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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学”向“国学”的回归：十年沉默期为“五四”精神储备 回顾鲁迅从童年到中年在中西学海间探寻的三个时期，我们先从国学启蒙期的夯实底蕴说起。国学启蒙期的幼年鲁迅是在与西方文化相对隔绝的状态下经历了传统文化较为系统的教育，少时的鲁迅也和其他孩子一样，在经书丛中不断出入，读完了《四书》、《五经》和其它圣贤的经典。幸而鲁迅的祖父对读书的态度是十分开明的，他认为经书之外也应涉猎。因此，鲁迅逐渐养成了喜欢野史甚于正史，喜欢子部杂家的笔记甚于官方正统文集的嗜好。又据鲁迅塾师寿镜吾的儿子寿洙邻的回忆，从前寿镜吾“常手抄汉魏六朝古典文学，但鲁迅亦喜阅之，故往往置正课不理，其抽屉中小说杂书古典文学，无所不有”[11](144)。周作人也曾回忆道：“他对于唐朝的‘韩文公’韩愈和宋朝的‘朱文公’朱熹这两个大人物，丝毫不感受影响。”“他爱《楚辞》里的屈原诸作，其次是嵇康和陶渊明，六朝人的文章，唐朝传奇文……”[12](435)而鲁迅日后对与儒家正统相左的魏晋文学产生兴趣的种子，在他于私塾念书的时候就隐隐地埋下了。然而少年时期在偏僻的故乡接受蒙学教育的鲁迅只能在一种朦朦胧胧的对自由心灵渴望的心境下，去阅读那些饶有趣味的非正统文学，阅读的范围也只能限于中国古典书籍——这是一个在被动状态下夯实了国学底蕴的萌芽鲁迅。 直到“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13](437)，入矿务铁路学堂读书后，近代西方的文化和学说才逐渐为青年鲁迅拓展了一片新天地。1902年，时值22岁的鲁迅东棹赴日，在日本求学期间，他更是如饥似渴地大量阅览了西方的哲学、文学、美术甚至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重读其早期用文言写成的《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等论文，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热血沸腾、意气风发、慷慨激昂并以天下为己任的年轻人。此时风华正茂的鲁迅正如“精神界之战士”，[14](102)在行文与行动上保持着昂然挺立的姿态，并用充满着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激情去提倡“任个人而排众数”“尊个性而张精神”的“立人”精神[15](47－58)。然而与尼采不同，从一开始鲁迅对尼采的强者主义就有所警惕，他对弱者表示了足够的同情。他更爱阅读被压迫民族的书籍，更愿意为被迫害的弱小民族及妇孺而斗争，这正是他具有不蔑视弱者、同情弱者的人道主义思想的表现。这种人道主义里有托尔斯泰的影子，青年时期的鲁迅便实现了对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悖论统一的双向结合——这是一个主动求真求知，装备了精良西学武器的全新鲁迅。 然而在近而立之年学成归国后的1908—1918这十年间，先在浙江教书，后在南京、北京做教育部公务员的鲁迅却鲜有文章发表，与前后的创作状态相比，形成了极大的反差，这十年的鲁迅可说是“沉默的鲁迅”[16](133)。再结合其时他主要对汉魏六朝的古籍、墓志、碑帖和石刻造像及金石器物所做的辑录、校勘和收集等工作，可以说，这段沉默期里极少进行创作和全心全意“回到古代去”的鲁迅一扫青年时代的锐气逼人[13](440)，难怪要被那些尊“五四”时期破旧立新价值观为最高准则的局外人视为消极甚至反动的倒退行为。 对于这段时期的个中原因，不少学者都作了分析。从外部原因来说，钱理群先生引周作人的回忆认为由于时局黑暗、文网遍布，和当时北京的许多文官人人自危一样，鲁迅也只能韬晦隐忍，减少言论，借某种嗜好来消磨时间[16](137)；从内部原因来说，何锡章先生则认为是鲁迅从幼年时期培养起的抄书习惯所致，既是对孤寂而百无聊赖生活的排遣，又是对当时污浊氛围的无声抗议[17](35)。依据上述观点与前文分析，我们似乎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时期的鲁迅是一个被迫再度向国学回归的隐忍鲁迅。 更深一层体认，本文认为鲁迅在这段时期的抄录古碑实际上经历了一个从被动到主动，从被迫到自愿，从非自觉到自发自为的过程。否则就无法解释他为什么在古中国的众多朝代中单挑魏晋，“以魏晋时代为纵坐标”[18](7)来辑录古籍。并且在文网早已远去，奔波忙碌的后半生，并非教学之需，也非出版之急，鲁迅竟断断续续地辑录《嵇康集》长达23年，校勘十余次[19](33－39)。与其说辑校《嵇康集》是学术动机，不如说更多是鲁迅为了满足自己的精神需要和心灵欲求。《嵇康集》伴随了鲁迅的后半生，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成了他潜在的生命文本，是他所博览过的众多中国古籍中能引起内在共鸣的“自己的园地”。而之所以鲁迅会选择魏晋、聚焦玄学、寄情嵇康，从文网时期的被迫沉溺延续到后半生的自觉追寻，内中的深层动机正是由于鲁迅从辑录魏晋时代的古籍碑帖中身临其境地回到了魏晋，读懂了嵇阮放达不羁背后隐藏着的深深哀伤，体悟了竹林玄学“唯有至真才更能接近至善”以及强调人与人的本性相融合的平衡美[9](209)。在归国后至“五四”前这段长达十年的沉潜期里，鲁迅的沉迷古碑是在向西方文化的“取”——即吸收了托尔斯泰人道主义和尼采个人主义后，回溯中国古典文化的过程中又“复”苏了魏晋一代尤其是嵇康、阮籍的精神风貌。此时，在其汲取的广阔的共时性人类文化资源里，鲁迅为他业已形成的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并驾齐驱的人本主义思想在中国文化里找到了思想支撑，这种萌生于中年时期的“嵇阮情结”潜在地与其青年时期所钟情的“托尼学说”相契合，并相互验证地统一于鲁迅一以贯之的“立人”思想中，成为他投身即将开始的“五四”创作浪潮的精神资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