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刘淑玲，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内容提要：《人海微澜》是一部发表于20世纪20年代的白话章回体长篇小说，署名凫公。这部小说得到了当时北京知识界的关注，并被时任清华大学教授的吴宓推举为当世说部第一。然而文学史叙述中这部小说几乎不被提及，本文通过对这部小说的钩沉研究，特别是通过对其别样爱情叙事的解读，探究这部作品与吴宓等人所信奉的新人文主义思想的内在关联。
    关键词：《人海微澜》/凫公/爱情叙事/新人文主义

    《人海微澜》是一部发表于20世纪20年代的白话章回体长篇小说，署名凫公。这部小说曾使作者“声名鹊起”，并在当时北京知识界倍受关注。时任清华大学教授的吴宓甚为激赏，他甚至把这部小说与曹雪芹的《石头记》和沙克雷的《钮康氏家传》并举，推之为当世说部第一。①
    吴宓由这部小说而结识了作者凫公，此后诗文唱和，相知至深，友谊长达数十年。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吴宓在清华及西南联大开设《文学与人生》课程，为学生所列必读书就包括这部《人海微澜》。②当时北京学人对这部作品的激赏甚为可观。查朱自清、季羡林等人日记均有对这部小说的阅读记载。季羡林的一生读书单中也包括《人海微澜》在内。《吴宓日记》中更是多次记录了他与陈寅恪等知己师友闲谈或聚会对《人海微澜》的阅读与评点。2010年，笔者曾经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庄士敦先生所藏图书中见到这部小说，盖有庄士敦的藏书章：净乐山斋。在北京生活数年，与北京知识界有重要联系的庄士敦把他在北京最珍贵的藏书漂洋过海运回家乡，捐给了亚非学院图书馆。这部小说就是庄士敦的爱书之一。
    《人海微澜》最初发表于《大公报》文学副刊，后由《大公报》馆印行，小说出版之时，竟然有吴宓、何世伦等四人作序，并有吕碧成、徐英等五人在书前赋诗。③这样的景观，文学史上难得一见。
    然而，也许正是小说采用了章回体，在文学史叙述中，这部小说如石沉大海。范伯群先生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略有提及，也只是把它放在“北派通俗小说”中，几笔带过。然而，这部小说并不是“通俗”二字能涵盖得了的。
    一 凫公其人
    凫公，本名潘式，字伯鹰，生于1904年，安徽怀宁人。凫公是他写作小说的笔名，偶尔写诗也用。潘伯鹰自幼随桐城吴闓生(吴北江)先生学习诗古文辞。毕业于交通大学，曾游历日本，归国后先后任教于北平中法大学、上海暨南大学。后为章士钊的私淑弟子，两人亦师亦友、情同手足。潘伯鹰的才华，深获章翁赏识，曾有“风流吾爱潘怀县”的诗句，并在国共和谈时，委以秘书之职，曹聚仁因而对其有“书记翩翩潘伯鹰”的美称。潘伯鹰并不以小说家留世，诗名最盛。抗战之前在北平诗坛就享有盛名，抗战期间，与章士钊、沈尹默、朱自清、乔大壮、江庸等人发起成立“饮河诗社”。潘伯鹰去世之后，其诗作被友人整理成《玄隐庐诗》一册出版，共十二卷，收录诗作一千余首。他被称之为近代中国诗坛代表人物，其诗被赞“思深、意远、境高、语妙。其感，其情，皆今人之感与情；而其体制、其格律、其声调、其色泽，则无不古。直与时代相氤氲、相磅礴、相呼吸、相歌哭，而甘苦之，而性命之”④。曹聚仁甚至认为潘伯鹰的诗在林庚白之上。吴宓主编《大公报》文学副刊时，发表潘伯鹰诗作多首，其《空轩诗话》专有“潘式”一则，推崇备至。⑤
    他还是卓有成就的书法家，所撰《潘伯鹰楷书豫园记》堪称经典，也是骨董鉴赏的行家，时人评之：“书法第一，诗第二，文第三，小说第四，鉴赏第五”。可谓“五项全能。”⑥
    友人眼里的潘伯鹰博学多才，风度翩翩，孤傲狂狷与温文尔雅并存。现代篆刻大师陈巨来回忆旧友时，曾将潘伯鹰列为“十大狂人”之一：“他为人作书写扇，总是作伯鹰为某某书，己名高高在前者，亦狂态耳。”⑦据说潘伯鹰大有名士风骨，访问朋友时，若主人开门稍显迟缓，即能引起他大怒。传他为了避免被人干扰，曾在书室张字一幅：“不读五千卷书者，不得入此室”。曹聚仁也描述过他：“气度潇洒……写得一手好字，作得一手好诗，和沈尹默相处得最好……陈伯庄兄长两路局时，《京沪周刊》上的诗词插页，都是他所手选，亲笔写出来的。他的书室、卧室，布置得雅洁极了，可以说一尘不染；一幅沈尹默的立轴，一堂章士钊手写的诗，一幅秋山红叶的画……书架上齐齐整整百来部精美诗词集……我走进他的书室，就想偷点走，可是不敢偷，因为无论动哪一角，都会破坏他的完整的美。许多人送诗词集给他，很多就给他垫在砚底，或是给揩笔之用；我送他一本《文笔散策》，幸而留在他的书架上。”⑧
    潘伯鹰以凫公为笔名写过几部小说，除《人海微澜》外，尚有《隐刑》《稚莹》《生还》《残羽》《蹇安五记》出版。他的小说文字古雅，虽是白话，却颇见古文功力，写人状景尤其传神。1930年的《北洋画报》中曾有吴秋尘所撰《记名小说家潘凫公》⑨一文，可见凫公当年在北方文坛的影响力。
    曹聚仁回忆说，“潘兄少年时，才华流露，能作骈俪文字。所作《蹇安五记》，近唐人传奇文。他叫我送一部给周树人先生，周先生赞叹不已。……潘兄之作，盖陈鸿《长恨歌传》、白行简《李娃传》之伦，述男女之私，乐而不淫者也”⑩。《蹇安五记》是印行于20世纪30年代，作者托名蹇安而作的仿唐人传奇，当属民国时期文言小说上乘之作。
