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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苏青、张爱玲是“孤岛”时期上海都市女性文学的两朵奇葩。在“孤岛”这个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她们在残酷的政治现实之外，重新发掘了战争中被忽略的“身边”元素，在爱情、婚姻等日常生活、家庭琐事的这些所谓“永恒”题材和主题上进行深入开掘，以自叙传的叙述方式，展现女性独特的生命理想、情爱理想和自我理想，并经由爱的体验而真诚、执着地对女性生命意义进行哲性思考，展现出对女性生命价值的独特认识。 关 键 词：女性/生命理想/情爱理想/自我理想 作者简介：雷水莲(1970-)，女，浙江衢州人，丽水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文学硕士。 抗战时期的“孤岛文学”，是“孤岛”时期的上海这一特殊社会环境中所生成的一种“特殊文学”。当时日伪推行禁绝一切“激发民族意识对立”、“对时局具有逆反倾向”的作品的“文化政策”，因此，“孤岛”时期的作家创作，往往面临着双重的压力：既不准说自己想说而又应该说的话，又要强制说(不准不说)自己不想说，也不应该说的话，于“言”与“不言”两方面，都处于不自由的状态。于是，象征着某种反抗意味的文学，正遭受了野蛮的阉割。正因如此，女性讲述自己真实的生命感悟和体验，构筑日常性、平凡性的女性写作便成为一种可能。 国土的沦陷，虽然改变了文学创作的语境，但文学不同于军事、政治、经济，自有其特殊的生存和“转进”的方式。随着战争持久地进行，生活却总是要继续着，都市的平民对国事的关注，开始转向对身边琐事的关切。为了适应都市读者的阅读需求，在当时的沦陷区，以苏青、张爱玲为代表的女性作家获得了一种“畸存与苟活式的生机”(戴锦华语)，她们表示“愿意在政治和风月之外，谈一点适合于永久人性的东西，谈一点有益于日常生活中的东西”。[1]4正是这种基于对日常生活和身边琐事的关注，她们在人生的平凡中观察并发现了一些被战争所忽略的“身边”的东西，譬如，女性最为讲究的情爱、婚姻、家庭等。在她们看来，这些生命中最富有日常性、平凡性的东西，也同样蕴含着生命的哲理。特别是对于普通的女性生活而言，日常的平凡生活也就是她们生活的基本形态，十分个人化的、琐细的日常生活，却构成了她们生命中最基本、最稳定，也是更持久、永恒的生存基础，而这也正是一切伟大和崇高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所有的理想只不过是空中楼阁。基于这种生命的感悟和体验，她们的诸多文本就是出于“战争”下的“女人”(个人或人类的)的生存困境的一种紧张探寻和细腻表达。她们以自叙传的写作方式，展现女性独特的生命理想、情爱理想和自我理想，并经由爱的体验而真诚、执着地对女性生命意义进行哲性思考，展现出对女性生命价值的独特认识。 一、展现女性的生命理想 “女性写作”理论的创始人海伦娜·西苏的“写自己，你的身体必须被听见”的主张，几乎成为“女性写作”的至理名言。一般来说，女性写作与男性写作动机确实存在较大的性别差异。男性写作更多以外视角的方式，关注宏大的主题，进行宏大的叙述，如战争、军事、政治、权力、阴谋等，而女性写作则多因女性气质和人文、生活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多以内视角为主，关注身边的“琐事”，注重自我内心的感悟和体验，也即以内视角把握现实，多将目光转向关注自我，关注自身的主体感受和自我经验，诚如生命哲学家费尔曼所说，“自我经验是一种面对自己的内心态度，这种态度超越了感受，是一种立场。”[2]9“生命哲学是一种信念，相信人只能通过生命这个媒体了解和得到自己。”[2]16而“把艺术看做是生命的表达——生命的眼光必然是具有远景的——就使美学经验变成了某种‘让人感兴趣的东西’，同时也是‘有意思的东西’，在这种有意思的东西中，个人的生活以集中的形式表现出来。”