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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渊鉴》评点意向与影响刍论(3)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 王亚楠 参加讨论

    三、《古文渊鉴》的影响
    《古文渊鉴》最初刊刻为颁赐朝臣。《清史稿》卷八“本纪八”记载康熙四十四年《古文渊鉴》编纂完成后,康熙曾将其颁赐廷臣和官学[7](P266)。《古文渊鉴》也是清代皇子学习汉文的教材之一。此外,清朝皇帝还多次将《古文渊鉴》颁赐各地的书院。直到光绪二十九年,清廷还将《古文渊鉴》列为中学堂、初级师范学堂和译学馆中学生学习中国文学的教材。
    《古文渊鉴》对于清代文学最大的影响是其序文、凡例和评点中所强调和肯定的古雅醇正、庄重典则的文风。这种文风后来被总结为“清真雅正”,分别关涉思想内容和艺术特征两方面。“清真雅正”既是对明末颓放、浮靡的不良文风的矫正和反拨,合于清初文学思想的潮流,又是传统儒家诗教论的重申。康熙之后的雍正、乾隆两代帝王都曾加以肯定和倡导,使其带有浓厚的官方意识形态色彩。纵贯整个明代,文学流派众多,风尚屡次转移,至于明末而文风浮靡、衰颓。明清易代,天崩地解的兴亡更替极大地震撼了士人的心灵。康熙中叶之前,清廷一直忙于镇压农民起义和扫灭明朝残余势力,无暇顾及文治。所以清初文坛主要是遗民文学占据,悲凉激越、郁勃横放的风格盛行。而在全国统一、政权稳固之后,清代统治者开始加强文治,这些风格就突出地显得与康熙帝关于“盛世”的建构理想极不谐和。所以康熙君臣就从儒家传统诗教观出发,借鉴历代文章发展流变的得失,以前所未见的热情和精力介入文学创作,树“清真”为典型,立“雅正”为规范,希望自上而下,定于一尊,来引导清代文学创作趋向一种与“盛世”相副的风尚、格调。
    “清真雅正”的风格影响涉及诗、文、词三个方面,它既与当时的文学潮流有所符合,又经统治者倡导,于是成为了一种文学的最高标准和要求与受到重视和赞扬的风格。这首先在康熙君臣自身的文学创作和相互评价中有所反映。康熙四十四年正月康熙有诗赐陈廷敬,题为《览〈皇清文颖〉内大学士陈廷敬作各体诗,清雅醇厚,非集字累句之初学所能窥也。故作五言近体一律,以表风度》[8](P361)。陈廷敬对此也颇为自豪,曾借序友人史申义诗集之名,津津乐道:“上尝有是言矣,赐廷敬诗序有曰:‘清醇雅厚,非积字累句之学所能窥也。’於戏,此风雅之本原,诗人之极致,廷敬何足以当之!”(《史蕉饮过江诗集序》)[9](P549)
    仅就文章方面来说,“清真雅正”的影响是先及时文,而后古文。清廷在推行和引导“清真雅正”的文风时,采取了软硬兼施、两手并用的方法。一方面即编纂《古文渊鉴》,通过选文、评点来端正文风。另一方面就是不断发布谕旨,将文风“清真雅正”列为科举考试中八股文写作的重要标准。雍正十年,雍正帝下特旨晓谕会试考官,所录的八股文务必要“清真雅正,理法兼备”。乾隆三年,礼部又命令考试各官,凡岁试、科试和会试,评判文章取“清真雅正”。乾隆十四年,乾隆帝颁上谕再次强调“清真雅正”。桐城派初祖方苞在《礼闱示贡士》中先申明雍正、乾隆二帝强调八股时文以“清真雅正”为正宗,之后于古文中界定和标举“清”“真”“古”“雅”各自的来源和内涵,最后阐发八股文写作中如何做到“清”“真”“古”“雅”[10](P775-776)。方苞还奉旨以“清真雅正”为宗旨,选取明清两朝的八股文为《钦定四书文》,作为考官判文的标准和士子写作的范本。因此,《四库全书》对于前代和清朝汗牛充栋的时文选本及各家八股文集一概不登,只收录了《钦定四书文》。之后《钦定四书文》又被刊行全国,供科举士子研读学习,影响很大。后嘉庆十三年,御史黄任万奏请续选《钦定四书文》以端正文体,乾隆帝下谕要求仍然是以“清真雅正”为宗旨[11](P31)。在清代,“清真雅正”作为科举八股的衡文标准,是一以贯之的,又是深入人心的。
    桐城派初祖方苞的一些文学思想是较为自觉地顺应了皇权统治的选择,反过来又助推了正统文风的流行,扩大了“清真雅正”的影响。方苞在《礼闱示贡士》中说:“世宗宪皇帝特颁圣训,诱迪士子:制艺以清真雅正为宗。我皇上引而伸之,谆谕文以载道,与政治相通,务质实而言必有物。其于文术之根源,阐括尽矣。”“必贯穿经史,包罗古今,周察事情,明体达用,然后能质实而言有物。”“其于清真古雅,质实有物,虽不能尽究其根源,未有不少有所得,而能发明于一时,垂声于久远者也。”[10](P775-776)方苞在《又书〈货殖传〉后》中提倡的“义法”说中的“言有物”,即源于清廷对于时文的要求,只是方苞又借六经之一的《周易》加强了其神圣性[10](P58)。由上引《礼闱示贡士》可见古文“义法”说又与“清真雅正”关系密切。方苞还曾代和硕果亲王允礼为当时国子监学生编选古文选本《古文约选》,他在该书序例中明确说明《古文约选》就是《古文渊鉴》的一种简编本[10](P613)。方苞的文学思想受到清廷对时文要求的影响,又以“清真雅正”为宗旨选录《四书文》,这是他遭钱大昕批评的一个重要原因。钱说他“未喻乎古文之义法”,“盖方所谓古文义法者,特世俗选本之古文,未尝博观而求其法也”(《与友人书》)[12](P606-607)。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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