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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宋代古文大家“以论为记”的创作实践 南宋大家叶适第一个对唐宋记体文的流变作了有见地的评论，他高度赞赏宋代记体的开拓新变：“韩愈以来，相承以碑、志、序、记为文章家大典册；而记，虽愈及宗元，犹未能擅所长也。至欧、曾、王、苏，始尽其变态，如《吉州学》、《丰乐亭》、《拟岘台》、《道州山亭》、《信州兴造》、《桂州新城》，后鲜过之矣。若《超然台》、《放鹤亭》、《筼筜偃竹》、《石钟山》，奔放四出，其锋不可当，又关钮绳，约之不能齐，而欧、曾不逮也。”[16](P733)叶适目光锐利地看出唐记尚未臻成熟，虽韩、柳不能曲尽其妙；而宋记才能“尽其变态”，并历数王禹偁、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轼等的记体作品，认为足为楷式，其中苏轼尤佳，“奔放四出，其锋不可当”。确实，宋记是宋人的拿手好戏，而欧、曾、王、苏这些古文大家，最擅长写作记体，是文体新变的杰出代表。 宋人对好的记体文提出了标准。朱熹云：“记文当考欧、曾遗法，科简刮摩，使清明峻洁之中，自有雍容俯仰之态。”[17](P1007)王应麟云：“记序以简重严整为主，而忌堆叠窒塞；以清新华润为工，而忌浮靡纤丽。”[18](P1007)既然是散体古文，自以简而有法、避免堆砌为宜，风格以清新华润为上。 前文谈过，大约唐代，记体才定型于韩、柳之手，确立了以叙事为主的文体规范。故以文体形制言之，叙事为记体第一要义。纯粹叙事的记体，算是最合文体规范的。因为记体文施用的范围极广，汗漫无归，故而也较难写。连清代古文大家方苞都慨叹：“散体文惟记难撰结。论、辨、书、疏有所言之事，志、传、表、状则行谊显然，惟记无质干可立，徒具工筑兴作之程期，殿观楼台之位置，雷同铺序，使览者厌倦，甚无谓也。”[19](P165-166)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最合乎规范的，往往墨守成规，未必精彩，反而有可能陷入刻板而因循守旧的境地。既然难写，怎样才能找到突破点？“故昌黎作记，多缘情事为波澜，永叔、介甫则别求义理以寓襟抱，柳子厚惟记山水，刻雕众形，能移人之情。”[20](P166)对于宋人而言，“别求义理”恰是记体文创新的一大法门，舍此别无他法。这犹如宋人的“以议论为诗”。宋代记体文的名作，多是有出位之思的“以论为记”之作。王禹偁的《待漏院记》不同于唐人一般的亭壁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大变于唐人的楼台亭阁记，苏轼的《筼筜谷偃竹记》亦与唐人画记有异，变化创新的例证不胜枚举。 “以论为记”有多种表现形式，概括而言，曰叙议结合，曰夹叙夹议，曰通篇议论。苏轼堪称议论的宗师，他在诗里议论、词里议论，文章里更要议论。苏轼的议论，有何特色？叶适称赞云：“独苏轼用一语，立一意，架虚行危，纵横倏忽，数千百言，读者皆如其所欲出，推者莫知其所自来，虽理有未精，而词之所至莫或过焉，盖古今论议之杰也。”[21](P744)任何文体，到了苏轼手里，不议论似乎就不能畅抒胸臆，不议论似乎就不能体现“东坡风范”。纵然有时理或未精，但议论的纵横开阖、酣畅淋漓，是古今独步的。试以苏轼的记体文为例，说明“以论为记”的形式。叙议结合者，或先叙后议，如《放鹤亭记》；或先议后叙，如《超然台记》。夹叙夹议者，或首尾记叙而中间夹以议论，如《醉白堂记》；或首尾议论而中间夹以记叙，如《石钟山记》、《张君墨宝堂记》。通篇议论者，或正面立论，或故作翻案文章，如《庄子祠堂记》、《李太白碑阴记》、《思堂记》，不一而足。总之，视不同情况，叙事、抒情、议论在苏轼的文章中交错并行，暗相照映，不可一概而论。 记体文的题材异常芜杂，在古代还有刻石上碑与否的差异。