[2]46由此，艺术成为人的矛盾性生活的印记，同时也成为暂时摆脱痛苦的办法。在残酷的战争“孤岛”的环境中，通过对身边琐事的关注，在自我生活经验的表述中，张爱玲和苏青都重视精神自我的生存状态，因为“精神的自我是内心的状态性，是愿望、感情和思想，这些东西组成了人的内在生命”。[2]89因此，她们根据自己对日常生活，尤其是对女性日常生活的生命感悟和体验，就在性别、时代、自我三者的互为透视和认知中，借战争中的饮食男女之事，展示出女性自身的内在悲剧，揭示女性主体对世界和自我把握能力的不足、女性自我的迷失以及女性自在生存发展之艰难的生存处境，从中展现出女性对生命理想的追求。 苏青的《结婚十年》和《续结婚十年》，都是她离婚后怀着极大苦闷写下的两部具有浓厚的自传色彩的小说，也是在极度窒息的时代的低压槽中，涌出的女性生命理想的诉说。在《结婚十年》中，苏青以自己的生活经历为蓝本，描写女主人公苏怀青所经历的“中西合璧”的婚姻。在小说中，她对肉体与灵魂的思考，显然已把女性迷失自我的生存状态，上升到战争中人的生命的有限性问题上来进行思考。在她看来，深深地渴望能享有“彼此能心心相印，灵魂与灵魂，肉体与肉体，永远融合，拥抱在一起”的真正的男欢女爱，应是女性的生活理想。然而，在结婚十年的时间里，女性几乎不曾过上合理的生活，到头来还是没有逃出离婚的命运。于是，在思考与追问中，她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生在这个世界上，嫁人也不好，不嫁人也不好，嫁了人再离婚出走更不好，但是不走又不行。如何面对这种生命的困顿？苏青的思考，把矛头指向了以男权为中心的家庭及社会，展开了以“我”为中心的女性叙述，字里行间流露着女性渴望“真爱”的生命理想。小说结尾处，女主人公深深地感慨到：“十年的光阴啊！就是最美丽的花朵也会褪掉颜色，一层层扬上人生的尘埃，灰黯了，陈旧了，渐渐失去以前的鲜明与活力。”[3]263她还深深地哀叹战争中的女性的生存将更加艰辛，认为在男女两性关系中，女人是花，男人是蝶。“花的娇艳是片刻的，蝶的贪恋也不过片刻，春天来了匆匆间还要归去，转瞬便是烈日当空，焦灼得你够受，于是你便要度过落寞的秋，心灰意冷地，直等到严冬来给你结束生命。”[3]253苏青以自身的痛苦的婚姻经历，呈现了一个女人裸露的，也许并不美丽的面孔。很显然，如果没有女性自我经历的深切体验，没有女性生命理想和价值的支撑，她绝不可能获得这样的对于两性差异的深刻认识。尽管女性在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是难以与男性抗衡，女性的生命意识依然是微弱的，但也并不意味着女性就有理由放弃对生命理想的追求。她坚持认为，每个生命个体都应具神圣而崇高的生命理想的情怀。 苏青的短篇小说创作，大都也是以自叙传的方式，以切身的生命体验的艺术表达来思索女性人生，寻求女性自我的理想存在。在《蛾》中，她生动刻画了一个因性饥渴而苦闷到极致的女性“明珠”。她是一个焚身自毁也要触摸现实，并在现实中涂上一片墨迹的“疯狂”的女性。她与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有了尴尬的性关系后，虽然自己已经感到“在他的心中，只不过是一件叫做‘女’的东西，而没有其他什么‘人’的成分存在”，[4]然而在经历痛苦的流产之后，表示还想做扑火的飞蛾，并认同“只要有目的，便不算胡闹”的爱欲哲学。在苏青看来，什么是女性的生命理想，这就是一个最好的身边“脚注”。因为人在“各种阶段的存在理念，都是求生意志的客观化”，[5]63而“性欲是一种最激烈的情欲、是欲望中之欲望、是一切欲望的汇集，而且，如获得个人式性欲的满足——针对特定的个体就能使人觉得有如拥有了一切，仿佛置身于幸福的巅峰，或取得幸福的王冠似的；反之，则感一切都失败了”。[5]68作者正是率真大胆地借性(sex)加以渲染，表现出女性的本真愿望，从而抵达对女性生命压抑的体验性抒写。