自上海，上海的出版机构以及刊载小说的期刊也最多，而当时的重要作家基本上也都在此地区活动”②。以小说作者及评点者而论，明清两代，大体能够判定江南作者(或在江南创作编写小说者)约210位，其中明代约43位，清代约167位；小说评点家(或在江南评点小说者)约62位，其中明代20位，清代42位，呈现出群星璀璨之繁盛局面。 尤为重要的是，明清小说史上的创作和评点大家及其作品，小说版本史上诸多精刊名刊之本，均与江南存在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名著如《三国演义》，其作者罗贯中，或称之为“杭人”③、“钱塘人”④，其籍贯未必杭州，却与杭州关系密切，甚至有可能在此完成了小说创作。该书最早刊本嘉靖元年刻庸愚子(金华人蒋大器)序中透露，其最初正是在江南流传。有学者推测，此本很可能即刊于江南特别是南京⑤。该书刊本，如金陵周曰校万卷楼《新刊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通俗演义》、苏州绿荫堂《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苏州《钟伯敬先生批评三国志》、金陵翼圣堂《李笠翁先生批阅三国志》、李渔序醉耕堂刊《四大奇书第一种》(毛评初刻本)，均为名刊，特别是毛纶、毛宗岗父子评本出版后，更成为该书最流行的一个定本。《水浒传》之作者施耐庵，据载曾客居苏州，为张士诚幕僚；其版本如杭州容与堂刊《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无锡叶昼评点)、苏州袁无涯刊《新镌李氏藏本忠义水浒传》(袁无涯评点)均为名刊，崇祯十四年(1641)贯华堂刊苏州金圣叹评点删定本《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出版，成为有清一代最风行的本子。《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南直淮安人，曾读书南京，其最早与最佳刊本，即万历二十年(1592)金陵世德堂刊《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此外如袁于令题辞本《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汪象旭刊《西游证道书》、金陵世德堂刊《西游真诠》，亦《西游记》重要版本。《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是否南兰陵人有待确证，但首先披露该书抄本消息者袁宏道，万历二十四年(1596)在吴县县令任上，其消息来源，则得之于松江华亭人董其昌；该书之首印本万历四十五年(1617)《新刻金瓶梅词话》，一般认为刻于苏州；《新刻绣像批评原本金瓶梅》刻于杭州；张竹坡评刊《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为有清一代最流行的版本，其与南京、扬州、苏州关系甚密。苏州冯梦龙编辑“三言”、编撰《新列国志》，其“三言”之原刊本：苏州天许斋刊《古今小说》，金陵兼善堂刊《警世通言》，苏州叶敬池刊《醒世恒言》，均出之于江南。湖州凌濛初编写“两拍”，其原刊本苏州尚友堂刊《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均在江南。江南杭州陆人龙编写《型世言》，杭州周楫编写《西湖二集》，湖州董说编写《西游补》，金华李渔在杭州编写小说《无声戏》、《十二楼》。文言小说巅峰之作《聊斋志异》的最早刻本，为杭州鲍廷博初刻青柯亭本。《醒世姻缘传》“传自武林，取正白下”(东岭学道人识语)，最早在江南流传刻印。吴敬梓在南京创作《儒林外史》。《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其“秦淮风月”和“扬州旧梦”的生活经历与体验，为其小说创作的重要基础。该书成一百二十回全帙，苏州人程伟元居功甚伟。李汝珍《镜花缘》初刻于苏州。晚清“四大谴责小说”均首刊于上海。其例甚多，不胜枚举。谓江南为通俗小说的生产中心，绝非虚誉。 