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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秋风辞》见录于《文选》卷45：“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携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舡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其序曰：“上行幸河东，祠后土。顾视帝京欣然，中流与群臣饮燕。上欢甚，乃自作《秋风辞》。”从情感抒发及末句“少壮几时兮奈老何”看，应为武帝晚年之作，文气亦显异于前。清费锡璜《汉诗说》即云：“《瓠子》尚雄武之气，《秋风》则婉恻秀细，俨然文士之作。”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称其 “缠绵流丽，虽词人不能过也”。《汉书·艺文志》所言“上所自造赋二篇”，或即指《李夫人歌》和《秋风辞》。 武帝作《秋风辞》事，还见诸《汉武故事》和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关于《汉武故事》的作者，前人有汉班固、晋葛洪、南齐王俭诸说，刘文忠推论当为建安前后人，亦有学者认为应是西汉成帝时民间文人。可见《汉武故事》的记载应早于《文选》，其文曰：“上幸河东，欣言中流，与群臣饮宴。顾视帝京，乃自作《秋风辞》曰：‘泛楼船兮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吹，发櫂歌，极欢乐兮哀情多。’”所引《秋风辞》显非全文。《水经注》卷6说：“汉武帝行幸河东，济汾河，作《秋风辞》于斯水之上。”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徐坚《初学记》，宋李昉《太平御览》、郭茂倩 《乐府诗集》、郑樵《通志略》，元马端临《文献通考》，清费锡璜 《汉诗说》、姚鼐《古文辞类纂》等皆有引述或载录。可见，古人对汉武帝作《秋风辞》并无异议。 《秋风辞》乃汉武帝暮年所作 对《秋风辞》作于何时，历来看法不一。宋王益之《西汉年纪》认为是天汉元年（前100）春三月，清末杨守敬《水经注疏》则认为是元鼎四年 （前113）冬十月，因两次皆非秋季，且元鼎四年武帝年纪尚轻，故有学者提出疑义，郑文甚至认为《秋风辞》是东汉以后人的伪造。 《汉武故事》载，武帝吟诵《秋风辞》后，便“顾谓群臣曰：‘汉有六七之厄，法应再受命……六七四十二，代汉者，当涂高也。’群臣进曰：‘汉应天受命，祚逾周殷，子子孙孙，万世不绝……’上曰：‘吾醉言耳！然自古以来，不闻一姓遂长王天下者，但使失之非吾父子可矣。’”这段对话也可说明《秋风辞》是武帝晚年所作。之后，该书仅记有两段文字：一是武帝欲“浮海求神仙，海水暴沸涌，大风晦冥，不得御楼船，乃还”。吩咐“自今有妨害百姓费耗天下者，罢之”。从田千秋奏请，罢方士，拜千秋为丞相。二是记载其终前传位：“行幸五柞宫，谓霍光曰：‘朕去死矣！可立钩弋子，公善辅之。’时上年六十余……一二年中，惨惨不乐。三月丙寅，上昼卧不觉……明日色渐变，闭目。乃发哀告丧。”亦可见《秋风辞》是武帝晚年所作。 武帝最后一次 “行幸东莱，临大海”在征和四年（前89年）春正月，两年后驾崩。故《秋风辞》当作于征和四年之前，又应是最后一次行幸河东、祠祀后土，符合这两个条件的，唯有天汉元年三月（参宋徐天麟《西汉会要》）。故宋王益之主张《秋风辞》作于此时。 《秋风辞》乃武帝乐极生悲、即兴吟咏之作。秋风、秋景并非其目之所及，而是其神之所思。步入迟暮之年的武帝最后一次巡幸河东、祠祀后土，欢尽哀来，惜壮叹老，率性咏歌，这合乎情理。诗作一如王夫之《姜斋诗话》所说，“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倍增其哀乐”。《采薇》将这一手法用在末章，《秋风辞》则用在前半章。《采薇》所云侧重诗人眼中之景，而《秋风辞》实乃武帝想象之景、缘情造景。王夫之《古诗评选》曾云：“古之咏物者，固以情也，非情则谜而不诗。”若只问武帝非秋日巡幸，缘何吟咏秋辞，则确是谜而非诗。隋代王通说：秋风之辞，其悔志之萌乎？盖帝暮年所作也。（王益之《西汉年纪》小字注引）晚年的武帝确有感悟，故终前有取消劳民伤财之事，斥遣术士、安排后事之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