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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晚霞》重现的方式 1997年，张旭东在《重访八十年代》中阐述他当时所处的时代与八十年代的关联，就曾经的“西学热”、“理论方法热”等问题的认识上发出重返呼声。在他看来，八十年代的文化语境在某种程度上被简化与纯化：“目前知识圈里流行的自恋、返祖和观念拜物教虽然为回顾八十年代提供了背景，却不应让我们把那个十年简单地想象为一个天真时代。”(36)1999年韩少功在与《天涯》的访谈中提出了需要反思八十年代启蒙/再启蒙所造成的“思维的简单化”(37)以及由此衍生的简单的现代化想象。 而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返八十年代”成为热点则是在2005年，程光炜发表于《当代作家评论》的《怎样对“新时期文学”做历史定位——重返八十年代文学史之一》、《经典的颠覆与再建——重返八十年代文学史之二》提出了“重返”的必要与方法。2007年李杨发表于同一期刊的《重返八十年代：为何重返以及如何重返——就“八十年代文学研究”接受人大研究生的访谈》则对研究理路做出进一步的论述。 除了《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当代文坛》、《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等都陆续集中地刊载了这一课题的研究成果。在一定范围内研究者的集体返回中，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被用作价值中立的理论资源，“重返”的维度包括对文学思潮和重要作品的分析、对文学制度和传播过程的考察、对“八十年代文学”与“十七年文学”关系的梳理。王尧、杨庆祥、贺桂梅、赵黎波等学者也撰写论文探讨“重返”的方法与路径。除此之外，还包括并未明确有“重返”口号却有诸多“重返”实践的研究者，如张志忠以八十年代的作品为例思考当代文学有待展开的可能性，何言宏对文学史“正典结构”以其形成机制的追索等。在广义的“重返八十年代”研究视域中，《晚霞消失的时候》以八十年代争鸣作品或是文学史“正典结构”中被遗忘者的身份重现，成为备受瞩目的个案。 程光炜认为《晚霞消失的时候》与《班主任》同样属于“伤痕”题材，境遇却大相径庭：“它尽管也像《班主任》一样受到责难，但文学界却并未像处理‘《班主任》现象’那样最终为其‘拨乱反正’地‘正名’，所以后来的评论家和文学史家始终未把它列入‘正典’文学。直到九十年代后，始有人重新提起它，不过仍然将其放在‘前伤痕文学’之中，而没有对已然形成的‘文学史常识’有任何僭越和质疑。”(38)尽管“重返八十年代”的研究者宣称“我们的工作不是‘重写文学史’”(39)，但在程光炜面对《班主任》与《晚霞》不同境遇的评述中，显而易见的是对已有文学史叙述的不满以及进行“重写”的强烈意图。然而，对将《晚霞》置于“前伤痕文学”的质疑，并没有首先建立在资料的重新整理上，即“前伤痕文学”的定位由何而来、是否可信，而是先直接给出一个否定的预设，再对之进行论证，这与“重返”宣明的来自于“知识考古学”的方法论有所背离，从而成为一种建立在对文学史成规直接否定之上的捷径式返回。 在这一研究背景中，《晚霞消失的时候》的境遇与逝去的八十年代截然不同，与它的重现伴随着的，几乎是一片褒扬之声。在与《班主任》等主流意识形态所认可的作品的对比中，这部小说被赋予了某种意义上的先锋性，这也重新形成了另一种“成规”般的叙述： 《晚霞》并不满足于这种“揭露”、“呼吁”式的叙述，它对造成悲剧的历史成因和人的命运中所潜藏的存在主义命题的兴趣，似乎远远超过了一般性的社会问题。例如，在固定化的“文革”叙述框架中，它引出一对恋人兼仇人李淮平和南珊的“特殊身世”，并且对四十年代那场“大战”的“意义”刨根问底；同样是控诉和展示“伤痕”，但作品却执意超出社会学的禁忌，而将命运与存在，宗教的终极价值做令人不安的深度互动。(40) 礼平曾提到，在小说初稿完成，经历不断修改的几年中，他处于封闭的环境中：“我根本不知道从1978年开始，许多文学期刊已经像雨后春笋般地在全国各地重新出现。我的部队在偏僻的驻地，就像一只蛰居土中的泥虫，不知道世界上已经涌动着怎样的春潮。一直到有一天，我在青岛中山路新华书店无意中看到了一本漂亮而且厚实的大型文学期刊，才知道社会上已经出现这样多的小说了。这本期刊的名字叫《清明》。”(41)按照这一说法，彼时的礼平并不熟悉“伤痕”文学所谓的“揭露”与“呼吁”式的叙述、或者固定化的“文革”叙事，那么也就谈不上是否满意于、是否试图超越于这种范式。 而且《晚霞消失的时候》是否能够在“命运与存在，宗教的终极价值”呈现出具有深度的互动与碰撞也需要质疑。礼平在事过境迁后的夫子自道，在某种程度上嘲讽了围绕这部小说的“思想性”解读：“我读了很多书么?我没有读多少书。读者觉得这个作者读了很多的书我想是一个错觉，因为我在小说中提到的很多书我都没有读过，甚至没有见过……”(42) 重现之时所获得的褒奖，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八十年代主流批评的不假思索的反拨上。无论是八十年代的争鸣、还是新世纪的重评，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仍然是小说以哲学、宗教论述所构建出来的、与主流价值观所截然不同的思想性。而这种“截然不同”却又恰恰是被作者本人所否定与轻视的，在远离八十年代言说禁忌的当下，礼平所重申的仍然是这部小说的“正统性”： 实际上我的小说是一篇标准的主流意识形态作品，它的一切都那么符合正统思想的需要。它反对文革，它坚持马克思主义。像我这样在文学作品中如此细腻和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进本远离的小说大概还没有过吧?(43) 固然写作理念与文本常常呈现出差距，但礼平在在重申的“正统性”也有理由让人质疑对这部小说的重评是否有所拔高，是否掺杂着评论者的过度阐释。