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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原始社会时期的诗、乐、舞本是合而为一的，也没有所谓的雅俗之分，它与原始的宗教活动、生活方式等一起构成了一个氏族的原始文化。在周代雅乐兴盛的同时，俗乐也得到长足的发展，打破了雅乐一统天下的局面，对推动音乐朝着多元化发展、丰富音乐表现技艺具有重要的作用。至春秋、战国时期，俗乐达到与雅乐分庭抗礼的地步。随着俗乐的发展，一大批以从事歌舞、说唱、杂技表演艺术为业的倡优应运而生，而民间的专业歌手也相继出现。俗乐的兴起和专业歌手的出现推动了民歌创作的繁荣与发展，而俗乐又反过来成为传播民歌的最主要渠道，为传播民间乐歌做出了巨大贡献。 【关 键 词】俗乐/雅乐/诗经/倡优/专业歌手 【作者简介】金荣权，男，信阳师范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原始社会时期的诗、乐、舞本是合而为一的，也没有所谓的雅俗之分，它与原始宗教活动、生活方式等一起构成了一个氏族的原始文化。至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随着氏族的分化，阶级的出现，很多权利为上层阶级所垄断，而用于各种仪式的乐、歌也随之被垄断，于是诗歌、音乐也出现了雅俗之分。据《汉书·礼乐志》等典籍记载：黄帝作《咸池》，颛顼作《六茎》，帝喾作《五英》，尧作《大章》，舜作《招》，禹作《夏》①，当然这些都是传说时代的雅乐。夏商时期，雅乐得到了快速发展，舜之《大招》、禹之《大夏》等乐舞被保存下来而且得到流传。到了周代，为了适应礼乐的需要，诗歌创作进入繁盛期，且诗歌文本通过结集的方式也得以保存，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诗经》。在雅乐兴盛的同时，俗乐也得到长足的发展。至春秋、战国时期，甚至可以达到与雅乐分庭抗礼的地步。随着俗乐的发展，一大批官方倡优应运而生，民间的专业歌手也相继出现。俗乐的发展与专业歌手的出现大大推动了周代诗歌的创作与流传。 一、周代俗乐产生与发展 在周代建国之初，周人便着手建立自己的一套礼制并创作与之相适当的乐歌。周成王“兴正礼乐”②，康王“定乐歌”③。通过这两次大型的制作乐歌的活动和后来代代君主的增益，使周代的雅乐得以快速发展，且进入鼎盛时期。 进入周人雅乐系统的乐歌也并非全是由上层贵族所创作，其中不少是产生于各诸侯国的地方风诗。如产生于豳地的《豳风》用于各种祭礼活动之中，其中的《七月》或称为“豳雅”，或称之为“豳颂”④；产生于江、汉与淮河流域的《周南》和《召南》，既用于各种大型的仪式，也用作房中乐。而更有些产生于民间的诗歌直接被编入雅诗之中，所以陈子展《小雅·我行其野》注说：“《采薇》、《鱼丽》、《杕杜》、《祈父》等篇皆似民风。……其实《大雅》、《三颂》何尝不间有类似民风之作乎？”⑤这说明，今本《诗经》“二雅”中的一部分诗歌原本是各地风诗，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得以进入雅诗系统，其乐曲经过改造也进入到了周王室的雅乐行列。 这种风诗入雅的过程可能与周王室乐官对风诗进行过筛选的工作有关，而更多的则是周王朝专门掌管四夷乐舞的旄人和鞮鞻氏的功劳。据《周礼·地官司徒》载：“旄人掌教舞散乐，舞夷乐，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属焉。凡祭祀、宾客，舞其燕乐。”⑥“鞮鞻氏掌四夷之乐与其声歌。祭祀，则吹而歌之。燕，亦如之。”⑦旄人的职责是教导散乐之舞和四夷之乐舞，鞮鞻氏主要掌管四夷之乐歌，一掌舞，一掌乐歌。这些乐舞不仅可以作为用于日常生活的燕歌而存在，同时也可以用于祭祀和娱乐宾客，从而进入雅乐系统。正因如此，旄人和鞮鞻氏所掌的乐歌既可以作为俗乐，也可以作为雅乐，因而他们具有将俗乐提升至雅乐得天独厚的条件。但由于后天大量的风诗进入雅诗和颂诗系统，导致《风》《雅》《颂》相错。孔子极力想恢复周乐的本来面貌，到晚年终于成功，所以他自豪地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⑧朱熹注曰：“孔子自卫反鲁，是时周礼在鲁，然《诗》、乐亦颇残阙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参互考订，以知其说。”⑨ 西周时期，周王朝具有节制诸侯国的强大功能，王朝礼制得以顺利实施，雅乐兴盛。各地方乐歌被诸侯国的乐官所收集整理，除少数乐歌进入雅诗系统之外，大多数风诗依然以地域性诗歌而存在，其乐歌也只具备所谓的俗乐身份。至东周以后，礼制崩坏，音乐制度也随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班固在《汉书·礼乐志》中概括这一时期的礼乐崩坏情况时总结说：“是时，周室大坏，诸侯恣行，设两观，乘大路。陪臣管仲、季氏之属，三归《雍》彻，八佾舞廷。制度遂坏，陵夷而不反，桑间、濮上，郑、卫、宋、赵之声并出。”⑩用于宗庙祭祀及国家典礼的雅乐强调教育意义、道德观念，突出平和中正、庄严肃穆、雍容华贵，而世俗的新声显得生动活泼、旋律自由，所表现的内容也更加接近世俗的生活，所以与雅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以郑风、卫风为代表的世俗之乐的流行，既反映出人们对娱乐的需要，也反映了时人对新声的渴求。所以，从东周至战国时期，俗乐发展成了可以与雅乐分庭抗礼的大众乐歌，上至王侯、贵族，下至普通百姓对它情有独钟。《礼记》中记载魏文侯语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11) 由于文化传统的差异，新声的流行也有着地域的差异。郑、卫之地为春秋以来新声的发源地，其柔美的情歌被孔子视为乱雅乐的靡靡之音；齐鲁大地后为居上，齐都临淄更是歌舞盛行，所以《战国策·齐策一》说：“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12)而处于燕赵之间的中山之地，素有一种剽悍之风，“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13)。这种民风民情培育了燕赵之地一大批慷慨悲歌之士。 而地处南方的楚国，其俗乐的发展更不让于北方。楚国之俗信鬼而好祠，常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故其世俗之乐也尤为发达。宋玉《对楚王问》中说：“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14)这说明，《阳春》、《白雪》之类的雅乐受众远远少于《下里》《巴人》《阳阿》《薤露》之类的俗乐。 随着俗乐的发展，春秋战国之时，被视为周王朝礼制有机组成部分的音乐元素走下神圣的殿堂从而落户于寻常百姓之家，用来演奏雅乐必备的钟、磬等乐器为普通的竽、瑟、琴、筑等常见的乐器所替代。喜欢音乐的人无论在何时、何地都可以凭借手中的一件简单的乐器或慷慨高歌，或低呤浅唱，流行的俗乐就成了世俗的人们表达情感、娱乐心志的重要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俗乐的兴起也正是原始时期音乐文化功能的复归。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