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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霞消失的时候》:历史现场与重返之思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扬子江评论 韩亮 参加讨论

    【作者简介】:韩亮,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生
     
    一、如何成为手抄本
    在当代文学史的书写中,《晚霞消失的时候》通常被置于“文革”潜流文学或者“地下文学”的框架中进行论述。如洪子诚出版于1999年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将《晚霞消失的时候》与《波动》、《公开的情书》同列为“文革”后期手抄本小说的重要作品。具体论述中,《波动》与《公开的情书》的版本与流传过程均有呈现,而当论及《晚霞消失的时候》时,却略去了这一部分的内容,代之以文本分析。在2007年《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修订版中,手抄本小说的复杂性被注意到,即在当时未能公开发表,仅以抄本形式获得传播,或以手稿形式保存下来的小说“严格说并未成为当时的‘文学事实’”①,除去部分文本分析的增删外,手抄本小说的篇目与评价与1999年的版本基本一致。
    然而,《晚霞消失的时候》确是一部手抄本吗?2002年《青年文学》第1期刊载礼平的《写给我的年代——追忆〈晚霞消失的时候〉》,在这篇回忆性的文章中,作者详细地叙述了小说从构思到写作直至完成的过程。故事的雏形始于1976年春节的朋友聚会时的讲述,“这时,距离周恩来总理去世刚刚过了不过一个月,社会上各种各样非正式也不确切的小道消息满天飞、遍地走,政治笑话泛滥”。②(笔者注:1976年1月31日为农历大年初一,周总理逝世于1976年1月8日,那么礼平讲述故事的时间约为1976年的2月初。)但此时礼平无意于动笔写出这个故事:“我不敢。一方面,我对自己的笔力毫无信心,同时也怕惹上麻烦。所以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我只是一再地故伎重演:聚集一些谈得来的朋友,在一个充满诡秘气氛的环境中,偷偷摸摸地讲一个‘暗中流传’的故事。”至少在1976年2月初其后的数个月中,这个故事并不存在一份纸质的小说文稿,更谈不上以手抄本的形式进行传播。礼平回忆道:“这一年后来又发生了很多重大的事情:9月,毛泽东主席去世;10月,粉碎‘四人帮’,令人生厌的‘文化大革命’至此终于结束。但有一件事还在进行着,这就是继续批判邓小平”③,而动笔的契机则在并未随“文革”结束而停息的“批邓”大会④上到来:“两个月以后,我完成了这部小说”。⑤
    乔世华曾以这篇回忆性文章作为主要依据,认为:“礼平真正动笔开始写作它已经是在‘文革’结束后的‘批邓’大会上”,“从实际写作时间来看,《晚霞消失的时候》无论与‘文革后期’、还是与‘手抄本小说’都毫无关联,最多算是‘文革’末期曾在小范围内口头相传的故事。”⑥对照礼平2002年的文章所提供的细节,可以说,乔世华的论断是有理可据的。然而,在近年的对话中,作者就小说的创作过程,呈现出与此前并不完全相同的言说。在与王斌的对话中,礼平有如下表述:
    1976年1月8日,我在清晨的广播中一听到哀乐,就知道发生了什么,周总理去世了。随后便是痛苦与愤怒的一周。一周后,总理遗体火化,丧事结束,我的情绪突然翻江倒海般崩溃了。我一辈子也没有这么哭过,好像一生的泪水都在那一天倾泻了出来。从傍晚到深夜,我哭了四个多钟头,嚎啕大哭,哭得战友们全都莫名其妙,甚至连我自己至今都不能理解我这辈子竟会有这么一哭。也就是在那一天,我决定要写文革,写我的感受,写我的思考,而不管它写出来后会是什么。这时整个中国还没有一篇关于文革的小说,因为文革还没有结束。所以我相信,我应该是第一个拿起笔来描写文革的人。半年后,这篇小说在批邓运动中完成了,所以它是在文革末期的漫天阴霾中写出来的。⑦
    时隔七年,礼平关于小说写作时间的叙述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在2002年的回忆性文章中,故事在1976年2月初首次被口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仅有口述而并未成文。到了2009年的对话中,决意提笔书写的时间提前到1976年的1月中旬,最终的完成时间也大为提前。写作时间的前移又与对写作风险的强调联系在一起:“我再强调一个事实,文革后,当‘伤痕文学’兴起的时候,危险和威胁都已经结束,哭诉和诅咒这个‘革命’在粉碎四人帮后成了光荣的时尚与风潮,整个社会的赞赏和同情都是站在他们一边的。可是我写这个小说的时候可不是这样。那时文革还没有结束,四人帮还在台上,并且正是最疯狂的时候。”⑧
    《晚霞消失的时候》在《十月》首次刊载时,文末标注着:“一九八〇年五月于济南”⑨。它的单行本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在1981年3月首次出版,小说的末尾,也标注着写作与修改的时间:“初稿: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再稿:一九七七年,一九七八年,一九七九年;定稿:一九八〇年九月”。⑩初版时的明确标注,更接近于礼平在2002年的回忆:这是一部初稿完成于“文革”结束后的作品。那么,礼平在2009年对小说写作时间的前移就缺乏说服力。然而无论认定哪一种说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并不曾以手抄本的形式获得过传播,那么,它是如何在文学史的叙述中“成为”手抄本的?
    杨健出版于1993年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是较早关注文革公开文学之外创作的论著,在他看来,手抄本小说奠定了“文革”中“地下文学”的基石,他列举出《九级浪》、《波动》、《第二次握手》等作品,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并未被提及。杨鼎川的《1967:狂乱的文学年代》出版于1998年,他将《晚霞消失的时候》置于“‘文革’后期传抄的几部中篇小说”一节中进行论述:“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也是在‘文革’中动笔,后正式发表于《十月》1981年第1期,并出版了单行本”(11),但他并未叙述传抄情况。到洪子诚出版于1999年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晚霞消失的时候》正式获得了手抄本小说的文学史命名。许子东出版于2000年的《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50篇文革小说》一书中,对于这部作品作出如下评论:“这是一部前红卫兵写于文革期间,后来作为手抄本广为流传,发表后又引起有关青年信仰问题诸多争论的作品。”(12)但对于小说的手抄本形态,以及如何广为流传,许子东并没有作出论述。
    此后,《晚霞消失的时候》的手抄本归属基本上成为文学史常识,涉及对手抄本的评价,往往会论及这部作品,而手抄本形态的查无实据、作者前后的叙述差别、研究者的含糊其辞让人有足够的理由来质疑这一在文学史中定型已久的“常识”。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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