这也许是被客体化的女性主体独特的寻求自我存在的最有力的方式吧？正如日本与谢野晶子夫人所说：“妇人描写妇人自己的心理，最能够使人有感动的地方，因为这是妇人自己描写自身的心理缘故。”[1]622可以说，这是苏青将其独特的人生体验，加以艺术表达而展现女性生命理想的一种叙述形态。 张爱玲是受好朋友苏青影响至深的一个具有鲜明个性意识的女性作家。在她创作的《倾城之恋》、《沉香屑》等作品中，我们同样可以清晰地看到她的一些生活的影子，显示出她与苏青一样的“自我生命经验记忆”的叙述特征。譬如，小说《倾城之恋》就是对乱世恋情的一种叙述。与张爱玲同时代的作家柯灵写道：“如果不嫌拟于不伦，将香港换成上海，流苏换成张爱玲，简直是天造地设。”[6]在《倾城之恋》等带有较浓厚的自叙传色彩的作品中，张爱玲对普通男女在家庭中的金钱地位、人格、感情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认真的意义探寻，希求把握健康、正常的男女关系，展现女性生命的理想。张爱玲以自身的体验，对此作了艺术化的回答：女性在前者缺失的情况下，要想获得真正的爱情，难！《倾城之恋》反讽地翻转古代美女倾国倾城的故事，演绎出一则城池的陷落成全了美女的现代传奇，充分揭示了在战争与金钱面前的人的脆弱与无奈。这正如鲁迅在爱情小说《伤逝》中所言：“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当人们面对战争的侵害时，人的生命可能就此终结，死亡可能就要来临，而此种境遇中的人自然会对生命的有限性产生最强烈的感受，并对生命意义、生命理想进行最深刻的思考。张爱玲正是在香港之城颠覆的那一刻顿悟了人生的最根本的命题——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因为，“美在生命”，“美在生命的绵延”(柏格森语)。诚如莎士比亚所言：人“只要活在这个世界上，无论衰老、病痛、穷困和监禁给人怎样的烦恼苦难，比起死的恐怖来，也就像天堂一样幸福了”。 张爱玲和苏青对女性的情爱、性爱、婚姻、家庭等，进行自叙传式的叙述，传递出了她们独有的生命意识：人生中总是会面临着这样的矛盾，即生的有限性与生命意义的无限性的矛盾。而当人处于生命的关键时刻，尤其是面对战争灾难的时候，或许才会顿悟生命的真谛：坚韧的生命理想是可贵的，女性尤甚，因为人应该在有限的生命中去追寻无限的生命意义，独立的经济地位、独立的女性人格、真诚的灵肉统一的两性爱情，是女性生命理想中不可缺失的生命内涵。 二、展现女性的情爱理想 在“孤岛”时期的女性作家群中，笔者以为，张爱玲和苏青是最善于和最透彻地谈“情”说“爱”的作家。她们一以贯之的主题是对女性在家庭、婚姻、爱情、两性关系中的地位和价值的思索，由此展现女性独特的情爱理想。她们的写作一开始就注重从自己的经历中探讨女性的人生，总是娓娓道来女性的各种不幸与琐屑的痛苦，渲染着一种不公与气愤。在她们的笔下，女性缺乏自在生命的土壤，无论是时代还是大家庭以及女性自我气质上的消极文化表征，这一切注定女性悲剧的人生色调。她们哀婉，她们愤怒，她们无言，而在骨子里又有一种对女性独特的情爱理想的刻骨期待和追求。 为展现女性独特的情爱理想，张爱玲和苏青都从两性关系入手，探讨女性独特的生命形态。在她们看来，以“性”、“性爱”、“情欲”为内核的两性关系，是探寻女性情爱理想的出发点。缺少了“性”、“性爱”、“情欲”，所谓的情爱理想将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畸形物。相反，基于生命意识的“性”、“性爱”、“情欲”及其所形成的两性关系，“一方面是旺盛的肉体活力向形象世界的涌流喷射，另一方面是借助崇高生活的形象和意愿对动物性机能的诱发；它是生命感的高涨，也是生命感的激发”。[7]苏青曾主编过在沦陷区上海的代表性文学杂志《天地》，她在发刊词中积极倡导女性写作，认为女性写作有极大的优势，可以无所顾忌，无所不谈。