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明清江南戏曲曲艺中的小说故事传播 中国传统戏曲是综合性的舞台表演艺术。剧作家宋词先生《一代伶杰——京剧艺术大师周信芳》说周信芳的表演艺术：“京剧的程式似乎被他化掉了，还原于生活真实，却又展现出唱、做、念、打高度完美的功力和技巧，技巧融入人物的感情、血肉、灵魂中，爆发出震撼人心的力量。……周是精通程式，不受制约，可以驾驭程式的艺术家。”(17)这对于我们认识经典剧目之所以常演不衰，以及传统戏曲常常据旧有素材改编的特点，富有启示。作为表演艺术，剧本敷演的故事，远不如其表演技艺之重要。换言之，观众首先是欣赏演员的表演，其次才是接受其故事。人所熟知的经典故事，更适宜于演员施展其表演的功夫。 古代小说作品，是古代戏曲据以改编的重要素材领域。在戏剧艺术十分繁荣的明清江南，剧作家们据小说以编写剧本，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以白话小说之被改编为例，如纪振伦据《三国志演义》编写传奇《七胜记》(以下凡传奇者不另注)；许自昌据《水浒传》编写《水浒记》；汪廷讷据《七国春秋平话前集》编写《七国记》；凌濛初据《水浒传》编写《宋公明闹元宵》杂剧；傅一臣据“两拍”有关作品编写《钿盒奇姻》、《蟾蜍佳偶》、《死生冤报》、《人鬼夫妻》、《义妾存孤》、《贤翁激婿》、《错调合璧》、《智赚还珠》、《没头疑案》、《卖情扎囤》、《买笑局金》杂剧；沈璟据“两拍”编写《博笑记》之《巫举人痴心得妾》、《卖脸客擒妖得妇》，据《幻影》编写《恶少年误鬻妻室》，据《水浒传》编写《义侠记》；沈自晋据《醒世恒言》编写《望湖亭》，据《水浒传》编写《翠屏山》；谢国、陈一球各据《警世通言》编写《蝴蝶梦》；李素甫据《水浒传》编写《元宵闹》；邹玉卿据《三国志演义》编写《青虹啸》，据《拍案惊奇》编写《双螭璧》；范文若据《古今小说》编写《鸳鸯棒》；张琦据《禅真逸史》编写《灵犀锦》；路迪据《醒世恒言》编写《鸳鸯绦》；许恒据《醒世恒言》编写《二奇缘》；夏基等据《二刻拍案惊奇》编写《撮盒圆》；范希哲据《三国志演义》编写《补天记》，据《水浒传》编写《偷甲记》，据《载花船》编写《鸳鸯帕》，据《逢人笑》编写《双锤记》；曹寅据《三国志演义》编写《续琵琶》；南山逸史据《三国志演义》编写杂剧《中郎女》，据《古今小说》编写杂剧《翠钿缘》，据《醒世恒言》编写杂剧《长公妹》；邱园据《水浒传》编写《虎囊弹》；史集之据《水浒传》编写《清风寨》；张大复据《西游记》编写《钓鱼船》、《芭蕉井》，据《古今小说》编写《金刚风》，据《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编写《醉菩提》；张照据《西游记》编写《升平宝筏》；刘百章据《封神演义》编写《摘星楼》及杂剧《翻天印》，据《说唐演义》编写《瓦岗寨》；郑小白据《金瓶梅词话》及《水浒传》编写《金瓶梅》；李玉据《古今小说》编写《太平钱》，据《警世通言》编写《人兽关》，据《警世通言》编写《风云会》，据《醒世恒言》编写《占花魁》，据《醒世恒言》编写《眉山秀》，据《隋史遗文》编写《麒麟阁》；朱素臣据《醒世恒言》编写