    潘伯鹰于1966年5月25日病逝，恰在大乱来临之时，一代文人，匆匆作古。
    二《人海微澜》中的爱情叙事
    《人海微澜》分为上下两卷，写出了20年代新旧更迭时期北京城的社会乱象。也细致描写了那个时代两对年轻人的爱情故事。两则故事一悲一喜，但与“五四”以来任何形式的爱情叙述都有不同。
    这部小说发表前后，正值中国现代小说勃兴期，爱情与婚姻自由是这一时期小说最重要的主题。自“五四”之后，娜拉式的叛逆与出走，颇能引起青年人对个性解放的强烈共鸣。新文化先驱者对人格独立和个人自由的期待与想象，都凝聚在娜拉决绝的猛开房门中，这最后的动作，成为他们反对封建家庭制度，寻求自我实现的经典姿势。“出走”标志着女性个人主宰自己命运的开始。也成为诸多小说叙事的基本动力。
    《人海微澜》也同样关注爱情与婚姻自由，然而，这篇小说的兴趣显然不在表彰这一叛逆的姿势，它更感兴趣的是人性建构与情爱和谐的关系。或者说寻求新式婚姻时，除了两性相吸的本能情感之外，人格、信念、道德到底要起什么样的作用。说到底，作者相信，爱情与婚姻仍然离不开“洞穴里的战争”(11)。因此，小说所展开的别样叙述也就是这种特殊战争的过程与结果。
    小说写了一对新青年郑彦文与冯敏娴的爱情故事。郑彦文留学日本、德国，回国后在北京行医，医术高超，且能诗会曲，文质彬彬，才华横溢；冯敏娴是芳华女校的学生，温婉美丽，清新健康，是溜冰场上的健将，也是会演新戏的才女。两人在北海公园的溜冰场上一见倾心，爱情缠绵悱恻，然而有情人终不能成为眷属。爱情故事以大悲剧结局：郑彦文跳海自尽，冯敏娴出家为尼。
    初看，这一爱情故事的发展与同一时期大多数小说一样，爱情所遇最大阻力就是来自家庭的困扰——冯敏娴自幼订婚，父亲是天津富商，为着官商联姻的美梦，早已把她许配给官家公子。矛盾集中在此，“出走”应该是最完美的结局。然而，作者显然别有寄托，他绕开了这一经典姿势，撇开社会力量的控制，直接指向人性建构。
    小说写足了郑彦文对冯敏娴的爱恋，也以精彩笔墨写出了冯敏娴在郑彦文与官家公子之间的摇摆与动摇。与大多数“五四”之后的中国现代小说一样，《人海微澜》同样为冯敏娴设置了重重社会困境：家庭压力，外界非议，都有可能成为爱情悲剧的制造者。作者把这些种种社会因素铺展开来，最终却把叙述动力转向主人公个人：打败这份爱情的并不是封建家庭与万恶社会，而是主人公自己，在同封建家庭的对抗中不战而退，完全跌倒在了与自己的交战中。
    郑彦文最大的悲剧不是爱情的产生，而是这份爱情无处安放。冯敏娴没有相应的力量和心性呼应这份爱，她陶醉于被爱的满足里，却没有力量去承担爱的责任、呼应与施与。内心深处她把与郑彦文的恋爱看做是一场时髦的举动。郑彦文的才情与诚意极深地感动了她，她才“彻头彻尾地明白彦文始终将万叠情丝缠在她的身上，她觉得实在不应负人”。但是在恋爱的过程中她心灵世界的流离失所展露无遗，既陶醉于自由恋爱的欢愉又憧憬着荣华富贵的未来。所以，爱情结局终归是悲剧。这个故事看起来颠覆了爱情的神圣性，正是对爱情本质的深层诉求。
    五四之后，女性解放思潮滚滚而来，在中国宗法社会里，最能彰显个人觉醒的行动，首推家庭革命力量。因而娜拉无可争议地成为中国“五四”青年中被接受和认同程度最高的人物形象。
    在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那里，这个“个人”归根结底还是社会性的。罗家伦就在《妇女解放》一文中强调“社会是有机体的，社会的组织，是由于全体的个人；所以社会上的个人皆互相关连，互相影响。没有一个‘个人’可以独立存在，也没有一个‘个人’可以独自完善”(12)。他站在妇女与社会进化关系的角度阐述了对妇女解放的看法。胡适也据此发出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壮语：“世界人类分男女两部，习惯上对于男子很发展，对于女子却剥夺她的自由，不准她发展，这就是社会的‘半身不遂’的病，社会上有了‘半身不遂’的病，当然不是健全的社会了。”(13)他们认为解决男女平等问题“必先使妇女的生活能够独立；要使妇女生活独立，必先使妇女先有职业、先有技能；要有职业技能，便非受过教育不可”(14)。于是，冲出封建家庭的牢笼，进学校，学西学，自由恋爱，与男子平起平坐，成为妇女解放的重要标志。
    《人海微澜》中，郑彦文与冯敏娴的爱情悲剧鲜活地展示了外在力量给予女性解放的有限性，冯敏娴不缺乏上新校、读西书、演新戏，溜冰、跳舞、压马路等等这些现代社会新女性的生活方式，但是她的旧道德旧思想却如岩石般盘踞脑海而不自知。一遇适当土壤就会肆意发酵。所以，在父亲给她描绘了一幅未来生活的理想蓝图之后，她就轻而易举地牺牲掉了郑彦文视之如生命的爱恋。最具悲剧性的是，父亲展示的理想蓝图不过是旧式少奶奶的生活，衣食无忧的寄生。冯敏娴的父亲在和她母亲的谈话中一再强调：他把女儿送到新式学校就是为了在交际场所不失面子，装点门面，增加嫁妆的砝码而已。而说着英文，看着洋书的冯敏娴也的确没有因为受到新式教育就找到自我价值。她又把自己倒退为不劳而获的少奶奶，并以为这是一种值得憧憬的幸福。这真是对娜拉出走的绝大讽刺。