苏青所写的虽然只是妇女生活领域中很窄的一部分，偏重于生活中的琐事和杂事，是那种“说起来却不得闲，天天不知道在忙些什么”[1]441-442的小女人生活，但她几乎把都市女性生活的各个领、层面都写到了。她谈女人的交友、教育、将来、母性，从女人角度谈男人；又不厌其烦地讨论“生男与育女”等等，在家庭这个主题下应有的内容她统统涉及到了。她深为当时女性的社会地位鸣不平，并写出了《第十一等人》，苏青很清楚大多数都市女性都缠身于平凡、琐碎的日常生活之中，脱不了柴米油盐和儿女情长。苏青执著甚至是偏激地反映了普通女性在都市生活中遭遇到的种种琐事，以此表达对生存状态的不满和愤慨，并由此展现她对女性情爱理想的思考。为了凸显清醒的女性意识，在她的笔下，总是将男性和女性加以对照，指出男人们在婚姻关系方面总是占尽了便宜，他们可以纳妾、嫖妓，可以在“文明”、“平等”、“自由”的口号下随意解除婚姻关系，他们往往掌握了世界就能享有女人。作者通过自身的不幸经历真诚地告诫女性朋友，不能过她曾经的生活，应真诚地、大胆地展现女性自己的情爱理想，这样才能确立真正幸福的两性关系，构建理想的两性世界。 张爱玲对女性情爱理想的叙述，细致深刻，犀利敏锐，她尤其擅长观察人间社会男男女女的各种情感纠葛。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张爱玲则以战时的香港和上海两大都市为主要对象进行冷眼审视，尤其是对战时女性日常生活的审视，成为她写作的重点。她以细腻传神的笔触描绘了介于封建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之间的中国城市生活的一种独特生态，使“心理分析小说达到了一个小小的高峰”。[9]101在张爱玲的创作中，最突出和深刻的一面，就是通过母性、妻性和女儿性的叙述来思考两性关系，展现女性的情爱理想。 母性叙述的第一步，是解剖被父权制隐瞒的母性形象，寻求母性的整体感，以此暴露整个父权制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如何歪曲、压迫了母性的问题。母性(mothering)是母亲的内在性质，具有生理学范畴的母亲性质和社会学范畴的母亲性的双重特征。“母性对个体生命的影响，在动物那里受发情期和季节的自然调节，而在女人那里却没有明确规定——社会是唯一的仲裁者”，[10]38而在父权制社会里人们提倡母性主义(motherism)。为此，张爱玲则以冷冷的审视，对父权制社会中女人的母性、妻性的异化过程表现得尤为深刻，着墨色彩也极其浓艳。她是激进的女性主义典范，主张对父权制社会(patriarchy)进行不遗余力的批判。这种批判主要通过女性成为父权制度下的牺牲品及男性文化特征(男尊女卑)的揭示，来反思女性的生存状态，从中表现出强烈的自审意识。她看重的是女人本真的“人性”，而不是空洞的人为的“神性”，因为前者才是女性情爱理想的实质。张爱玲通过日常生活中平凡女子的具体琐细的痛苦，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反省。 在她的叙述里，女性因时代、家庭、女性自身等多方面的原因而大多依附男性，无论是貌美绝伦的年轻女性，还是大户人家成群的妻妾；无论是母亲还是女儿抑或妻子，毫无例外地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和人格，她们常常在被动的等待中度日，“女儿们”的经典生活就是在结婚日即将来临时，“抓狂”式地置办嫁妆，然而，她们的生命最终都被束缚在囚笼里，她们就像是金漆的鸟笼中的小鸟，看似生活优越却终身不得飞翔和欢乐地歌唱。在《红玫瑰和白玫瑰》中，男主人公振保心目中的“红玫瑰”和“白玫瑰”两个女人都是为人妻的。在男人的审美价值体系里，把女人分为两大类，即作为男人的红玫瑰的女人，或是作为男人的白玫瑰的女人。男权社会里的男人都追求这两种女人。“白玫瑰”孟烟鹂是个孤独的母性主体，而“红玫瑰”王娇蕊热情放纵。作者深深地感慨：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在张爱玲看来，虽然外表上看上去，世界各国妇女的地位高低不等，实际上女人总是低的，气愤也无用，人生不是赌气的事。