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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以文学广告学为中心”是刚刚出版的钱理群等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的主要线索、编辑意图和撰写体例，也是三位主编崭新的文学史观念。以此书为讨论对象，兼及当前文学史写作中存在的相关问题，是一个有意义的话题。作为文学史叙述的两个基本维度，“以文学广告为中心”是否也应兼顾到“以作家作品为中心”这个方面?它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历史平衡来达到对历史认识更丰富和更立体的认识?我们想所有的文学史撰写者都不会不关心这个问题。 【关 键 词】编年史/文学广告/历史遗址/作家作品问题 【作者简介】 邵红杰(1962-)，女，河南三门峡人，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所副教授，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毫无疑问的是，八十年代以来，“重写文学史”思潮一直在试图重绘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地图，它的野心是对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叙述提供新的视野和方法。已经出版的现代文学史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钱理群等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程光炜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严家炎的《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著作有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孟繁华、程光炜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等等。近年来，吴福辉的《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史》、钱理群等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张健的《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则采用文学社会学的方法，在“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的文学史之外，尝试着把文学史置于更为复杂丰富的社会历史场景中，使文学的发声回到原声的状态。众所周知，一般的文学史教材是对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的提纯、提炼和归纳，而编年史则倾向于再次访问文学史的遗址，让文学史重回纷纭复杂的文学现象当中。它预想克服文学史过于简化和固化的趋势，把问题重新打开，让众声喧哗的文学现象自己展示自己，以供研究者根据自己的不同需要去挑选。这种企图表明文学史家已经不满现有的文学史秩序，甚至不满现有的文学史教学状况。不过有必要讨论的是，在我们充分意识到这将对文学史写作调整产生直接冲击的前提下，是否也需要注意到文学史秩序中实际有两个维度?即“以作家作品为中心”和“以社会史为中心”的两个维度?它们是彼此对立、不能协商的吗?或者我们是否能够看到它们紧张关系中的历史张力?这都是本文所关心的问题。 读者想必注意到，“以文学广告为中心”是刚刚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的主要线索，编辑意图，撰写体例，也是三位主编崭新的文学史观念[1]。按照钱理群自己在“总序”的表述，这个“文学广告”不是狭义的，而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文学史概念，它强调“文学生产与文学流通的交汇点”，它容纳了“文学创作”、“出版过程和意图”、“出版者对接受者的引导”、“文坛活动”、“作家个人信息”、“文学背后的故事”、“文学事件”、“装帧”、“印制”等等无所不包和极其广泛的内容和叙述层面。这种文学史叙述，自然比传统的文学史叙述视野更开、容量更大、更具开放性、对话性。这种历史叙述，是一种敞开大路，容许所有持有不同意见的研究者进入的类似“798”那样的历史活动场所。它对传统的文学史格局是一次威胁，一次挑战，也是一次全面的刷新。我阅读该书的直接感受，是它的历史信息量非常大，仿佛在你面前展露出一处从未真正开掘过的文学史遗址，尽管各种信息有时候相互矛盾，各种不同流派在那里相互打架，相互争吵，相持不下，但是这种带领人们“重访文学史遗址”的叙述姿态，确实是令人兴奋，也是很有启发性的。例如，钱理群主编的第一卷(1915—1927)中，既有“蔡元培‘一校一刊’格局的形成”，也有通俗作家“周瘦鹃《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的交代，既有新锐批评家钱玄同和刘半农唱的“双簧”，也照顾到新文化倡导者蔡元培对《红楼梦》的旧学研究。他没有采用过去那种文学史等级式的历史描写，使这些平起平坐地再现在人们视野中。