《十五贯》；徐石麒据《古今小说》编写杂剧《大转轮》，据《警世通言》编写杂剧《买花钱》，据《玉娇梨》编写《珊瑚鞭》；李渔将个人小说四种分别改编为传奇；沈君谟据《人中画》编写《风流配》；夏秉衡据《警世通言》编写《八宝箱》，据《金云翘传》编写《双翠圆》；黄图珌据《警世通言》编写《雷峰塔》；毕魏据《警世通言》编写《三报恩》；董达章据《醒世恒言》编写《琵琶侠》；李斗据《金瓶梅词话》编写《奇酸记》；谢宗锡据《拍案惊奇》编写《玉楼春》；叶稚斐据《残唐五代史演义》编写《英雄概》，据《金云翘传》编写《琥珀匙》；陈二白据李渔《无声戏》编写《双冠诰》，据《人中画》编写《称人心》；周稚廉据《无声戏》编写《元宝媒》；刘熙堂据《红楼梦》编写《游仙梦》；万荣恩据《红楼梦》编写《醒石缘》；吴兰征据《红楼梦》编写《绛蘅秋》；石蕴玉据《红楼梦》编写《红楼梦》；陈钟麟据《红楼梦》编写《红楼梦传奇》；徐子冀据《红楼梦》编写《鸳鸯剑》；严保庸据《红楼梦》编写《红楼新曲》；李应桂据《好逑传》编写《小河洲》，据《春柳莺》编写《梅花诗》；高奕据《好逑传》编写《双奇侠》；汪柱据《人中画》编写《诗扇记》；张澜据《载花船》编写《万花台》；石琰据《锦香亭》编写《锦香亭》，据《二度梅全传》编写《两度梅》；周书据《情梦柝》编写《鱼水缘》；朱夰据《平山冷燕》编写《玉尺楼》；顾彩据《平妖传》编写《如意册》；周淦据《薛仁贵征东》编写《定天山》；石子斐据《杨家将演义》编写《正昭阳》。 由上所列举可知，被戏曲改编次数最多的小说，首先是一些深受大众喜爱的名著，如《水浒传》、《红楼梦》、《三国志演义》、“三言两拍”等；其次，世情题材如《无声戏》、《十二楼》、《金瓶梅词话》、《幻影》、《玉娇梨》、《人中画》、《金云翘传》、《好逑传》、《载花船》、《锦香亭》、《情梦柝》、《平山冷燕》、《红楼梦》；历史演义与英雄传奇如《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七国春秋平话前集》、《说唐演义》、《隋史遗文》、《残唐五代史演义》、《薛仁贵征东》、《杨家将演义》、《二度梅全传》；神魔题材如《平妖传》、《西游记》、《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封神演义》、《禅真逸史》等，为剧作家所关注的焦点内容。热门题材是大众艺术的必然选择。将小说故事演之氍毹，反过来也扩大了小说的影响，为小说开拓了市场，进一步促进了小说创作与出版的繁荣。 明清江南曲艺中，小说故事也是重要的取材内容，所谓“杭州男女瞽者，多学琵琶，唱古今小说、平话，以觅衣食，谓之陶真”(18)；“评话盛于江南……郡中称绝技者：吴天绪《三国志》、徐广如《东汉》、王德山《水浒记》、高晋公《五美图》、浦天玉《清风闸》、房山年《玉蜻蜓》、曹天衡《善恶图》、顾进章《靖难故事》、邹必显《飞驼传》、慌陈四《扬州话》，皆独步一时”(19)；“平话一流，已见宋人小说中，此技独盛于苏。业此者多常熟人……所说如《水浒传》、《西游》、《铁冠图》之类，曰大书”(20)；“文待诏诸公暇日喜听人说宋江，先讲摊头半日，功父犹及与闻”(21)；张岱《陶庵梦忆》卷四《不系园》载：“与民复出寸许界尺，据小梧，用北调说《金瓶梅》一剧，使人绝倒。”