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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取士”，名副其实 虽然“以策取士”较之“以诗取士”更近其实，但二者都是“以偏概全”，突出局部却掩映整体，只是程度不同而已，都不是对唐代取士全面而准确的表述。相对说来，“以文取士”似更适当。宝应二年（763）李云栖、贾至等奉诏就杨绾“条奏贡举疏”议云：“夏之政忠，商之政敬，周之政文。然则文与忠、敬皆统人行。且谥号述行，莫美于‘文’；文兴则忠、敬存焉。故前代以文取士，本文行也；由辞观行，则及辞焉……”（《新唐书·选举志》）唐人关于“以文取士”的系统阐述，此为首见，具有共识性：“文”为治道所尚，关系国家政治；又可“统人行”，关系社会成员德行；还可称美其人，关系个体人格。故“以文取士”实质是以“文行”为本的取士制度——通过试“文”观察其人之“辞”，进而观察其“行”。其中“辞”为所试之“文”的表面形式，对应其人的相关艺能；“行”是其人德行学识在“文”中的体现，对应其人已有的品格修养以及以后的政治发展。总之“文”可谓是其人过去、现在和将来综合人格的 “文本化”，借此“文本”可窥知其人各方面信息和趋势，从而作为取舍依据。这样取士兼顾了诸多要素，应是当时历史条件下最为全面、合理而可行的选才理念和制度，谓之“以文取士”，庶几名副其实。 这些只是“以文取士”的基本精神、原理和机制，在具体施行中还须根据实际加以细化，同时也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有所权宜和变异。此属别一话题，暂不多及。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