    小说中另一则爱情故事却截然不同。柳梦庐和黄仲蘩，由于对爱情理解的深切契合，道德观念的强烈共鸣，文化理念的高度一致，成就了幸福婚姻的样板。他们都是沐浴着新文化在新学堂中长大的青年，却深受传统文化的浸染。相敬如宾而后琴瑟和谐。他们对婚姻的态度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旧中求新，新中存旧，亦新亦旧，新旧交融。
    小说中有一段话颇能表达柳梦庐的婚姻观：
    至于柳梦庐对于婚姻的见解呢，他以为在这个社交尚未完全公开的时候，冒昧地由自己去交朋友，来选择老婆，实在不见得比旧式婚姻高明多少，交浅了，不知道人家的底细，交深了，又有摆脱不开的形势。因为同女学生交朋友，在男的一方面，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在女的一方面更妙了，她们视“朋友”两字的意义，完全是与普通朋友不同的……梦庐深知如此，所以宁可牺牲此路，把婚姻之事托付给了老太太。(15)
    母亲为他物色的妻子恰是冯敏娴的同学、同样就读芳华女校的黄仲蘩。两人一见倾心，恋爱过程却颇合旧礼，梦庐礼貌周全，仲蘩温婉谦卑。与旧式婚姻不同的是：他们的爱建立在相知与理解的基础上，旧式婚姻，新式生活。小说充分地展示了这个亦新亦旧的美满婚姻中两个人的相爱方式。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苏格拉底也说，“我最大的智慧就是知道自己无知”。黄仲蘩每日三省，感念幸福来之不易，并随时把幸福施之以人。她常说：“我无事时总是想着，老天待人厉害，没有一个他肯轻轻放过的，难道他对我一人，就肯饶过吗？我的境遇一切顺遂极了。”(16)因此她杞人忧天，勤勉戒慎。对丈夫的关爱，对婆母的孝敬并不完全来自于她的角色定位，其最大动力是对幸福的感知与施与的满足感，是关乎内心而不是外力。
    与冯敏娴相比，黄仲蘩接受了旧式婚姻的形式，却清醒地建设了一个新式婚姻，知道自己所爱与所为。作者在小说中一再展示：必须有能力审视人性，构建自我，才是爱情得以饱满和持续的前提。
    小说把这两则爱情故事置于20年代北京城的社会乱象之中，也别有用心。作者写出了彼时北京城的乱世景象：鬻官卖爵，贪污舞弊，声色犬马，酒肉征食。小说以左右逢迎，世故精明的韦秋圃的活动为轴心，由他穿针引线，串联起了北京城上上下下各个阶层各不相同的人物事件。小说不断展示北京城的人生百态：官府中姨太太的通奸，官老爷的娈童，以及抽大烟、逛窑子等等社会陋习；也有小职员的怀才不遇、穷苦潦倒；所谓文人的花园诗会，无外乎附庸风雅，酸腐之至；前清遗老们一肚子诗书礼仪，车载斗量，却全用来玩弄于官场，随风而倒，如社会蛀虫一般寄生于民国社会，却对顾亭林等人嗤之以鼻；少女林同华一心向往读书自立，却在家庭内外尝遍了人心的险恶，最终被流言与冷漠所害，上吊而死；日本留学生倪鹤汀刻苦正直，才华横溢，回国之后简直无路可走，大病一场，落魄还乡，带走了对学问与文化的深深失望……
    凫公写足了新旧交替、礼乐崩溃的时代这些社会乱象与文化衰亡的关系，他相信没有人生来就是恶霸，也没有人生来即为圣人，全仗着自我修炼。所以“成圣成贤自家也要有个主见，为奸为佞，自家也要有个戒心，不能拿不得已三个字做护身符”(17)。在小说的“楔子”中，他一再畅言：人心之海波涛汹涌，人海之微澜就是心海翻滚，其波澜起伏大于宇宙，社会滚滚向前的洪流中，最大的漩涡来自人之心海。
    三 吴宓缘何激赏
    《人海微澜》出版之时，吴宓亲自写序并发表于《学衡》，也曾多次与凫公煮酒快谈，“各述其对于著作小说及文字文体意见，喜彼此之多契合”(18)。其中爱情故事的别样叙述，正是吴宓之激赏所在。这些故事深深触动他的心扉。在日记中，他多次记载在孤独无依、心境凄惶之时，阅读这部小说所带来的心灵震撼。(19)
    小说中郑彦文这一名字就极大地触动了吴宓，彼时，正是吴宓苦恋毛彦文并准备为爱而离婚的时期。凫公当时翻阅北京女高师学生名册，看到毛彦文之名，引发感慨，特为自己小说男主人公取名郑彦文。其时凫公与吴宓还不相识，当然他一定已经听说过吴宓与毛彦文那则颇为轰动的爱情故事，所以取这个名字肯定不是纯因偶然。小说中郑彦文对冯敏娴的执著爱恋与现实生活中吴宓对毛彦文锲而不舍的追求颇为相像。吴宓曾经详细记述他因《人海微澜》而与凫公相识相知的过程：
    知友凫公以小说名于时。(予尝推为今日中国做小说者第一人)始予未识凫公，于天津《大公报》中，读其所撰小说(1)《人海微澜》而善之。于是寻访订交，后又为该书作序。凫公名潘式，字伯鹰，安徽怀宁人。少从桐城吴闿生君。学经史湛深，文辞渊雅，故其小说亦恒高人一等。续作有(2)《隐形》(3)《强魂》(4)《稚莹》(5)《残羽》(6)《蹇安五记》等书，中颇不乏宓个人经历及言谈新供给之零星材料。除凫公撰《人海微澜》，偶拈北京女高师同学录，得海伦之名，取以名其书中之人，其后予又介海伦与凫公相识，故予诗《故都集》中所述之行事及心情，凫公知之最悉，时时深致慰藉，予与海伦，甚感凫公者也。(20)
    在吴宓看来，爱情中的浪漫主义即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具有宗教情怀。因此他反对儒家的夫为妻纲，反对以男性作为女性的对立面来考察女性问题。要在对女人的爱与对上帝的爱之间寻求统一。所以他说：爱情=宗教精神。据此，他盛赞《石头记》中所描写的爱情，乃富于理想之爱，乃浪漫或骑士式之爱，而非肉欲之爱。贾宝玉之于爱情，纯是佛心：无我，为人，忘私，共乐；处处为女子打算，毫无自私之意存。故自《石头记》出，而中国人对爱情之见解始达其最高点。(21)他盛赞曹雪芹“把一种新的、较高级的、对人生和爱情的概念引入中国文学与社会”(22)。