清初李延罡《南吴旧话录》卷二一《寄托部·莫后光》载：“莫后光三伏时每寓萧寺，说《西游》、《水浒》，听者尝数百人，虽炎蒸烁石，而人人忘倦，绝无挥汗者。”李斗《扬州画舫录》载：“大鼓书始于渔鼓简板说孙猴子。”(22)在在都说明了曲艺与小说故事的关系。 清人金连凯《灵台小补》中说：“余平生最恶，莫甚梨园。……专心留意，无非《扫北》；熟读牢记，尽是《征西》。《封神榜》刻刻追求，《平妖传》时时赞羡。《三国志》上慢忠义，《水浒传》下诱强梁……此观剧之患也。”(23)晚清署名箸夫《论开智普及之法首以改良戏本为先》谈旧本戏曲：“其所扮演者，多取材于说部稗史，综其大要，不外寇盗、神怪、男女数端。”(24)徐珂《清稗类钞》谈“徽调戏”：“其时徽班……每日亭午必演《三国》、《水浒》诸剧。”又论戏剧情节：其原本全出于《列国演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演义》诸书”(25)。诸多论说，足证戏曲之改编小说故事，乃普遍的现象，已然成为一种传统。 三、明清江南社会生活中的小说文化元素 晚明以后，江南小说消费之崛起与小说阅读的流行，戏曲曲艺之多取材于小说故事，均反映出小说在江南社会的深入人心，丰富的小说元素成为江南社会生活的有机构成部分，则进一步昭示，明清江南小说文化通过对该地域人们思想观念的渗透与潜移默化，所产生的深刻社会影响。 1.小说与游艺民俗 游艺民俗是流行于民间，为百姓喜闻乐见、自发参与，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文化娱乐活动，反映了最具有代表性意义的社会文化心理。江南游艺中的小说元素，表现了江南民众对于小说文化的普遍认同与接受。 明人陆容《菽园杂记》卷十四载：“斗叶子之戏，吾昆城上自士夫，下至僮竖，皆能之。……自万贯以上皆图人形。万万贯呼保义宋江，千万贯行者武松，百万贯阮小五，九十万贯活阎罗阮小七，八十万贯浑江龙李进，七十万贯病尉迟孙立，六十万贯铁鞭呼延绰，五十万贯花和尚鲁智深，四十万贯赛关索王雄，三十万贯青面兽杨志，二十万贯一丈青张横，九万贯插翅虎雷横，八万贯急先锋索超，七万贯霹雳火秦明，六万贯浑江龙李海，五万贯黑旋风李逵，四万贯小旋风柴进，三万贯大刀关胜，二万贯小李广华荣，一万贯浪子燕青。”潘之恒《叶子谱》云：“叶子始于昆山，用《水浒》中人名为角觝戏耳。”(26)钱希言《叶子戏》云：“叶子戏……近又有马吊之名……皆《水浒传》中人，故余尝戏呼戏者曰宋江班。”(27)徐复祚《纸牌》云：“又问：‘今昆山纸牌，必一一缀以宋江诸人名，亦有说欤？’曰：‘吾不知其故。或是市井中人所见所闻所乐道者，止江等诸人姓氏，故取以配列，恐未有深意。’”(28)关于水浒叶子，记载甚夥，不复赘引。昆山兴起的斗叶子为什么以《水浒》人物编制，徐复祚所说的“市井中人所见所闻所乐道者，止江等诸人姓氏，故取以配列”，妇孺皆知，喜闻乐道，乃其原因。 清无锡人俞敦培《酒令丛钞》卷二《四书贯水浒人名令》、《名贤故事令》、《寻唐僧令》分别以《水浒》、《三国》、《西游》人物故事为酒令，应当是在其家乡江南一带非常流行的娱乐游戏，而小说元素成为江南日常生活组成部分，足见其影响的广度与深度。 