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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宋词中的西湖政治文化空间意象 西湖“天下景”固然招徕大量文人竞相欣赏和书写，但有时却又成为人们扼腕叹息的对象，甚至认为“东南妩媚，雌了男儿”(16)，西湖消磨了人的意志。南宋遗民陈德武《水龙吟·西湖怀古》则具体体现了这一点： 东南第一名州，西湖自古多佳丽。临堤台榭，画船楼阁，游人歌吹。十里荷花，三秋桂子，四山晴翠。使百年南渡，一时豪杰，都忘却，平生志。可惜天旋时异，藉何人雪当年耻。登临形胜，感伤今古，发挥英气。力士推山，天吴移水，作农桑地。借钱塘潮汐，为君洗尽，岳将军泪。南渡百余年间，因西湖太美——人则“多佳丽”，景则“天下景”，故使“一时豪杰”沉迷其间，消磨了平生收复中原之志，即所谓“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17)，害人害国，为害不浅！不过，西湖之美本身并没有过错，词人之所以如此书写，实为政治上的心理状态所使然，是以政治心态观照西湖物质空间后形成的一种政治文化空间意象。 京城是国家权力的象征，也是各种政治活动的场域空间。南宋西湖政治文化空间中最显著也最重要的，是由对待敌国持和与持战两派引发的经久不衰的斗争，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治心态与行为；而和战之争主宰了宋廷的政治生活，也影响了官员的政治命运乃至身家性命。陈德武词所谓“借钱塘潮汐，为君洗尽，岳将军泪”，写的就是高宗与秦桧集团在制定与金和议之策时，杀害抗金将领岳飞及其部下之事，以及作者由此引发的愤懑心情。这种心情在黄中辅《满庭芳·题太平楼》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沥血为词，披肝作纸，片言谁让千秋。快磨三尺，欲斩佞臣头。自恨茅草无路，望九重如在瀛洲。兴长叹，无言耿耿。空抱济时忧。休休休。真可虑，才如李广，却不封侯。乃伯郎斗酒，翻得凉州。尽道边庭卧鼓。凭谁问，筹边未建，先建太平楼。太平楼在西湖东南岸的清河坊。据黄溍《先居士(黄中辅)乐府后记》：“楼之建，当在桧秉政初。暨桧再相，和议成，日使士人歌诵太平中兴之美，乐府所为作也。时桧命察事卒数百游市中，闻言其奸者，辄捕送大理狱杀之，上书言朝政，例贬万里外。忠正之士多避山林间，公亦归隐，不复出矣。”(18)作为西湖空间的物象之一，太平楼成了秦桧集团美化和议，抑制异论，残害政敌的专制政治的“标征”。黄中辅因作《题太平楼》词而遭秦桧党羽的追杀，绍兴二十五年(1155)，秦桧去世后，“以转运使荐，当得官，命垂下而卒”(19)。此词以太平楼为聚焦点，上片抒发对秦桧的愤慨，哀叹自己无路请缨的无奈，下片揭露秦桧的罪行，抨击和议政策。其中“才如李广”四句，化用苏轼“将军百战竟不侯，伯郎一斗得凉州”(20)诗句，以汉代李广喻主战官员被贬乃至被杀的遭遇，以孟佗(字伯郎)贿赂宦官张让而拜凉州刺史喻在朝的主和官员；“筹边”即筹边楼，指唐李德裕任西川节度使期间为了防止南诏和吐蕃入侵而建筑的军事设施，与秦桧的太平楼相对，用意不言而喻。