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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十年代争鸣中的《晚霞》 据礼平自述，《晚霞消失的时候》刚一发表，就引起冯牧的关注，获得转述中“才华横溢，思想混乱”(13)的评价。纵观八十年代，这部作品引起了长时间的争论与解读。(14)较早作出评价的是郭志刚，他肯定小说的艺术水准，又认为它在思想情调与人物描写上存在着“不可弥补的缺陷”(15)。相比于郭文的意识形态化，于建的文章表现出强烈的感性色彩，他将小说归结为一个梦境的表达，指出却并未苛责其中“淡淡的宗教迷雾”与“薄薄的宿命色彩”(16)。叶橹的评论则对小说的精神指向表示不解与质疑：“难道马克思主义不能解释这一切，只好改变信仰而另有所求?”(17) 随后，《青年文学》编辑部为小说召开“读者·作者·编者”座谈会，并将调整后的发言稿刊载于该刊的1982年第3期，批评者的关注点集中在南珊、楚轩吾的人物塑造和宗教倾向上。面对外界规约，礼平则表现出一种配合性甚至是主动性的自我规约：“这部小说的最初的出发点，是为了检讨红卫兵的过失而写的。对‘血统论’和‘大清算’这两个方面的批评，主要是通过对南珊和楚轩吾这两个人的申辩和同情来体现的。至于在情节的发展中纳入一些所谓‘哲理’的对话和旁白，则完全是一种发挥。”(18) 而礼平在批评声中自我规约，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1年3月出版的小说单行本中更明显地体现了出来。相较于1981年第1期《十月》所刊载的小说，单行本除去细节的增删和语言的润色外，还针对受到批评的几个主要方面作出修改。 首先是对于楚轩吾的形象描述。期刊版本中，当李淮平听完楚轩吾对于战争的回忆后，抄家时的气势汹汹一扫而光，对老人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我仔细端详着楚轩吾，端详着这个已经苍老，但依然筋骨刚健的老军人，心中突然感到他是这样的慈祥，威武，亲切!”(19)而到了1981年的单行本中，褒义性的表述删去了，变为“我仔细端详着楚轩吾，端详着这个已经苍老、但却依然筋骨刚健的老军人，心中突然感到一阵恍惚……”(20) 与此相类似的更改也表现在对楚轩吾一家的评价上。期刊版中，李淮平在车厢里无意中听见了楚轩吾一家人临别的对话，意识到：“这样的人，这样的家庭，不是我配去同情与怜悯的。不，这祖孙两代的全部人格不由得令我肃然起敬。”(21)而到了中青社的单行本中，钦佩则被迷惘所替代：“这样的人，这样的家庭，不是我所能同情与怜悯的。对此，我几乎陷入迷茫和不解之中。”(22) 其次是饱受指责的宗教观。期刊版中，李淮平在游泰山的过程中巧遇南岳长老，同行的一番长聊之后，慨叹道： 是的，这并不是一种迷信，并不是一种对虚妄传说的膜拜，而是一种充满了理智的信仰。从外表看，那信仰似乎是毫无根据的，似乎完全是受了一系列古老故事的欺骗。但是那些并不真实的说教，却可以在精神上发挥一种奇妙的作用，使这位佛门弟子在他可能经历过的复杂人生中获得一种心灵上的安详与和谐。”(23) 在单行本中，前述的第一句话被删除。同时为了使南岳长老的形象与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与情节有所勾连，礼平还增加了对长老身世的暗示性描述。 再次是对于南珊的评价。在期刊版中，当与南珊的相遇即将结束时，满眼泪水的李淮平感到： 我不能再用任何缠绵的语言来回答她这样坚强的意志，我不能再用任何无力的举止来面对她这颗火热的心灵!