明清江南不仅是小说商品的生产中心，亦为其消费中心。明人赵琦美《酉阳杂俎序》中说：“吴中缠市闹处，辄有书籍列入檐蔀下，谓之书摊子，所鬻者悉小说、门事、唱本之类。”⑥这是在闹市处摆设书摊，贩卖大众通俗读物。胡应麟云：“凡武林书肆，多在镇海楼之外，及涌金门之内，及弼教坊，及清河坊，皆四达衢也。省试则间徙于贡院前，花朝后数日则徙于天竺，大士诞辰也。上巳后月余，则徙于岳坟，游人渐众也。……自馀委巷之中，奇书秘简往往遇之，然不常有也。”⑦此乃据时节变化，在热闹处设摊，以便读者。江南书贾不仅生产小说售卖，还从外地书商手中换取未刊之书销售，如道光十八年(1838)江苏按察使裕谦告谕中说：“访闻苏城坊肆，每将各种淫书翻刻市买，并与外来书贾私行兑换销售，及钞传出赁，希图射利。”⑧这充分反映出江南有着广阔的消费市场。 小说抄本在江南的流行，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其在江南受欢迎的程度。成化年间昆山叶盛《水东日记》中载：“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书……农工商贩，抄写绘画，家蓄而人有之。痴骏妇女，尤所酷好。”⑨江南小说抄本的存在由来已久。据钱希言说：“武宗南幸，夜忽传旨，取《金统残唐记》善本。中官重价购之肆中，一部售价五十金。”⑩此重价所购之《金统残唐记》善本，必然也是江南书肆中抄本。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中评说：(《三国志演义》)“书成，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如此“争相誊录”，抄本流传，自然包括了序作者生活的江南地区。《金瓶梅》早期抄本流传，也集中于江南文人圈(或当时身在江南的文人)，如华亭徐阶、董其昌，浙江鄞县屠本畯、薛冈，浙江秀水沈德符、沈伯远，苏州冯梦龙，以及在江南任职的袁宏道、谢肇淛、马仲良等，都参与了《金瓶梅》的抄本传播。吴敬梓死后十余年，其友人程晋芳撰《文木先生传》云：“又仿唐人小说为《儒林外史》五十卷，穷极文士情态，士争传之。”《儒林外史》早期抄本流传阶段，吴敬梓生前所在地南京及其周围，是主要的区域；同治、光绪年间，上海以黄小田为先驱，张文虎为中心，还曾经形成了一个研读《儒林外史》的“沙龙”(11)。这都是小说抄本流传江南的记载。 清人郑光祖《销书可慨》中说：“偶于书摊见有书贾记数一册，云是岁所销之书，《致富奇书》若干，《红楼梦》、《金瓶梅》、《水浒》、《西厢》等书称是，其馀名目甚多，均不至前数。”(12)由此图书销售排行，亦可见出当时畅销书之一斑。清刊《功过格》中说：“江南有书贾稽留者，积本三十金，每刻小说及春宫图像，人多劝止之，不听，以为卖古书不如卖时文，印时文不如印小说。”(13)此条内容又见《文昌帝君天戒录莲池大师注》中，均印证了郑光祖的说法，反映了小说在彼时彼地之畅销。清李必恒《滥刻》云：“纷纭逮百家，媟亵至稗官，奸贾竞牟利，各各争雕镌。此事江南盛，此风吴会繁，薰莸谁能判，梨枣亦何冤，真堪剡溪吊，翻思瀛秦燔。”(14)清陆文衡《鉴戒》中说：“吴门有惯造小说者，无影之事，平空构撰，务极淫秽，无非迷惑狂徒，争先购买，为取利计，而实伤风败化之尤也。”(15)晚清丁日昌《札饬禁毁淫词小说》“札苏州、江宁两藩司并各府州县”称：“乃近来书贾射利，往往镂板流传，扬波扇焰。《水浒》、《西厢》等书，几于家置一编，人怀一箧。”又其《山阳县禀遵饬查禁淫书并呈示稿及收买书目由》言收缴此等图书及书板，“上元等县续报搜索八百余部，并板片等件，今山阳又复继之，苏、常各属，报缴尤多，或数千数百部不等”(16)。这些记载，都说明小说在江南社会有着巨大的盈利空间，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江南小说文化的繁荣景象。 江南小说消费中心的形成，与明代中期以后该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繁荣，消费能力的提升，商业化的加剧，大众娱乐休闲文化思潮的崛起，有着直接的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