在李广与孟佗、筹边楼与太平楼的人与物的两相对照中，往日西湖空间中的和战之争，以及双方的对立心绪和不同境遇，昭然若揭，典型地展现了绍兴和议初期以和战之争为主题的西湖政治文化空间意象。 作为国家政治的中心，京城是士人追寻自己政治前途的空间；身处该空间的士人，则难以摆脱政治的牵引，他们或自动投身其间的政治斗争，或被动卷入其间的政治漩涡。与以往士人和京城的关系一样，南宋士人在追寻自我政治前途中的种种遭遇，由遭遇生发的种种感慨，同样是西湖政治空间的组成部分。康与之《丑奴儿令·自岭表还临安作》、曾觌《感皇恩·重到临安》、程垓《满庭芳·时在临安晚秋登高》、黄人杰《念奴娇·游西湖》、陈三聘《满江红·雨后携家游西湖》、刘过《贺新郎·游西湖》、韩淲《清玉案·西湖路》等一系列词作，均借助西湖物质空间，或抒发在京时对帝京的依恋与嗟怨、或书写出京后对帝京的种种怀想，反映了各自不同的政治心理状态。不过，自南宋建都临安后的一百余年间，主宰国家命运和士人政治前途的主战与主和，却始终是最突出的一对矛盾，也成了士人群中常见的一种心理状态。而词人以这种心态观照西湖景物而形成的政治文化空间意象中的“着我之色”，则前后不尽相同。胡铨《醉落魄·和答陈景卫望湖楼见忆》云： 千岩竞秀。西湖好是春时候。谁知梅雪飘零久。藏白收香，空袖和羹手。天涯万里情难逗。眉峰岂为伤春皱。片愁未信花能绣。若说相思，只恐天应瘦。这是一首怀想西湖之词，书写的是恋京心态。绍兴和议前夕，时为枢密院编修官的胡铨上书，乞斩倡导和议的秦桧、孙近、王伦“三人头，竿之藁街”(21)，绍兴十二年(1142)，被贬岭南瘴疠之地，谪居十九年之久。此词作于贬所。词中通过回忆往日于望湖楼上展望西湖水光山色的情景，抒发“空袖和羹手”——主张抗金、收复中原的政治理想难以实现的哀叹。在这一西湖政治文化空间意象中，并无“东南妩媚，雌了男儿”的叹息，而是作者的满腔悲伤与哀怨。又张元幹《八声甘州·西湖有感寄刘晞颜》： 记当年共饮，醉画船，摇碧罥花钗。问苍颜华发，烟蓑雨笠，何事重来。看尽人情物态，冷眼只堪咍。赖有西湖在，洗我尘埃。夜久波光山色，闲淡妆浓抹。冰鉴云开。更潮头千丈，江梅两崔嵬。晓凉生、荷香扑面，洒天边、风露逼襟怀。谁同赏，通宵无寐，斜月低回。胡铨因反对与金和议而被贬新州时，张元幹作《贺新郎·送胡邦衡谪新州》，表达了抗金主张，后被除名削籍，漫游江浙之间。此词书写两次游西湖的状况：当年是豪情满怀，而今是“苍颜华发”，在一“看”一“咍”中，寄寓了政局的动荡、官场的险恶、政敌的凶险，以及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态度。这次重来，虽“赖有西湖在，洗我尘埃”，心灵得到慰藉，但依然“通宵无寐”；“潮头千丈”暗喻朝中的斗争形势；“江梅”比自己的坚贞品格；“谁同赏”，则写自己不被人理解。全词书写西湖物质空间中的景观，虽不出于游览者的赞赏之情，却成了词人心灵的慰藉，人格的象征及其政治心理状态的载体。 在高宗朝，由于高宗与秦桧集团严厉禁锢主战言论，残酷迫害主战人士，如黄中辅因作《满庭芳·题太平楼》而被追杀，在士人群中形成了“言语转喉，定多触讳。当处不争之地，可蠲无妄之灾”(22)的畏祸全身的心理，导致了“士大夫气殊不振，曾无一言及天下事者”(23)的格局。