南珊，她在我心中已经不再是一个名字和一个人，而是一种信念，一种对于我的人生正在开始发生无比巨大的影响力的崭新的信念!(24) 而在修改后的单行本中，南珊不再被抽象化和神化，李淮平的崇敬之情也大为削减： 我不能再用任何缠绵的语言和回答她这样坚强的意志，我不能再用任何无力的举止来面对她这颗火热的心灵!南珊，她在我心中已经不再是一个名字和一个人，而是一种对于我的人生正在开始发生巨大影响的因素!”(25) 礼平的自我规约并没有使外界的批评终止。在当时的语境中，围绕这部小说的更深入的争鸣产生在单行本出版的两年之后，1983年9月27日和28日的《文汇报》连载了若水(王若水)的长篇批评文章《南珊的哲学》。王若水认为小说的历史态度是抛却是非善恶的不可知论，在他看来这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他同时批评了楚轩吾形象的拔高与抽象人性的表达，以及小说通过南珊和长老所表现出的宗教倾向。 礼平则以《谈谈南珊》一文表达激烈的反驳。对于备受批驳的宗教倾向，礼平辩解道：“在这里，宗教被看成是一个陷阱，一个深渊，南珊由于生活的不幸要走进去，李淮平则发出了痛心的呼喊。这不是一个宣传宗教的意思，即使你不把它看成一个批判宗教的意思。”(26)他否认小说的宗教倾向，认为自己是用文学的方式在宣扬马克思主义，并向王若水发问“这里是在用先哲和导师的话批评南珊的思想，但南珊的思想与他们有什么真正的差别呢?”(27)他进而举出若干例证，试图证明长老对于宗教的反叛，抱怨道：“我在座谈会上曾特意补充了这个意思，说长老的思想反映出‘愚昧无知的宗教信仰和宗教理论正呈现出深刻的危机’。无奈这些同志真是死也不肯相信。”(28) 或许因为理念与书写的距离，或许因为辩词自身的空洞无力，礼平的反驳更像是狡辩，并不能提供足够的说服力，对于自己的作品而言也构成了削弱和伤害。1985年6月24日的《文汇报》摘要刊登了王若水的再商榷与礼平此前的《谈谈南珊》。在王若水看来，“作者企图给南珊插上‘马克思主义’的标签，我以为是大可不必的”。 1985年之后，随着批评语境的转变，针对《晚霞消失的时候》的单篇评论大大减少，代之以宏观的定位和论述。评论的一个方面是将它放置在新时期小说的整体状况和文学思潮中进行评说，如李洁非和张陵将它定位于“反思”小说，认为与“伤痕”的直观反映所不同，“《晚霞》成为一种思辨”(29)；高尚认为从这部小说中可以窥见“新时期”小说的一种深度模式，即“对外部环境和故事情节的弱化，突出对主观感受和内在情绪的抒发”(30)；董之林将它列入“知青小说”的框架中，认为“知青小说从它的开始阶段就表现出对于他们那一代人自身命运的反思”(31)。 评论的另一个方面是将这部小说作为一个例证，考察新时期文学与哲学、宗教、美学的关系。如巴文华认为它是“以存在主义思潮为指导”(32)的作品，樊星从“宗教与人心”的角度比较《晚霞消失的时候》与《金牧场》。1986年《文学评论》的“新时期文学十年研究”栏目中，刘纳认为这部小说“有对宗教问题的充满理性气息的思考”(33)；张韧认为“南珊形象的美丽和它的缺陷，全都包容在她对人生哲学的思考”(34)；李洁非从“对性格的自我选择的肯定”这一意义上认为“南珊的哲学和勇气值得推荐”，楚轩吾则显现出悲剧这一“被唤醒的美学意识”(35)。 在新角度的考量中，《晚霞消失的时候》获得了更多中性或是褒扬性的评价。而相较于此前批评者与作者之间的互动，礼平的态度则变得沉默，对自己这部在当代文坛引起争鸣的作品并没有作出更多的言说。同时，在创作上，礼平在1985年之后发表的小说《无风的山谷》、《小站的黄昏》、《海蚀的崖》也未能引起如此前一般的关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