    郑彦文对冯敏娴的爱情，就是这种具有宗教情怀的理想之爱。这位留学东洋和西欧，学习西医的人，亦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他的婚姻观念秉承西方文化而来：婚姻必须因爱情而起，否则宁愿不婚。当他结识冯敏娴后，始终把她作为一个独立女性看待，敬重与亲爱并存，他坚信此女子身上寄托了自己的理想爱情。郑彦文并不是基督教徒，但他相信爱情高于生命。
    吴宓曾经自比郑彦文。他对毛彦文的爱情也颇具这种理想主义色彩。放弃婚姻，背弃名誉，义无反顾，吴宓演绎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浪漫之爱。《人海微澜》中郑彦文蹈海而死，为理想之爱殉情，也对吴宓的触动最大。虽然他没有为爱殉情，但是抛家舍业，吴宓也做出了让那个时代惊呼的骇人之举。吴宓离婚之年，正是他与凫公过从甚密的时期，他说凫公是最理解他为爱而赴汤蹈火的心境的人。在郑彦文身上，吴宓发现了自己，夜深人静之时，他伤悼郑彦文，也伤悼自己。
    吴宓曾说：“我一生处处感到Love(所欲为)和Duty(所当为)的冲突。使我十分痛苦。”(23)他对情感的认识既是保守的，又是浪漫的；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他多次撰文表达对中国传统婚姻制度所带来的人伦纲常的敬意，但是留学哈佛，饱读西学，又使他充满了浪漫情怀。他也不断撰文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对感情的容纳。他说：“在中国文学与社会中，(1)对上帝之爱；(2)对妇女之爱与尊重都不存在，因此也缺乏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他认为我们的传统对于妇女的尊重是社会性的，而不是个人的，“如贤妻良母，而不是才女、智嫒、美人、巧匠、交际家(因此‘女子无才便是德’)”，而西方文明之精神表现为“(1)对上帝之爱，(2)对妇女之爱心与尊重，‘基督教君子人’之理想=圣徒+骑士。这是实际生活中理想的人”(24)。因而，维护旧传统，又追寻新理想，就成了吴宓充满矛盾性的情感历险。所以他自比雪莱：“情热的人，当然是不能取悦于社会，周旋于家室，更或至于不善用这热情的。”林语堂也说他：“雨僧一副不识世故面部盖有极丰富之感情，亦求得中道而行者耳。而中国社会未必肯让人有丰富情感，有情感者亦必讪笑之，讥讽之；有情感而坦白者，更必讪笑之，讥讽之。”(25)
    有人认为正是吴宓对待女性的这种理想主义态度导致他一生痛苦，也与他历来所信奉的人文理想相矛盾。吴宓知道男女之爱充满了偶然和变异的因素，因此爱情极不稳定，爱情上的理想主义者必像唐吉诃德一样遭际悲剧命运，或以情入空，走向虚无。但是他认为自己的情爱生活本于真道德真感情，正是不违本心，追求内外和谐的行为。反之，“则是乡愿小人，自欺欺人，不配提倡人文主义之道德”。
    吴宓一生以“仁智合一，情理兼到”为行事标准，他给自己树立的目标是“情致双修”。他说“凡古今中外之人，其生活及事业，皆有外阳(功业、道德、思想、责任)和内阴(生活、婚姻、恋爱、情感)之二方面，而诗人文人尤为显著。表里如一乃为真诚。情智相融乃为正道。阴阳合计乃为幸福。窥此二者之全，乃为真知。由此两方面竭力帮助，乃为真爱”(26)。因而对爱情的追求首推“至情”，辅以理性、信仰、人格、理想的支持。这里的情指一种类似于宗教感情的诚爱之心，而非肉欲，灵魂为“一”，肉体为“多”，爱情不能只停留在“一多并在”，更要在多中求一，由爱情入宗教。正因为如此，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些作为中国儒学之核心的内容在吴宓的文化体系中就没有位置。他对儒家纲常伦理的接受有自己的理解与取舍。
    正像有学者所言：“对于世俗社会中的这个理想主义者，对于他的迂执、浪漫和不切实际，我们理应保持高度的敬意，因为，他和他那一种类型的人，显示了人类可能达到的高度，他们是不满于人性的现状，企图将其提升到更高的境界的执著者。”(27)而这种不满于人性的现状，企图将其提升到更高的境界的执著追求正是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思想核心。
    作为一个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思想的终身信徒，如同他对《红楼梦》和萨克雷小说的赞赏一样，吴宓对《人海微澜》的激赏也是站在新人文主义立场上的。
    四 新人文主义的文化视角
    白璧德新人文主义价值观的基本内核就是承认人性并不完善，有许多不当的欲望，因此不能听任其自由发展，必须加以控制。白璧德认为人有两个“自我”：粗俗浅薄、恣情任性、类似动物原始之“自我”与明辨深思、克己力行之道德“自我”。人需要克己复礼，以后一“自我”克服前一“自我”才能达到“仁”之境界。这里的“仁”兼具儒家思想与西方人文主义传统，是人类精神发展的至高境界。所以“在人文主义者的眼中，对于人来说，不是他作用于世界的力量，而是他作用于自己的力量”。(28)与此相反，进化论极端的科学主义崇拜，有两个方面的坏处，一是用“物质之律”取代“人事之律”。认为只要人能改善与自然的关系，就代表了人类的进步；二是盲目地认为人类社会之走向进步是一种必然。忽略了对自身人格的培养和要求，已经演变成现代社会的主要弊病之一。因此新人文主义强调克己，即修身的重要性。