因此，词中的西湖政治文化空间意象的内涵，大都或如上述胡铨《醉落魄》那样在怀恋西湖景观中寄托“空袖和羹手”的哀怨、或像张元幹《八声甘州》那样在书写西湖景观中寄寓自己的政治心态。至孝宗朝，虽因由张浚统帅的“隆兴北伐”的失败而制定了更为耻辱的“隆兴和议”，但一方面结束了“绍兴和议”期间士人缄口结舌，噤若寒蝉的历史，另一方面正如辛弃疾所说“张浚符离之师，粗有生气”(24)，犹如久阴以后的阳光微闪，激发了士人收复中原的激情，只是因孝宗不久却便消沮退缩，北方金世宗完颜雍三十年的统治也相对地稳定，南北对峙长期处于胶着状态，使一代志士“报国欲死无战场”，一一抱恨而终。辛弃疾《满江红·题冷泉亭》云： 直节堂堂，看夹道、冠缨拱立。渐翠谷、群仙来下，佩环声急。谁信天锋飞堕地，傍湖千尺开青壁。是当年、玉斧削方壶，无人识。山水润，琅玕湿，秋露下，琼珠滴。向危亭横跨，玉渊澄碧。醉舞且摇鸾凤影，浩歌莫遣鱼龙泣。恨此中、风物本吾家，今为客。该词作于孝宗乾道六年至七年(1170—1171)作者任临安司农寺主簿期间。冷泉亭在灵隐寺前的一泓池旁，其泉极清泚，出自飞来峰下，过九里松，流入西湖。词写泉水从“直节堂堂”的石林与“冠缨拱立”的飞来仙峰之间急流而出，一派“佩环声急”的气象，流入西湖，却又是一派“醉舞且摇鸾凤影，浩歌莫遣鱼龙泣”的放浪豪情，实为作者自我情志和心理状态的写照，而“恨此中、风物本吾家，今为客”，则从眼前的景物联想到沦陷的家乡，从中传达了家乡难归的哀与怨和空怀一腔报国豪情的悲与恨，呈现了具有时代内涵的西湖政治文化空间意象。 王士禛说：“宋宁宗嘉泰四年，追封岳飞为鄂王；开禧二年，追夺秦桧爵，谥谬丑。此天下万世公议。然实韩侂胄欲用兵，而先有此举也。乃边衅既开，又诛侂胄以媚敌，遂复秦桧爵谥，则悖矣。”(25)在韩侂胄追封抗金英雄岳飞为鄂王不久，人们又于西湖北岸的栖霞岭下建岳鄂王庙。岳飞在死后的半个多世纪被封鄂王，是韩侂胄为“开禧北伐”张目，昭示了宋廷新的政治动向；而岳鄂王庙的问世，则不仅为西湖物质空间增设了一道新的景观，同时又是南渡以来西湖政治空间中和战之争演进历程的一个“标征”。刘过为之作《六州歌头·题岳鄂王庙》，上片颂扬岳飞的战功，下片“说当年事，知恨苦，不奉诏，伪耶真。臣有罪，陛下圣，可鉴临，一片心。万古分茅土，终不到，旧奸臣。人世夜，白日照，忽开明。衮佩冕圭百拜，九原下、荣感君恩”，在表明自己政治立场的同时，又书写了岳飞生前身后的遭遇，尤其是当下让“衮佩冕圭百拜”的殊遇，展现了韩侂胄执政期间西湖政治文化空间意象。然而，“开禧北伐”失败后，主和派不仅追复秦桧被韩侂胄所夺之爵谥，而且以韩侂胄的首级换取了“嘉定和议”，沉重地打击了士气与民心，君臣们对北定中原的国家大业也彻底失去了信心。与此同时，端平元年(1234)，与南宋对峙几十年的金国被崛起的蒙军所灭。自此以后，原来的宋金对峙转为了宋蒙冲突。面对冲突，理宗及理宗以后君臣心安理得地守着西湖，酣歌醉舞，苟且偷安，正如陈人杰《沁园春》所云： 记上层楼，与岳阳楼，酾酒赋诗。望长山远水，荆州形势，夕阳枯木，六代兴衰。扶起仲谋，唤回玄德，笑杀景升豚犬儿。归来也，对西湖叹息，是梦耶非。诸君傅粉涂脂，问南北战争都不知。恨孤山霜重，梅凋老叶，平堤雨急，柳泣残丝。玉垒腾烟，珠淮飞浪，万里腥风吹鼓鼙。原夫辈，算事今如此，安用毛锥。