他是想新的研究者寻找自己的观察角度，而不像过去那样是一种大包大揽的历史态度。由于没有这么明确的等级观念，新的研究者终于看到了当时众声喧哗的现象，看到原来新文学史还没有建立自己叙述霸权之前的真实状况。吴福辉主编的第二卷(1928—1937)，“1931年”这章有意把《啼笑因缘》、“侦探小说”、“左联五烈士”、“鲁迅与左翼文学”和“冰心要求更正谈话”等有分歧的现象并置在一起，借以揭示“1930年代初的文学生态”。这种“文学广告”的“蒸发效应”就把过去我们印象中那种狭窄的文学史框架撑大了。它还让人隐约意识到，当中国现代文学的重心南迁后，它下面有一座巨大的现代化都市上海。正是这座都市的文化生产方式，促使现代文学的生产与文学流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文学广告在中国文学的“上海时期”，可能对现代文学的生产和文学流通的关系的影响最为深刻和广泛。这是因为，作为商业中心的上海的历史秩序，就是一种市场经济的秩序，这是平等竞争而并非垄断的关系。新文学南移之后，尤其是当它在上海露面之后，并不像后来文学史叙述的是一手遮天的姿态，它还得容忍与其它文学生态的存在，或者是它与其它文学生态是一种相互包容的关系。在上海的市场经济规则制约下，“上海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具有了真正的民主精神，而非是“五四时期”那种咄咄逼人的非民主姿态。换句话说，它是受制于上海的市场秩序，它的历史展开，也只能在这种受限制的历史环境中谋得生存。这个意义上，“并置”也许并不是通过“文学广告”才看到的，只能说“文学广告”突然让钱理群、吴福辉和陈子善等人意识到，“现代文学”与“上海”在这里的历史遭遇，其实是上海的市场秩序所决定的。再例如，陈子善主编的第三卷(1937—1949)，也有很多东西值得分析。陈子善是现代文学领域里的史料专家，他在本卷中正好找到了发挥长处的立足点。我们知道，中国现代文学“四十年代”的历史图景远比前两个十年复杂，一是国家版图被撕裂为“沦陷区”、“国统区”和“根据地”，这种撕裂导致了多种不同的文学样态；二是“四十年代”是一种套中套的历史图景，既有“抗战八年”，也有“光复”之后，还有“解放战争”，以及国民政府败退大陆和大陆的政权易帜等等，多种不同的意识形态相互交叉，各种声音相互对话又彼此争论，终于还分道扬镳，重开历史叙述，这都为文学史撰写者制造了很多麻烦。作为史料专家的陈子善显然意识到自己处理上的难度，他在“前言”中也说：“以往文学史教科书习惯地称之为‘现代文学第三个十年’。这‘第三个十年’其实是13年。这13年又分为前后两期，即抗日战争八年和国共内战五年。也因此，现代文学的进程在这13年体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新的特征。”他抓住“1946”这个特殊年头，这样铺开他的文学史叙述：巴金的“人间三部曲”、《洋铁桶的故事》和新英雄传奇、《和平的梦》与中国科幻小说、《王贵与李香香》和民歌体新诗、徐訏和新浪漫小说、不为人知的《青年文选》等等。1946年，日本侵略军被赶出中国，国共商量“和平建国”大业未果，战争风云密布，但和平的曙光并未完全散去。这个时间节点上，怎么看文学创作的各种表现，以及采用什么方式展开自己的历史叙述，就会是一个问题。陈子善尽量发挥他史料专家的特长，不做主观推演的让史料自己说话，这种以退为进的叙述方式，在研究者面前充分展现历史的多种可能性，因为他们如果想有所推进，就必须要面对这个历史遗址。 我觉得钱理群等人的这种文学史意图，确实锁住问题，打开历史，充分释放了当时实际存在而后来被很多文学史著作所压抑和遮蔽的重要信息。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的，也确实使“文学史置于更为复杂丰富的社会历史场景中，使文学的发生回到原声的状态。”不过，我们是否就相信它表明是现代文学史的一次重大推展，是以与“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的研究秩序的断裂为前提的另一种别开生面的研究成果呢?它本身的价值是不可怀疑的。然而，福柯在这里却警告我们说：这样“有可能在这项分析终了时将无法回收那些鉴于方法上的考虑而被我们弃之一边的单位，因为我们不得不分解作品；无视影响和传统；彻底放弃起源问题，让作者专横的立场自行消失；这样，所有自身构成思想史的东西会消失。”[2]48福柯这里涉及到作家作品、思想史价值、影响与传统传承、文学起源问题等诸多方面，他的意思是，文学史如想真正立足，它不能自己先行拆除掉这些牢固的基础。我们知道韦勒克、沃伦著名的文学史理论著作《文学理论》非常强调文学的“外部研究”，但同时他们并未舍弃文学的“内部研究”，为此专门辟出第四部共八章研究作家作品自身的规律，甚至细致到了对“谐音、节奏和旋律”、“文体和文体学”、“意象、隐喻、象征、神话”、“叙述性小说的性质和模式”等问题展开分析的地步，这些新批评意义上的细读式分析，一点都没影响到这部名著的巨大学术价值，相反，它反而与前面的“外部研究”形成了历史平衡，产生了更大的历史张力。他们指出：“文学研究的合情合理的出发点是解释和分析作品本身。无论怎么说，毕竟只有作品能够判断我们对作家的生平、社会环境及其文学创作的全过程所产生的兴趣是否正确。然而，奇怪的是，过去的文学史却过分地关注文学的背景，对于作品本身的分析极不重视，反而把大量的精力消耗在对环境及背景的研究上。”[3]145我注意到，尽管钱著在涉及“文学广告”内容时，也注意揭示广告周围的文学创作活动，注意到对一部作品产生过程的分析，但相对非常重的社会史内容，这些内容却相对偏轻，有某种被压抑的趋势。我的意思是，不仅要将《啼笑因缘》、“侦探小说”、“左联五烈士”、“鲁迅与左翼文学”和“冰心要求更正谈话”等有分歧的现象并置在一起，借以揭示“1930年代初的文学生态”。