    梅光迪就曾说过：“故言‘人学主义’者，主张改良社会，在从个人做起，使社会上多有善良个人，其社会自善良矣。孔子之言曰君子修其身，而后能齐其家，齐其家而后能治其国……欲改良社会，非由个人修其身，其道安由。”(29)儒家主张的“修身”，作为“内圣”之学，是为维护封建国家统治服务的，具有压抑人性的内容，并没有个体的独立位置，在儒家观念中，自我由社会关系而确定，将社会关系切断，人便消失了，成为不可理喻的“非人”，因而儒家文化的非人性必然导致“个人”的缺席。所以新人文主义者所标榜的“修身”内容却有不同：其修身的出发点不是某种外在的需要，而在于人的自身，在于人的幸福与至爱，在于人的高尚人格的建立。
    《人海微澜》提供了一个新人文主义文化视角下的小说文本。纵观整部《人海微澜》，都是以人性拷问为前提，直面人性的复杂性，展示了对物欲横流、道德沦丧、文化衰亡之际的道德诉求：
    如今这个世界，穷的越穷，阔的越阔……越是在这种坏年头，越来得厉害。大家都存了朝不保夕的恐慌，又加上侥幸心理，一面为物欲所引诱，一面又为成例所激刺，眼看着现在的阔人，都是一两年前的穷光蛋，不过碰上机会一下子抖起来。这么一来，普通的人都知道正路不可靠，安分循规，反没饭吃。凡有法子达到目的的人，什么混账手段都不惜采取。……那有机会的便竭力利用机会，恣意所为，骄奢淫逸。那没有机会的，便活该沦入九幽，熬那刀山火锅的地狱苦刑了。我们现在满耳所听到的，一面是啼饥号寒的悲音，一面却是荡魄销魂的艳史。(30)
    这与吴宓彼时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不谋而合，他给白璧德的信中也曾经痛陈对中国现实的反思：
    自从我回国后两年，中国的形势每况愈下。国家正面临一场极为严峻的政治危机，内外交困，对此我无能为力，只是想到国人已经如此堕落了，由历史和传统美德赋予我们的民族品行，在今天的国人身上已经荡然无存，我只能感到悲痛。我相信，除非中国民众的思想和道德品性完全改革(通过奇迹或巨大努力)，否则未来之中国无论在政治上抑或是经济上都无望重获新生。我们必须为创造一个更好的中国而努力，如不成功，那么自189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将以其民族衰败的教训，在世界历史上留下最富启示和最耐人寻味的篇章。(31)
    他们都表达了对人性的关注，并将人的道德提升至人类终极关怀的层面。吴宓曾经说过：“一切生人，都有三欲：知识欲，权利欲，感官欲，其三欲宜有节制，不使狂纵过度，成为罪孽。此种节制之功夫，使人之内心外行均成为谐和，均衡，完美者……名曰道德。”道德的进步才能使人性完善。在道德的感召和约束下，人性可达到和谐状态。这才是立国治邦之本。
    《人海微澜》中那些最引人注目的爱情叙事就正是以道德审视为前提。
    旧式婚姻中，女性很少有独立意识，自我生命体验，往往是通过贤妻、良母、孝媳等等社会角色定位来实现自己，而黄仲蘩首先找到了自我的个人生活准则，在个人幸福实现的诉求中找到自我与社会角色的共生共荣，她有强烈的自我性别意识，把自我作为活生生的个体存在，并深知爱情婚姻的稳定首先来自这种人性之美的持久吸引与和谐共处，而后，她也推己及人，关注人与人之间的责任、情感关系和相互关怀，在婚姻中努力实现人的德行和责任。而作为一个已经走出家庭，接受新式教育的新女性，冯敏娴则没有建立起“独立人格”，她并不诉求对爱情的真挚理解，也不具备爱的能力，她对郑彦文且爱且退的态度，对自我的定位，对旧礼教的接纳，对未来婚姻的憧憬，对物欲与享乐的追逐……都让人深长思索。
    在《学衡》中，吴宓曾经撰文表达对妇女解放的深切忧虑：“近年中国妇女尽言自谋生计，经济独立，而为男子所轻视，则较昔为甚。新派之人，大都视妇女为玩物，婚姻视同游戏，信用付之东流。自表面观之，吾国妇女之地位视较前增高，而究其实，则较前降低……一旧一新之间，天渊之别矣，此中原因甚复杂，然而兹所言之关系，愿吾国之热心妇女运动者一深长思也。”(32)吴宓意识到，走出家庭的新女性，那个决绝的姿态身后一定要有真正独立的人性情怀，否则，旧永远在新中寄生，新永远被旧所蚕食。对于新式婚姻的热切寻觅中如果放弃了真正的人格培育这一先决条件，妇女解放之路一定会险象环生。
    反抗旧婚姻，必然要建立一种新婚姻。挣脱没有爱情的痛苦，就要建构一种新型的爱情生活。冲出封建家庭，寻求自我实现，这只是妇女解放的第一步，在其漫漫人生长途中，何以建构其完善的人格与自我，才是妇女解放不得不面对的根本问题。所以，《人海微澜》中两对年轻人的爱情故事恰恰证明了妇女解放之路必定与爱情成长之路并存。现代小说中，尤其是五四时期的小说，大都表达了对爱情如飞蛾扑火般的自由追寻。然而很快，无论是作者还是主人公都会发现情爱的脆弱，最终又会确认世界的荒寒。
    五 小说做法：“新”与“旧”
    《人海微澜》以章回体成篇，按照新文学的标准被称为旧派小说理固当然。然而完全据此判别新旧也就必有遮蔽。“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或许表面上听起来很现代，但叙事格式西化了，却并不保证作品的内容就更新了。”(33)反过来是不是也可以说：以旧有形式创作的小说，在内容上包含的现代性也不容忽视。有学者说，梁启超打着“新小说”旗号，文学观念的核心却是旧的。王国维推崇旧小说《红楼梦》，文学观念的核心却是新的。按照这一理路来看《人海微澜》，也应该对“新”与“旧”有一番重新打量。