近人林纾云：“所谓全用碑文体者，则祠庙、厅壁、亭台之类。记事而不刻石，则山水游记之类。然勘灾、濬渠、筑塘、修祠宇、纪亭台，当为一类；记书画、记古器物，又别为一类；记山水，又别为一类；记琐细奇骇之事，不能入正传者，其名为书某事，又别为一类；学记则为说理之文，不当归入厅壁；至游宴觞咏之事，又别为一类：综名为记，而体例实非一。”[22](P70)可见应用范围的广大。近人张相把记体文分为记物和记事两大类，其中记物又分为山水、斋阁、名迹、寓言、图记、画记、杂物等；记事分为宴集、记人、记言、杂事等。张氏还指点了记体的做法，如山水记，要纪实、寓情、议论、考据四者错综为用；而斋阁记则在纪实、寓情、议论之外，还有敬勉。④为便于论述，下面就以欧、曾、王、苏的诸体记文为例，说明宋人的“以论为记”，题材则以宋人擅长且较有代表性的楼堂亭台记、书画器物记、学记、山水游记等几类为主。 宋人楼堂亭台记的量多质高，欧、王、苏等尤为擅长。欧阳修的记体文里，被古人推为诸记第一的是《丰乐亭记》。此记的佳妙之处在于叙中夹论，于纡徐流畅的叙写中，寄寓历史感慨，以叙事行议论，错综混成，最是风神独具。文章结构上是三段，首尾叙，中间议。唐介轩古文翼评云：“题是丰乐，却从干戈用武立论，辟开新境，然后引出山高水清，休养生息，以点出丰乐正面。此谓纡徐为妍，卓荦为杰。”[23](P2308)一篇普通的亭记，却能在其中俯仰古今所谓小题目生发出大议论，堪称“以论为记”的典范。欧文《画舫斋记》由一篇斋记，阐发了名利关乎安危的官场道理。纵然安居陆地，而心系名利，犹有风涛之险；虽终日舟行，而抛撇名利，则高枕无忧。此文的议论，好在有韵致，见风度，时而波澜跌宕，时而气定神闲，不愧作手。欧文《相州昼锦堂记》则“以史迁之烟波，行宋人之格调”，可知是善于叙事而自具宋人面目。衣锦还乡，乃是俗事，“而欧阳公却于中寻出第一层议论发明，古之文章家地步如此”[24](P1871)，不得不佩服欧阳修善于避俗出新。王安石《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的识见、笔力超卓，谈国家理财之道，议论宏大，却又顾盼自如。苏轼的《庄子祠堂记》亦有特色。东坡好《庄子》，而此记别出只眼，辨庄子不诋诃孔子，且引为同调，故为奇瑰之论，出人意表。 书画器物记，是宋人另一种较有特色的记体文。如被视为欧公诸记代表作的《王彦章画像记》，先写五代时名将王彦章之忠勇，次寓今时才难之慨叹，末由画像赞将军名垂千古。文章以叙带论，叙议融合无迹，颇得太史公神韵。孙月峰评云：“议论叙事相间插，纵横恣肆，如蛟腾虎跃，绝为高作。”[25](P2341)欧文《菱溪石记》因石立论，抒发石长在而人不在，功名富贵实不可恃的感叹。孙琮评云：“此篇记石，记菱溪，平平无奇。至记石为刘金故物，忽然发出一段兴废之感来，无限低徊，无限慨叹，正如晨钟朝发，唤醒无数梦梦，不止作悲伤憔悴语也。”[26](P2280)兴废之感，跃然纸上。王安石《庐山文殊像现瑞记》才百余字，类《读孟尝君传》，而议论简劲无匹。如茅坤所赞：“其长在简古，而多深沉之思。”[27](P1915) 宋人学记是新创题材，纯以说理为工，王安石、曾巩最称独步。王安石的《虔州学记》、《繁昌县学记》、《慈溪县学记》，皆名作，论古今州县学兴废始末，苦口劝学，义理严谨高华。曾巩的《宜黄县学记》亦有名，劝学之意，详明亲切；论学之旨，博雅正大。王、曾都是深探经术、学问渊博之人，故而撰写学记，举重若轻，游刃有余，连欧、苏都有所不及。 山水游记，唐时柳宗元享大名，宋人推其波而扬其澜。苏轼的《石钟山记》久负盛名，被清人刘大櫆誉为“坡公第一首记文”。[28](P711)此记写景佳而议论更佳。其中记夜游石钟山一段，绘影绘形，饶有风致。特别处是带有考辨性质，围绕石钟山山名的来历，寓考辨于游览，立论、驳论兼用，最后水到渠成，得出切不可“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的结论。 其实，对于记体发议论的批评，并不是从宋代开始的，唐人封演云：“为记之体，贵其说事详雅，不为苟饰。