她由此表现出深沉的叛逆情绪，以及对女性的无助感和难言的无奈，并从这样一个独特的角度，展现出她自己对女性情爱理想的一种独特的思考。 三、展现女性的自我理想 在沦陷区的“孤岛”上海，当战争持久进行的时候，市民普遍感到自身命运的不可测性，大多数人的内心充满焦虑。对于文学创作而言，创作环境也十分恶劣，张爱玲和苏青的作品自然不能触及当时的政治敏感话题。这种政治局面，是“孤岛”时期的创作态势，也是作家远离政治的一个创作因素，像苏青就生活在一个开通且受西洋文明熏陶的家庭，自小聪颖过人，尤擅言语。父亲事业失败使小康之家迅速坠入困顿，经济困窘迫使她嫁为人妻，她本想做一个贤妻良母，却遭到丈夫的遗弃。为了在大上海独立生存下去，她只能以写作的方式获得自己的生存，从中展现自己的生命理想。在《关于我》中，苏青曾感叹说：“在三十一年冬，夫妻不幸反目了，连最低限度的生活费都拿不到。那时候大的孩子是七岁，小的孩子尚在襁褓中，一家五口连娘姨在内都要我设法养活，要在社会上找一个立锥之地，真是不容易的，丈夫的回心转意既迟迟不可期，而孩子们嗷嗷待哺的情形倒是不容忽视，如何是好呢？我只得又想到投稿了。”[8]50而写作所面对的环境，又不许她过多地关注时局，只能将创作的视角对准自己，对准自己身边的琐事。可以说，作为知识女性阶层的苏青、张爱玲，在选择写作为自己的生存方式时，在面对各自大家庭的败落，面对社会时局急剧动荡中，她们便将敏于时代、社会、人生的那种宏大性的认识，导向了思索战争中的人，尤其是作为自我存在的人的生存状况，并以这样一个独特的角度，延续着“五四”新文化所倡导的新女性思想启蒙主题。 苏青、张爱玲的写作一开始就以一种非主流的边缘方式，出现在“孤岛”上海的文坛，她们着意关注女性的自我境况和自我价值，在继承“五四”以来“人的文学”的大传统的同时，也开始挣脱“他者”话语的束缚，并开辟出个人叙述的小传统，试图以“我”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努力地适应都市文化市场的需求。正是在这种状态中，她们都采用自身经历“现身说法”，展开日常性、平凡性和经验性的女性叙述，如同德国生命哲学家狄尔泰所言，经验其实也就是生命的“伟大事实”。细读她们的女性文本，人们不难发现，女性身在灾难的中国的各种生存困境与精神苦闷，在经意和不经意之间，她们承载着人间诸多的苦痛和精神磨难，在看似平庸的生活中，也涌动着一股生命的潜流。苏青和张爱玲凭借着她们独异的文学想象和特有的生命体验，真实生动地讲述着女性自我的琐屑，以自然素朴的语调，抒写出女性的自我情怀，塑造了一批个性独异的女性形象，借此对人生，尤其是女性人生加以深刻地剖析，探寻着女性的自我意识。 在张爱玲的小说《金锁记》中，一个被异化的母亲“他者”——曹七巧的塑造极为典型。黑格尔说：“他者意识是一种依附意识，对于他来说，本质的现实就是那种动物型的生命；就是说，是另一种存在(entity)所给予的一种生存(living)模式。”[10]73而且“文明人则在他们个人的精神中，在他们的自我、他们的名声、他们的财产以及他们的工作中受到异化”。[10]51-52在张爱玲看来，女人由于活动范围有限，所以完美的女人，比完美的男人更完善。与此同时，一个坏的女人，往往也比一个坏的男人坏得更彻底。在《金锁记》中，受经济的压迫得以承受“他者”化命运的曹七巧，她的主体性受到极大的压抑，丧失并且迷失了自我，可以说这是一个恶得无孔不入的母亲。表面上看，她是遗老家庭里的牺牲品，没落的宗法社会里微不足道的渣滓。但命运偏偏让渣滓当续命汤，不但要做儿女的母亲，还要做她媳妇的婆婆——把旁人的命运交在她手里。也是情欲(passion)的作用，让她进行了可怕的报复。就因为爱情在她一个人身上得不到满足，便需要三四个人的幸福与生命来抵偿。最初，曹七巧用黄金锁住了爱情，结果却锁住了自己。她无法救出自己。因此，Long，Long ago的曲调所引起的无名的悲哀，将永远留在读者的心坎里。《茉莉香片》中聂传庆的生母冯碧落，犹如绣在屏风上的鸟，命运之惨烈令人颤栗。