    新人文主义的文学观认为文学本无“新”“旧”之分。吴宓就曾说过，最佳文学作品含有人生最大量的、最有意义的、最有趣的部分(或种类)，得到最完善的艺术处理，因此能给人以一个真与美的强烈、动人的印象，使读者既受到教益、启迪，又得到乐趣。是真正具有“涵养心性；培植道德；通晓人情；谙悉世事；表现国民性；增长爱国心；确定政策；转移风俗；造成大同世界；促进真正文明”的文学典范一定是建立在“博及群书，并览古今”之上。因此，只有“层层改变递嬗而为新”才是文学发展之正途。(34)
    在吴宓看来，《人海微澜》正是寓新于旧，融旧而新的文学典范。他说“近年国内盛行小说，出版之多，不可数计，体裁内容日新月异，而其中佳者绝少。1、对人生无深徹之了解；2、于中国近二十年之社会民生情况及旧日风俗习惯心理等无详密之经验；3、于西洋小说之技术法程毫无研究。所以所做小说，缺乏小说趣味，缺乏艺术组织。《人海微澜》艺术与方法，均脱胎于我国旧小说。而其所写者为现今北平之真实生活，故亦无害其位旧。《人海微澜》为锁链式结构，类《儒林外史》，一事既完，另叙一事，虽相衔接，实无绾和，其书可长可短，无起无结”。(35)
    他认为在艺术与文学中，重要的不是题材，而是处理。如果能用“新材料”融入“旧格律”，将会发展出兼具古今文化之优长的新型文学。“以新材料入旧格律”(36)不只是吴宓的诗歌理念，也是他整个文学主张的具体实践。他总结了杜甫、黄遵宪、黄晦闻及英国诗人拜伦和法国诗人解尼埃等人的成就和主张，认为只有融当代社会人生的新材料于旧格律中，把浪漫主义的现代情感和严整的古典艺术相结合，才能创作出好诗。在小说创作上，吴宓也执此一说。他说萨克雷的《钮康氏家传》讲的就是“老故事”，但是它通过“角度的演变”和“一系列叙述位置的变化”，能够让读者“在某些时刻获得深刻的洞见”。他认为在对题材的处理上，《人海微澜》大有新意，紧紧围绕人性这一基本命题，在新旧文化消长交替的时代里，看到人性乱象，引人自省，看到了道德力量真谛，乃为“宗旨正大”之作。
    “宗旨正大”是吴宓认为一部优秀小说所应具备的首要条件，其次分别是：范围广大、结构谨严、事实繁多、情景逼真、人物生动。(37)
    “宗旨正大”，实际是要求小说有正确而崇高的主题。文学作品应该主题崇高、思想博大、意旨高尚，这是吴宓一贯主张。他说小说要有“严肃的目的”，对人生有“严肃性的认识”。他说“文学不以提倡道德为目的，而其描写则不能离乎道德，文学表现人生，欲得其全体之真相，则不得不区别人物品性之高下，显明行为善恶之因果关系，及对己对人之影响。其裨益道德，在根本不在枝节，其感化读者，凭描写而不事劝说，若夫训诲主义，与问题之讨论，主张之宣传，皆文学所最忌者也”。因而，“凡上等小说，必从大处着墨”，何谓大处，就是指小说要表现“人生与宇宙的整体观念”，而不应只限于“具体的某些人和事的判断”。
    据此，他也提出小说创作的五条基本原则，1.自作自受。2.人生如戏。3.崇真去伪。4.爱由心生。5.好善恶恶。他认为小说是具体而微的人生，是一个舞台，有各种人物，不同性格，因此，“人生如戏”。但是“人生如戏”并不是“游戏人生”，人实为自己命运之主人，每一步都会影响自己及他人幸福，并决定自己之人格与性格。小说要通过小说家“广泛的经验和富有想象力的理解”揭示出“人的法则”的重要性。小说要通过形象塑造，在潜移默化中把真善美观念传达给读者，给人心灵的慰藉和精神的熏陶，达到“崇真去伪”的目的。他说小说应该力图写出人们复杂、细腻、微妙的心灵和精神世界，表达“不同人物身上的不同性质和不同生活环境的爱”，在比较之中，使读者追求真正的、高尚的、纯洁的“真诚的爱”，净化读者心灵。读者可以通过所叙述的“不公正的事例”自然而然地对“善良的受苦的人表示同情，而对坏的、成功的人物加以谴责和憎恨”，辨明善恶是非，从而能“好善恶恶”。所以他认为小说能使人崇真、生爱、好善。(38)着眼于小说对个人修身养性、培养高尚品德的重要影响力，强调了小说的道德教育作用。
    新文学运动之后，短篇小说得到长足发展。1918年胡适发表其著名论文《论短篇小说》，对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亮出一面理论旗帜，倡导“横截面”短篇小说创作的建言一时成为经典说法。他认为“最近世界文学的趋势，都是由长趋短，由繁多趋简要”。短篇小说代表“世界文学最近的趋向”(39)。
    吴宓却与此观点大相径庭，他认为“作短篇小说易，做长篇小说难”，“长篇小说非有绝大智慧绝大才力绝大经验绝大学问不能从事”，而且作者还要有必要的闲暇，也就是要对社会人生从容透视，不能蝇营狗苟，在匆忙杂乱中草率成篇。“长篇小说者，非仅以其字数之多，篇幅之长，而须有精整完密之结构。结构之优劣，可别小说之高下种类。”所以，他非常忧虑对小说创作的倡短抑长，甚至认为“今日吾国所盛行之短篇小说，而足证吾国国民性已陷於衰弱萎靡也”。“篇幅甚长，人物甚多，事实至繁。然结构精严，以一事为骨干，以一义为精神，通体贯注，表里如一，各部互相照应起伏，丝毫不乱。而主要之事，又必有起原、开展、极峰、转变、结局之五段，斯乃小说之正宗、文章之大观。而其撰著之难，亦数十百倍于短篇小说。非有丰识毅力，不敢从事也”。小说家应该迎难而上，创作出精严宏大的长篇小说。(40)所以，当茅盾的《子夜》出版之后，他马上写文推荐，认为这是一部结构甚佳之作。(41)