该词调下有一小序，记写作时间：“嘉熙庚子(1240)秋季。”而此时正值蒙兵屡犯四川之际，前此一年，海塔破城都，此后一年，城都又沦陷；序又称此词因有感于友人诗句“东南妩媚，雌了男儿”而作，旨在“写胸中之勃郁”，书于丰乐楼东壁。丰乐楼在西湖涌金门外，凭湖高筑，瑰丽宏特，为西湖游览之最(26)。词从登楼写起，书写胸中勃郁之情。上片叙游历，借“六代兴衰”的议论，扬孙、刘北向争雄，贬刘琮屈辱降曹，并借曹操之语讽刺南宋朝廷的软弱无能。过片则以“傅粉涂脂”比拟理宗君臣，回应了其友“东南妩媚，雌了男儿”的诗句，谴责他们对危殆的局势不闻不问，只知歌舞升平，醉生梦死！最后以“原夫辈”自拟，从作为一介书生请缨无路，报国无门的角度，再次书写“胸中之勃郁”，进一步深化了南宋苟安时期西湖政治文化空间意象的蕴涵。 这一以“勃郁”为蕴涵的西湖空间意象，同样见诸理宗以后众多词作，如方岳《满江红》(说与梅花)、文及翁《贺新郎·西湖》、吴咏《满江红·再游西湖和李微之》、史达祖《满江红·九月二十一日出京怀古》、卓田《媚儿眼·题苏小楼》、陈允平《垂杨》(银屏梦觉)、刘克庄《玉楼春》(年年跃马长安市)，等等。在这些作品中，西湖的空间景观不再是词人单纯的审美对象，而成了作者“胸中之勃郁”的外化形态，尤其是文及翁《贺新郎·西湖》，在书写自我空怀“澄清志”的同时，称“一勺西湖水。渡江来、百年歌舞，百年酣醉”，在抨击统治者苟且偷安中，具有亲和性、多样性之美的西湖也成了被蔑视的对象。而在另一部分的词作中，西湖则失却了“天下景”与天城帝都相交融的那种靓丽与华贵，呈现的是一派愁容惨淡的景象。吴文英《高阳台·丰乐楼分韵得“如”字》云： 修竹凝妆，垂杨驻马，凭阑浅画成图。山色谁题，楼前有雁斜书。东风紧送斜阳下，弄旧寒、晚酒醒余。自销凝，能几花前，顿老相如。伤春不在高楼上，在灯前欹枕，雨外熏炉。怕舣游船，临流可奈清臞。飞红若到西湖底，搅翠澜、总是愁鱼。莫重来，吹尽香绵，泪满平芜。将西湖的湖光山色写得如此凄风苦雨，愁容惨淡，而且结句又说“吹尽香绵，泪满平芜”，其沉痛感无疑超出了一般的伤春伤别，令人不得不从作者基于南宋末年无可挽救的危急局势而创作的西湖政治文化空间意象来体会了。他如翁元龙《水龙吟·雪霁登吴山见沧阁，闻城中箫鼓声》、刘辰翁《江城子·西湖感怀》、詹玉《齐天乐·赠童瓮天兵后归杭》、周密《法曲献仙音·吊雪香亭梅》、蒋捷《齐天乐·元夜阅〈梦华录〉》、张炎《高阳台·西湖春感》等大量词作，或写南宋灭亡之前的西湖，或写南宋灭亡不久的西湖，在意象上，均与吴文英《高阳台》同一类型，于愁容惨淡中寄寓了词人在亡国前后的哀痛。 不过，上述无论黄中辅、张元幹、辛弃疾、刘过等人笔下的西湖，抑或陈人杰、文及翁、吴文英、陈德武等人词中的西湖，其中的物质景观都是词人政治心态的一种载体，均属西湖政治文化空间意象，只是由于不同时期的不同政治心态导致了相同的西湖在被“着我之色”上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正反映了南宋和战之争及其政治运作的发展历史，也将南宋京城这座抽象的政治文化空间转化成了可触可摸的实体，让人强烈而真切地感受到它的真实存在及其对国家命运和士人心态的深刻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