2.小说与民俗信仰 民俗信仰即民间信仰，是历史形成的民众神灵崇拜观念和仪式制度，“神灵信仰与鬼灵信仰的区别在于人们信仰态度的差异，前者大都被恭敬与虔诚地奉为正神，乞求神灵福佑；后者人们一般将其视为怪邪进行回避与禳除，以祛灾无祸”(29)。 在明清江南，诸多小说人物成为民俗信仰中的神祇，如清人陆次云《湖堧杂记》载杭州“涌金门金华将军，人以为即张顺归神”(30)；梁绍壬《两般秋雨酓随笔》载：“吾杭清泰门外，有时迁祠，凡行窃者祀之。……涌金门外有张顺庙，赤山埠有武松庙，石屋岭有杨雄、石秀庙……”(31)华亭顾禄《清嘉录》载：“夜分易门神。俗画秦叔宝、尉迟敬德之像，彩印于纸，小户贴之。”(32) 张岱《陶庵梦忆》中还记载其家乡以《水浒传》人物祈雨事：“壬申七月，村村祷雨，日日扮潮神海鬼，争唾之。余里中扮《水浒》。……季祖南华老人喃喃怪问余曰：‘《水浒》与祷雨有何义味？近余山盗起，迎盗何为耶？’余俯首思之，果诞而无谓。徐应之曰：‘有之。天罡尽，以宿太尉殿焉。用大牌六，书“奉旨招安”者二，书“风调雨顺”者一，“盗息民安”者一，更大书“及时雨”者二，前导之。’观者欢喜赞叹，老人亦匿笑而去。”(33)以小说人物为神灵，或祭祀求福，或祈雨禳旱，可见江南民间对于小说的高度认同并影响及于思想灵魂。 3.小说与人物品鉴 如众周知，天启年间，魏忠贤阉党为打击东林势力，以《水浒传》人物绰号造《东林点将录》，有“开山元帅托塔天王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总兵都头领二员：天魁星及时雨大学士叶向高，天罡星玉麒麟吏部尚书赵南星；掌管机密军师二员：天机星智多星左谕德缪昌期，天闲星入云龙左都御史高攀龙……”(34)诸说，值得关注的是，此《点将录》之作者，为浙江归安人韩敬。 如果说以《水浒》人物品鉴东林，是为达逞其诬良为盗，造莫须有之罪名，那么，乾隆朝诗人，江南舒位撰《乾嘉诗坛点将录》，则是一种不无自得自许的行为。其《点将录》称：“诗坛都头领三员：托塔天王沈归愚德潜、及时雨袁简斋枚、玉麒麟毕秋帆沅；掌管诗坛头领二员：智多星钱箨石载、入云龙王兰泉昶；参赞诗坛头领一员：神机军师法梧门式善；掌管诗坛钱粮头领一员：小旋风阮云台元；马军总头领三员：大刀手蒋心馀士铨、豹子头胡稚威天游、霹雳火赵瓯北翼；马军正头领十四员：双枪将邵梦馀无恙、双鞭萧子山抡、没羽箭舒铁云位……”(35) 从江南归安韩敬造《东林点将录》，到舒位撰《乾嘉诗坛点将录》，目的不同，其以小说内容品鉴现实人物的做法则一，此颇能说明小说在江南具体影响的演嬗进程及其深入的程度。 4.小说与社会时尚 前揭丁日昌“札苏州、江宁两藩司并各府州县”云“《水浒》、《西厢》等书，几于家置一编，人怀一箧”；杨懋建《梦华琐簿》记陈森《品花宝鉴》云“此体自元人《水浒传》、《西游记》始，继之以《三国志演义》，至今家弦户诵，盖以其通俗易晓，市井细人多乐之”(36)；昭梿《啸亭续录》云：“自金圣叹好批小说，以为其文法毕具，逼肖龙门。故世之续编者，汗牛充栋，牛鬼蛇神。至士大夫家几上无不陈《水浒传》、《金瓶梅》以为把玩。”(37)这些记载，均反映了小说在清代社会的风行。《红楼梦》出世，更是风靡一时。