    吴宓不以章回体还是现代体，纵写还是横写，文言还是白话作为判别新旧小说的标准。他认为文学无新旧之分，小说创作之法则也无新旧之别。无论是横写、纵写，都各有优长。他把《红楼梦》作为长篇小说的典范代表，认为《红楼梦》最符合优秀小说所应具备的那六项基本条件，“纵写横写之小说，中西各皆有之。红楼梦则纵横兼到。成为艺术巨制”(42)。
    晚清小说多为章回体长篇小说，然而已经有学者注意到晚清小说艺术上存在的问题：晚清小说次情节之芜蔓，资料的无尽堆砌，主题的无聊炫学，以及角色之接踵而至，合而组成了一种可怕的叙事类型。威胁到结构的统一性和我们对其结构的感知。……太急于说故事，根本没时间好好发展一个角色或一幕场景。在叙事正当中他们会转向不相干的事；他们会彼此剽窃或重复；尤其糟糕的是，他们连作品完成与否都不放在心上。如晚清四大小说家。(43)
    同样是以章回体结构故事的《人海微澜》，不但毫无晚清小说这种结构形式上的大问题，反而比之很多现代小说对人物心理的描写都更为细致，环境描写景物铺陈也都毫不逊色，小说借鉴《儒林外史》的写法，结构精密舒缓，开合自如，故事的展开也层层有序，相比很多同时代小说的欧化文风，其白话运用简洁古雅，是一部颇值得重视的现代长篇小说。
    《人海微澜》的序言中，吴宓开篇即言：
    做小说难，而在今日之中国，做小说尤难，何者？凡百文章，皆贵精美，企於至上。独小说写社会人生之情状，纤微琐屑，卑污猥鄙之事实、期於摹影传声，维妙维肖，故常不免庸俗凡近之讥。若托体过高，命意甚深，则易流于空虚板滞，而描绘失真，不能动人。是故小说家之真正难事，厥为如何运理想於事实之中，藉事实以表现其理想。合斯两美，熔为一炉。工於此者，乃称大家。此做小说之难也。小说本为多数读者而作，近世小说盛行，亦以教育普及，读书之人较昔骤增多之故，然今之中国，正当东西接触，新旧蜕变，为由分而合，由整而杂，由同而异之时期，全国之人，其境遇事业思想经验识解嗜好，各各殊别，日趋于扞格不相为谋，欲使各地各界各业各派男女老少之多数读者悉能欣赏，则几於无从着笔。而其较材料做法为犹难者，则为文体，自昔长篇小说，皆以雅洁之俗语写成，乃在今中国，文字语言，至为纷乱而无标准，以白话论，由红楼梦儒林外史旧体，以至极新式之欧化的白话，其间千差万别，人自为体，虽云同用白话，而按之事实，做甲体者，不肯阅读乙体之书。
    他对《人海微澜》“执两用中”的文学立场做了高度评价，也别有深意地指出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困境。
    为《人海微澜》作序题诗捧场唱和之士，都是当时文坛颇有名望的北平学人。吴宓之外，吴兆璜、何世伦、吕碧成、萧宗训、徐英、陈家庆、涵负子、贺培新也都中西学问兼具，旧学根基深厚。他们对《人海微澜》的推崇也是与吴宓不约而合。如何世伦也在序言中说：“今凫公先生之著《人海微澜》也，既无新派生涩之病，复无旧派陈狭之弊，彼所取之技术、法程，多近西洋；而书中之材料、感情，皆为中国人之所具有，语言之妙，尤能表现中土之口声。”(44)也是对其“以新材料入旧格律”的别一表达。
    回望五四时期的文学创作，已经有学者指出：“新文学与旧文学看似边界清晰，实则没有明确的界定，看似壁垒森严，实则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45)正因为如此，《人海微澜》作为新人文主义在中国文坛上稀有的文学创作案例，也就别有价值。

    注释：
    ①凫公：《人海微澜》，1927-1928年连载于《大公报》，1930年7月结集为上下两卷出版，列为“凫公小说集第一种”，由北平世界日报代印，初版印刷2000册。
    ②吴宓：《文学与人生》，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这部书是作者苦心经营十余年写成的讲义，该书用中、英、法、拉丁等多种文字写成，代表了作者的哲学与文学艺术思想的核心与精华。书中“《文学与人生》课程应读书目”列出：“潘式(凫公)：《人海微澜》(两册)。”
    ③《人海微澜》之四篇序言：吴宓：“序一”，吴兆璜：“序二”，涵负子：“序三”，何世伦：“序四”；五首题诗：题一、萧宗训：《长歌叙旧题凫公所著人海微澜》，题二、陈家庆：《高阳台·题人海微澜》，题三、贺培新：《题人海微澜》，题四、吕碧城：《高阳台·为凫公先生题人海微澜》，题五、徐英：《题凫公人海微澜》。
    ④潘受：《玄隐庐诗·序》，《玄隐庐诗》，潘伯鹰著，刘梦芙点校，黄山书社2009年11月版，第2页。
    ⑤(20)吴宓：《吴宓诗话》，商务印书馆2005年5月版，第218、218页。
    ⑥转引自《风神潇洒、平淡天真——潘伯鹰的书法艺术》，史胜翠：《青少年书法》2007年第11期。
    ⑦陈巨来：《安持人物琐忆》，孙君辉编，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181～182页。
    ⑧曹聚仁：《书记翩翩潘伯鹰》，《我与我的世界》(下)，龙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据1972年香港版重印，第285～286页。