“她不是笼子里的鸟。笼子里的鸟，开了笼，还会飞出来。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抑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鸟。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她的被拘囿到了极致，犹如“笼中的囚徒”，她毫无自身的主动选择和空间，更不用说自我精神空间的独立了。 法国作家埃莱娜·西苏在《新生儿》中曾这样描述：“主动性/被动性；太阳/月亮；文化/自然；白昼/黑夜；父亲/母亲……”[9]175在张爱玲看来，所有与男性相关的元素都赋予了积极的正面的价值，男女两性之间显然存在着不平等关系，正如《花凋》中的川嫦，她是一个稀有的美丽的女孩子，19岁毕业于女中，21岁死于肺病，上面还有几个绝色的姐姐。而其父郑先生则是连演了40年闹剧，有钱的时候在外面生孩子，没钱的时候在家里生孩子。没钱的时候居多。虽然也知道醇酒、妇人和鸦片，心还是孩子的心。他是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其母郑夫人则是一出冗长的单调的悲剧，是一个美丽、苍白、绝望的妇人。尽管她恨他不负责任，恨他要生那么多孩子，恨他不讲卫生。 总之，张爱玲的小说，常常通过中国二三十年代的母性、妻性、女儿性的叙述，充分暴露出父权制时代社会文化机制的弊端，并由此对女性加以充分的关怀。《谈女人》中说：“女人当初之所以被征服，成为父系宗法社会的奴隶，是因为体力上比不上男子。但是男子的体力也比不上豺狼虎豹，在物竞天择的过程中为何不曾为禽兽所屈服呢？可见得单怪别人是不行的。”由此，我们深深感受到她对女性自身的清醒的认识和审慎的反思。正如莎士比亚说的：“人们有时可以支配他们自己的命运；要是我们受制于人，那错处并不在我们的命运，而在我们自己。”[11]在张爱玲的眼中，“女人纵有千般不是，女人的精神里面却有一点‘地母’的根芽。”[12]她认为，“地母”才是真正的女神，“翩若惊鸿，宛如游龙”的洛神不过是个古装美女，世俗所供的观音不过是古装美女赤了脚，半裸的高大肥硕的希腊石像不过是女运动家，金发的圣母不过是个俏奶妈，当众喂了一千余年的奶。女性应透过华美的外表，追求自我的真正独立。 综上所述，苏青、张爱玲在小说创作中，结合自身的独特经历和生命感受，借各种类型的女性的形象塑造，反思女性的被动性生存境遇，审视两性关系，展现女性的生命情感和生命理想。她们都自觉地以女性的“自我”为中心，“在自然恣肆地表现日常性的同时，达到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共通性(universal)”，[13]她们的“女性生命经验记忆”的叙述，实际上也是“五四”新文学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在“孤岛”时期的一种独特形态。她们一反男性视野中的女性形象，执着发现女性灵魂，并关注在困惑、抗争中挣扎与呐喊的女性，展现女性生命的“真我”本质，因此，她们的低语和锐叫，显然成了特定时期女性文学的高音区。她们笔下所呈现的丰富的女性人生图景，也真切地传递着女性生命的真谛，闪耀着人文理想的光辉。正如张爱玲所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生命的表象与本质常常充满矛盾，而女性的生存境遇与她们的生命理想又何尝不是如此呢？透过生命的表象，应是生命本质的显露。 参考文献： [1]钱理群.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评论卷[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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