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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前面讲同一位歌手在不同情境下处理故事长度的例子。若是一则故事在不同歌手之间传播并发生变化，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呢?这里引述弗里著作中讲述的一则著名的史诗田野作业范例: 帕里让远近闻名的歌手阿夫多(Avdo)出席另一位歌手的演唱，其间所唱的歌是阿夫多从未听到过的。“当演唱完毕，帕里转向阿夫多，问他是否能立即唱出这同一首歌，或许甚至比刚才演唱的歌手姆敏(Mumin)唱得还要好。姆敏友好地接受了这个比试，这样便轮到他坐下来听唱了。阿夫多当真就对着他的同行姆敏演唱起刚学来的歌了。最后，这个故事的学唱版本，也就是阿夫多的首次演唱版本，达到了6，313诗行，竟然几近‘原作’长度的3倍”。[12] 在洛德看来，学唱版本是原唱版本的接近三倍，道理在于阿夫多是比姆敏厉害得多的口头诗人。他所掌握的语词程式和典型场景程式等现成的表达单元，要远比姆敏的丰富。所以，在姆敏可能是一带而过的场景，在阿夫多这里，或许就变成了细节充盈的画面。因为，把一首只有2294诗行的故事扩展为6313诗行，毕竟要增添许多成分才成。而且根据洛德的观察，学唱版本并不会亦步亦趋地追随原唱版本，而是会根据自己熟悉的程式，对新学故事进行诸多改造，乃至是“修正”。洛德列举了诸多有趣事例，例如在呈现“传令官”场景时，两个歌手的演述版本之间，差别甚为明显。由此可见，同一则故事在不同歌手之间传播和接受的过程中，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既然口头诗歌在不同歌手间传承和在不同代际间传承是民间叙事艺术传承的基本样态，那么我们在某次田野调查中碰巧遇到并记录下来的一则故事的某一次演述，就极有可能是该故事的一个“压缩版”或“抻长版”。这样说来，以一则口头诗歌的篇幅长短来论定其诗歌属性和归类，十分靠不住。 洛德关于口头诗歌的变动性与稳定性关系的讨论，饶有兴味。他认为，需要用三种田野实验从三个方面讨论变动问题:第一，一首歌从一个歌手到另一个歌手传承过程中发生变化的实验;第二，同一歌手的同一则故事在不太长时间间隔前后的差异;第三，同一歌手的同一则故事在间隔很久(例如十几年)前后发生变化的情况。这几种情况在前面已有论及。下面用一个我自己研究过程中使用过的例子，说明即便是在一次演述中，在某些看上去比较固定的表达单元上，歌手灵活处置的空间也是惊人的。 我在蒙古史诗的句法研究中，也指出有类似现象:例如，诗行“Asar ulagan Honggor”(阿萨尔乌兰洪古尔)是一个核心的特性修饰语，在《江格尔•铁臂萨布尔》(演述记录本)诗中一共出现了33次，其中多次在核心特性修饰语前面添加了附加修饰语，“aguu yehe hüchütei”(有着伟大力气的)，变成“Aguu yehe hüchütei/Asar ulagan Honggor”。另外一个例子是诗行Hündü gartai Sabar(铁臂萨布尔)，在这个诗章中一共出现了23次，其中16次添加了附加修饰语Hümün nu nachin(人群中的鹰隼)，从而形成一个双行对句的特性修饰语:“Hümün nu nachin/Hündügartai Sabar”(人群中的鹰隼/铁臂的萨布尔)。这不算完，在这个对句的前面，有4次添加了四行修饰性成分“Amatai hümün/Amalaju bolosi ügei/Heletei yaguma/Helejü bolosi ügei”，从而变成一个6行的人物特性修饰语(有嘴巴的人们/都不敢谈论的/有舌头的生灵/都不敢嚼舌的/人群中的鹰隼/铁臂的萨布尔)。我在这篇英文文章中做了如下图示，总结蒙古史诗中仅是人物的特性修饰语就会有多种伸缩格式的情况:[13] Semi-dependent multi-line ornament(半独立多诗行修饰成分) Ornamental affiliation(附加修饰成分) Core epithet(核心特性修饰语) 在蒙古史诗中，这种创编技巧是随处可见的，如装扮、备马、出征、宴饮、传令、搏杀、战阵等场景，都有类似的处理策略——或极尽繁复的形容，或有骨没肉的一带而过，简直可以说是收放自如，使用范围之广，技巧之复杂多样，达到惊人程度。由此可以推想，一则故事经过大幅度增加修饰成分或大幅度删减这些成分，结果会是多么的不同。 总之，在一首口头史诗中，修饰策略或繁或简，就可以给篇幅带来巨大的差异。这是大量田野报告已经证明的。那么，无论设定的门槛是多少诗行，都会出现过了门槛则升格为史诗，不及则降格为叙事诗的后果。这会带来很大的困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