而近时作记，多措浮辞，褒美人材，抑扬阀阅，殊失记事之本意。”[29](P41)可见唐人已对当时的记体颇有微词，所谓“多措浮辞，褒美人材，抑扬阀阅”云云，正是讥讽记体里的议论横生、高谈阔论。然则，记体是否一涉议论，就失体裁？追根求源，为何要在记中发议论？明人吴讷《文章辨体》对唐宋记体文有一番论析，专门谈在记体里发议论的问题：“记之文，《文选》弗载，后之作者，固以韩退之《画记》、柳子厚之游山诸记为体之正。然观韩之《燕喜亭记》，亦微载议论于中。至柳之记新堂、铁炉步，则议论之辞多矣。迨至欧、苏而后，始专有以议论为记者，宜乎后山诸老以是为言也。大抵记者，盖所以备不忘，如记营建，当记日月之久近、工费之多少、主佐之姓名，叙事之后，略作议论以结之，此为正体。至若范文正公之记《严祠》、欧阳文忠公之记昼锦堂、苏东坡之记山房藏书、张文潜之记进学斋、晦翁之作《婺源书阁记》，虽专尚议论，然其言足以垂世而立教，弗害其为体之变焉。学者以是求之，则必有以得之矣。”[30](P41-42)记体犹如今之记叙文，记事物，备始末，用散体文字叙事当然是其最大功能；但亦不能把此看作刻板不变的规范。唐人已涉议论，宋人则专力议论，在记中把议论发挥得淋漓尽致。记体有正体、变体，而正变之间，恰以议论为评判的标准。只要议论正大，有益世道人心，虽为变体，亦不妨事。怎样评价记中涉论是个错综复杂的问题，除了创新的动力，还有不得不尔的自然道理，有时并非作家们刻意为之。唐彪《读书作文谱》辩辞更深入一层：“或言作记一着议论，即失体裁，此言非也。凡记名胜山水，点缀景物，便成妙观，可以不着议论。若厅堂亭台之记，不着议论，将以何说，撰成文字？岂栋若干、梁柱若干、瓦砖若干，便足以成文字乎？噫！不思之甚矣。”[31](P3562)。确实，山水游记，不议论尚可；至于厅堂亭台记、画记，乃至学记，不议论，则根本无以成文。总之，宋人以论为记、变记为论的倾向明显，需要具体分析。 其实，宋人有那么多关于记体的争论，跟记体自身的特殊性质也有密切关系。元代潘昂霄《金石例》云：“记者，记事之文也……《古文苑》载后汉樊毅《修西岳庙记》，其末有铭，亦碑文之类。”[32](P1478)须注意，那些庙宇楼亭厅壁记，一般是要刻石上碑的。既然属于碑板文体，自然要典重简洁，法度森严。刻石上碑往往拘泥于碑石的大小尺寸，容纳内容有限。想在金石上畅所欲言，显然是不现实的。南宋黄震曾大为赞叹韩愈记体文的随物赋形，不拘一格，同时对宋人之记的墨守成规不以为然，他说：“近世为记者，仅述岁月工费，拘涩不成文理，或守格局，各成窠段，曰：此金石之文，与今文异。呜呼，异哉！”[33](P607)这是对拘泥旧格者有感而发。笔者推断，宋人创作的记体文种类繁杂，数量又多，一些原本应刻石上碑的，可能都没有施行，而成为一种无实际应用的“徒文”。更有甚者，诸多作家以游戏态度撰写记体文，作为消遣，用以陶冶性情，高谈义理。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宋代记体文失去了应用性质，个性化增强，审美功能凸显，遂大变于古，可见议论风发也是事出有因的。 总之，宋人的“以论为记”，写法多元，技巧高妙。有的将游戏小事翻作绝大议论，凭空陡现波澜；有的叙议打成一片，如盐溶水，了无痕迹；有的故为翻案文章，新人耳目；有的论寓叙中，让人浑然不觉；有的议论娓娓如话家常，层层剥笋，清华朗润。宋人在“以论为记”的普遍实践中，完成了记体文的变革之路。其实，记叙和议论的结合，从来就是中国文学的一大特色。刘师培云：“中国文学之特长，有评论与记事相混者，即所谓夹叙夹议也……夫记事与评论之不宜分判，殆犹形影之不能相离。倘能融合二者，相因相成，则既免词费，且增含蓄，较诸反复申明，犹可包孕无遗，岂非行文之能事乎？”[34](P160)记叙与议论，犹如形与影，融合起来，事半功倍。“以论为记”，就是记叙融合议论的典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