    ⑨吴秋尘：《记名小说家潘凫公》，《北洋画报》1930年12月25日第568期。
    ⑩曹聚仁：《书记翩翩潘伯鹰》。
    (11)白璧德认为人性中善恶两种自我不断斗争即“洞穴里的战争”，人之所以为人就是要遏制本能冲动的“恶”的自我。在他的《文学与美国的大学》(张沛、张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版)和《卢梭与浪漫主义》(孙宜学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1月版)等著作中，他就一再阐述这样的观点。
    (12)罗家伦：《妇女解放》，《新潮》1920年10月第2卷第1号。
    (13)(39)胡适：《胡适文集》第2卷，欧阳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90、113页。
    (14)王光祈：《对大学开女禁问题的意见》，《少年中国》1919年9月25日。
    (15)(16)(17)(30)《人海微澜》，第46、78、6、237～238页。
    (18)吴宓：《人海微澜·序一》，《学衡》1931年1月第73期。
    (19)《吴宓日记》(吴学昭整理注释，三联书店1998年3月版)中多次记载他与凫公的交往以及读《人海微澜》的记载。如1929年8月29日的日记：“下午，读《人海微澜》一过，百感交集。宓念婚姻之不如意，平居之孤寂，及现时恋爱之纠纷痛苦，益觉此书所写真切悲痛而能感人也。”
    (21)徐葆耕编选《会通派如是说·吴宓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303页。
    (22)(24)吴宓：《文学与人生》，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3、47页。
    (23)吴宓：《徐志摩与雪莱》，《宇宙风》1936年3月1日第12期。
    (25)林语堂：《徐志摩与雪莱·语堂案》，《宇宙风》1936年3月1日第12期。
    (26)转引自徐葆耕《吴宓的文化个性及其历史命运》，《中国文化》1991年12月总第5期。
    (27)龙文懋：《一个现代唐吉诃德的命运——吴宓及其文化保守主义》，《北方论丛》1998年第4期。
    (28)白璧德：《文学与美国的大学》，张沛、张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38页。
    (29)转引自王晴佳《白璧德与“学衡派”——一个学术文化史的比较研究》，《人文东方——旅外中国学者研究论集》，陆晓光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11月版，第547页。
    (31)1923年7月6日，“吴宓致白璧德英文书信”，《吴宓书信集》，吴学昭整理、注释、翻译，三联书店2011年11月版，第19页。
    (32)吴宓：《罗马之家族与社会生活·按语》，《学衡》1925年1月第37期。
    (33)(43)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的重新评价》，《批评空间的开创》，王晓明主编，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7月版，第125、145～146页。
    (34)这是贯穿吴宓《文学与人生》一书及那篇著名论文《论新文化运动》(《学衡》1922年4月第4期)中的基本观点。
    (35)吴宓(署名馀生)：《评陈铨天问》，《大公报·文学副刊》1928年11月19日第46期。
    (36)凫公也深信“以新材料融旧格律”为文学创作之正途，他署名孤云作长文评吕碧城女士《信芳集》时就赞其“能熔新入旧，妙造自然”。孤云：《评吕碧城女士信芳集》，《大公报·文学副刊》1929年10月7日第91期；1929年10月14日第92期。
    (37)吴宓：《小说与实际人生》，《文学与人生》，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7页。
    (38)吴宓：《人生—道德—艺术(小说)：小说与人生》，《文学与人生》，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1页。
    (40)吴宓关于小说创作的具体看法在他的三篇文章中论述最为详细：《评杨振声玉君》(《学衡》1925年3月第39期)，《佛斯特小说杂论》(《学衡》1929年7月第70期)和《评歧路灯》(《大公报·文学副刊》1928年4月23日第16期)。
    (41)吴宓(署名云)：《茅盾著长篇小说子夜》，《大公报·文学副刊》1933年4月10日第275期。
    (42)吴宓：《评杨振声玉君》，《学衡》1925年3月第39期。
    (44)何世伦：《人海微澜·序四》，《人海微澜》，第8页。
    (45)张中良：《五四文学：新与旧》，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7月版，第94页。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