《晚霞消失的时候》中虽存在着“异质”的因素，但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反抗者的姿态来源于八十年代评论家通过批评所实现的再塑造。这种再塑造所形成的印象，也让它更容易进入重评的视野，重评者通过简单的、反拨式的肯定再次加固了小说反抗者的姿态。此外，在“重返八十年代”的研究中，获得重视的独异性文本(如《波动》、《公开的情书》)大多属于“地下文学”的序列，他们被视作对文学史“正典”的超越，这实际上暗含了对于“地下文学”的顺理成章的崇拜。若是剥除了《晚霞消失的时候》被误解的时间归属，其独异性也是要大打折扣的。 而且，在对《晚霞消失的时候》、《波动》、《公开的情书》等个案的集中关注之外，八十年代更多具有异质因素、越出主流叙述范式的文本仍然遭到忽视。譬如韦君宜发表于1979年的小说《参考资料》，以屠格涅夫式的代际冲突来反映“文革”创伤，母亲在儿子的不解中回首往昔，表达出对革命之路的反思与怀疑，发出“到底哪条路是对，哪条路是错?”(44)的自问。再如林斤澜发表于1983年的小说《乡音》，叙述了“退休宴上的第五个故事”：“饭铲头”政治风雨中的惨痛往事在被讲述得稀疏平常，对抗苦难的力量并非政治性的救赎，而是绵延不绝的乡音，是那种“悠悠地，韧韧地，久远久远地生存下来的力量”(45)。对这些作品的忽视，会影响到个案重评时的定位与分析，影响到对八十年代文学整体发展的把握。考察范围上的狭窄化，也是《晚霞消失的时候》在当下的语境中获得了过高评价影响因素。这也可以反映出“重返八十年代”研究用何种方法论重返、以何种角度评价的问题上所存在的局限。 注释： ①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1页。 ②③⑤(13)(41)礼平：《写给我的年代——追忆〈晚霞消失的时候〉》，《青年文学》2002年第1期。 ④“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爆发于1975年11月，直至1977年7月邓小平复职后方才宣告结束。参见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283页。 ⑥乔世华：《关于〈晚霞消失的时候〉》，《粤海风》2009年第3期。 ⑦⑧(42)(43)礼平、王斌：《只是当时已惘然——〈晚霞消失的时候〉与红卫兵往事》，《上海文化》2009年第3期。 ⑨(19)(21)(23)(24)礼平：《晚霞消失的时候》，《十月》1981年第1期。 ⑩(20)(22)(25)礼平：《晚霞消失的时候》，中国青年出版社1981年版。 (11)杨鼎川：《1967：狂乱的文学年代》，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2)许子东：《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50篇文革小说》，三联书店2000年版。 (14)从数量上，小说发表的前三年间评论数量呈逐渐上升的趋势，在1983年，随着“清除精神污染”的开展而达到高峰，它受到了集中的关注与批评。争论并未随着运动的迅速结束而停息，直至1985年才逐渐减少。到了1986年，在新时期文学十年回顾的背景下，小说又在整体性的审视中获得了较多的评论，评论数量在1988年以后逐渐减少。 (15)郭志刚：《作品的境界与作家的责任——谈〈立体交叉桥〉等中篇小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6期，第39页。同年8月8日，这篇文章又以《文艺创作需要崇高的思想境界》为题发表于《人民日报》。 (16)于建：《人生价值的思索——读〈晚霞消失的时候〉》，《读书》1981年第8期。 (17)叶橹：《谈〈晚霞消失的时候〉创作上的得失》，《文艺报》1981年第23期。 (18)礼平：《我写〈晚霞消失的时候〉所思所想》，《青年文学》1982年第3期。 (26)(27)(28)礼平：《谈谈南珊》，《丑小鸭》1985年第5期。 (29)李洁非、张陵：《小说在此抛锚——对当代中篇小说所处位置的解说》，《当代作家评论》1986年第1期。 (30)高尚：《论新时期小说创作的深度模式》，《文学评论》1989年第4期。 (31)董之林：《旧梦与新岸——论新时期知青小说中理想命题的嬗变》，《小说评论》1989年第3期。 (32)巴文华：《现代派在我国影响概观》，《江汉论坛》1987年第3期。 (33)刘纳：《新时期小说与宗教》，《文学评论》1986年第3期。 (34)张韧：《文学与哲学的浸渗与结盟的时代》，《文学评论》1986年第4期。 (35)李洁非：《被唤醒的美学意识：悲剧》，《文学评论》，1986年第12期。 (36)张旭东：《重访八十年代》，《读书》1998年第2期。 (37)韩少功：《反思八十年代》，见《在小说的后台》，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83页。 (38)程光炜：《文学成规的建立——对〈班主任〉和〈晚霞消失的时候〉的再评论》，《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2期。 (39)李杨：《重返八十年代：为何重返以及如何重返——就“八十年代文学研究”接受人大研究生的访谈》，《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1期；程光炜、李杨在2007年第1期《当代作家评论》的《重返八十年代·主持人的话》中，杨庆祥2010年第1期《文艺争鸣》发表的《“80年代文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中都有着类似的表述。 (40)程光炜：《文学成规的建立——对〈班主任〉和〈晚霞消失的时候〉的再评论》，《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2期。 (44)韦君宜：《参考资料》，《人民文学》1979年第8期。 (45)林斤澜：《乡音》，《人民文学》1983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