毛庆臻《一亭考古杂记》云：“乾隆八旬盛典后，京板《红楼梦》流衍江浙，每部数十金。”(38)苏州吴云在嘉庆十五年(1810)为《从心录》题词云：“二十年来，士夫几于家有《红楼梦》一书，仆心弗善也。”(39)会稽李慈铭《越缦堂日记》更明确揭示了晚清江南的一个小说阅读现象：《红楼梦》“甫出即名噪一时，至今百余年，风流不绝，群屐少年以不知此书者为不韵”(40)。以读《红楼梦》为时尚，以不知此书者为失风雅，恰透露出一种观念上的变革。 小说之影响江南社会，最根本的还是一种思想观念上的渗透与潜移默化，以及由此导致整个社会风气的转移，并进而危及专制统治政权。同治七年江苏巡抚丁日昌颁布的禁毁令中说明了禁毁小说的原因：“《水浒》、《西厢》等书，几于家置一编，人怀一箧。原其著造之始，大率少年浮薄，以绮腻为风流，乡曲武豪，借放纵为任侠，而愚民鲜识，遂以犯上作乱之事，视为寻常。地方官漠不经心，方以为盗案奸情，纷歧叠出，殊不知忠孝廉节之事，千百人教之而未见为功，奸盗诈伪之书，一二人导之而立萌其祸，风俗与人心，相为表里。近来兵戈浩劫，未尝非此等逾闲荡检之说默酿其殃。若不严行禁毁，流毒伊于胡底。”(41)丁日昌强调了四点内容：其一，小说之类，流传甚广，影响面很大；其二，此等书内容上叙写绿林豪侠、男女恋情，诲淫诲盗；其三，此等书导引了风俗人心的变易；其四，当下社会动荡不安、兵戈扰攘，与此等书之潜移默化，影响风俗人心，有直接关系。 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小说禁毁有四次：道光十七年(1837)江南按察使苏松太道周氏应吴县廪生陈龙甲等呈请，禁毁“淫书”116种；道光二十四年(1844)浙江地方官员仿效江苏，在省城收买、销毁“淫词小说”120种；同治七年(1868)江苏巡抚丁日昌禁毁“淫词小说”122种；光绪十六年(1890)江南苏州等处承宣布政使黄彭年禁毁“淫词小说”112种(42)，均在江南，这应该不是一个巧合，反映了小说在江南最盛，及其对江南社会产生的影响最烈。 邱炜萲《小说与民智关系》一文中说：“夫小说有绝大隐力焉，即以吾华旧俗论，余向谓自《西厢记》出，而世慕为偷情私合之才子佳人多；自《水浒传》出，而世慕为杀人寻仇之英雄好汉多；自《三国演义》出，而世慕为拜盟歃血之兄弟，斩木揭竿之军师多。是以对下等人说法，法语巽语，毋宁广为传奇小说语。巍巍武庙，奕奕文昌，稽其出典，多沿小说，而黎民信之，士夫忽之，祀典从之，朝廷信之，肇端甚微，终成铁案。若今年庚子五六月拳党之争，牵动国政，及于外交，其始举国骚然，神怪之说，支离莫究，尤《西游记》、《封神传》绝大隐力之发见矣。而其弊足以毒害吾国家，可不慎哉！”(43)所论未免张皇其辞，但在教育普及程度不高的时代，通俗小说、戏曲演出，以及曲艺表演等，其对于社会的启蒙影响力量绝对不可以低估。自由爱情与父母之命相悖，揭竿起义与君臣伦理相左，小说内容中与封建专制及伦理道德违背的内容，有着大众民主启蒙的意义，直接影响到专制制度的存在。而明清时期江南社会的思想观念，之所以在全国范围内显得更为开放自由，与其大众文化(特别是小说文化)的发达，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