而且还要大大增加对这些作家和作品的详细研究，用“以作品带问题”的方式，充分释放其中的作家创作和作品文本的信息，与社会史内容形成双峰并峙的更为立体的历史叙述效果。因为我再次强调，三十年代上海文化的多元性，首先来自它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秩序；其次，它是各种社会政治力量激烈争夺的新型舞台，各种力量的相持不下，或者说还没有能力形成大一统局面的历史阶段，注定了文学流派和现象必然会这样“并置”在一起。陶东风在他的《文学史哲学》一书中也谈到文学史的问题首要是“人的问题”：“人在现实的活动中产生的需要、目的，促使他去研究人类的过去，并希望从中发现和解决自己在当今所遭遇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历史研究所回答的与其是过去的问题，不如说是当今的问题。每个时代的人都有自己的需要，自己的迷惘和困惑，研究历史从根本上说就是为了解决这迷惘和困惑，故而每个时代的人都要重写历史。正因如此，在价值尺度产生裂变的时代，在人对自己的本质、自己的存在价值、对生活的目的、人生的意义等终极问题深感困惑并急于要找到出路的时代，历史学也常常特别兴盛。在这样的时代，人的问题就被提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反思人性成为时代的迫切问题，而历史正是人类反思自身的有力武器。”[4]40陶东风的论著提醒我们说，文学史不仅肩负着“人的社会史”，同时也肩负着“人的作品史”的重任。反思人性问题可以在社会史的维度上展开，同时也应该在作品史的维度上展开，甚至更为重视人的作品史的维度，恰恰更能揭示文学史的文学性问题。没有文学性的文学史，至少不是一部全面的令人满意的文学史。其实，不仅是我们讨论的这部文学史著作，最近几年问世的相关著作，同样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自然我们得承认，最优秀的文学史著作不一定都是十全十美的历史著作，并非十全十美的历史著作，某种意义上比那些看似十全十美无一遗漏的历史著作更具创造性。 另外值得提出的是，文学史著作在界定自己的重要概念时，是否应该注意它的严密性。由于学科规范的强调，近年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著作开始注意建立一些重要的概念和范畴。这些概念范畴的建立，目的是强调文学史著作的科学性，包括在叙述历史过程中的准确性。但不妨指出的是，不少作者都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学科的规范性已经在朝向更积极的方面而发展。无须指出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是一部开创性的著作，它的许多亮点值得反复仔细地加以探讨，尤其在叙述形式上所作出的尝试更是给了人们丰富的启示。不过对其中一些概念做更严格的考证，也还有一些商榷的空间。一是关于“文学广告”的概念界定和运用过程，在我的感觉里都还比较的模糊和宽泛。如果我们在界定这个非常重要的文学史概念时，把“文坛活动”、“作家个人信息”、“文学背后的故事”、“文学事件”这些可能只是文学创作的外部因素都说成是“文学广告”，那么距离这个概念中那些严格的都市商业性、营销性和流通性等含义，就有些不太一致，考虑得不是那么严密。二是我觉得由于在使用这个概念时比较随意，就把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在不同地域和时间上的不同点遮蔽了，过于强调它们之间的同质性的方面，而压缩或者忽视了它们之间异质性的方面。比如，在现代文学的“北京时期”(即第一卷)，由于北平的城市功能是政治文化型的，而非上海那种都市型的功能，“文学广告”在文学史书写中是否应该有那么大的作用，实际是可以重新讨论的。另外，它在四十年代，其中还有非常特殊的“抗战八年”(尤其是国统区和解放区)，“文学广告”的功能究竟是什么?它与“北京时期”和“上海时期”到底有什么不同，相关各卷都没有讨论，更没有认真界定和区分。因为某种意义上，如果我们把相当多的属于作家活动和逸闻趣事等等方面的内容，都纳入“文学广告”的概念范畴，它虽然可以释放丰富的社会信息，拓展文学史叙述的空间，然而与此同时，也有可能对许多应该进行精细界定和分析的地方，采取了相对粗放化的办法。作为全书的主要支撑和叙述线索，就容易忽左忽右和变得飘忽不定起来。当然，由于作者众多，主编很难一一解决这些问题，对之我们也应该持有更具包容性的同情和理解的态度。 参考文献： [1]钱理群，吴福辉，陈子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三卷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2][法国]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M].谢强，马月，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 [3][美国]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M].刘象愚，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4. [4]陶东风.文学史哲学[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