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吴雅文 1966年生，台湾高雄人。亚太综合研究院人文社会所研究员。有著作多种。

一 前言
    苏雪林是当代享寿最长(已于今年四月逝世于台南成大医院，享年一○四岁)、享誉于文坛、学术界与教育界的不凡女性。她以多彩多姿的生命乐章，从留学到成婚，由皈依宗教到与鲁迅论争，自小说创作到学术研究，谱成一部现代女性知识分子的传奇。
    就较严格的定义而言，知识分子应同时具备丰富的知识见识、崇高的无私理想、强烈的独立精神、旺盛的批判精神、高度的分析能力、真正的志虑精纯、足够的社会关怀及坚韧的抗压能力等八个特点[1]。以此来诠释苏雪林一生的行谊与性格，无疑是最佳注脚。其以一位出身传统社会的女性，能勇敢冲破家庭的樊笼，追求新观念、创造力、独立精神及表现真理，在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上成果丰硕，中国当代女性作家中无人能出其右。然囿于时代、社会与性别的限制，其作品也无可避免地呈现了身为现代女性的某些矛盾和无法超越的困境。[2]
    本文选择苏雪林《棘心》及《浮生九四——雪林回忆录》两本前后期自传性作品[3]为研究对象，希望能摆脱传统将自传视为史料价值取向，研究重点摆荡在自传的真实/虚构、主观/客观；记忆的精确/误差等课题[4]，而采用“自传其实是作者自我诠释的产物”、“自传的主体不是过去生平事迹，生平事迹只是诠释的产物”此种新历史主义观点[5]，来探索自传中作者的内心世界，及其所欲揭示的自我。
    根据女性自传研究显示，女性自传往往不以“女性自我”与“自传主体”为中心，而是以“(男性)他者”与“历史客观”为中心，此一主客体位置互换的情形，使女性“自传”成为“他传”，也使女性放弃自我表演的舞台，退居附属的角度[6]。在苏雪林的《棘心》与《浮生九四》中，也有此种思想倾向。早期的《棘心》作者在自序中提到全书的主旨：
    本书的主旨在介绍一个生当中国政局蜕变时代，饱受五四思潮影响，以后毕竟皈依了天主教的女性知识青年，借她故事的进展，反应出那个时代的家庭、社会、国家及国际各方面动荡变化的情形；也反应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烦恼、苦闷、企求、愿望的状况；更反应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对于恋爱问题的处理，立身处世行藏的标准，救国家救世界途径的选择，是采取了怎样不同的方式。……对于现代青年呢，则这本书是会使他们感到隔膜的，不过也可以教他们由本书而认识一点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学术以及宗教各方面对于一个知识分子的影响。[7]
    由此可见作者在面对自传时(书中主角醒秋即作者的投射)，在历史中心主义的影响下，试图将自己的生平事迹，充当“历史见证”的史料。而作者自述本书真正的主题时，更表明“杜醒秋的故事尚居其次，首要的实为一位贤孝妇女典型的介绍，这位妇女便是醒秋的母亲杜老夫人”[8]。据此可知《棘心》的写作动机有二：一是为了历史的见证；二是表彰母亲的德行，并提倡“自我牺牲”的爱德教化，而自我存在的意义则未被提及。
    在《浮生九四》自序文中，作者自认“我是一个自卑感相当重的人，不重视自己的为人和自己的作品……一个具有历史价值的人，才有资格写自传，像我这种庸碌卑微的人也来灾梨祸枣，岂不笑掉人的大牙。”[9]虽为自谦之语，似乎也未能真正肯定自我的价值，惟在文中表示对自己的屈赋研究视为性命，非常宝爱，企求知音于五十年、一百年之后。虽然在苏雪林的《棘心》与《浮生九四》两部自传性作品中，存在“非主体化”的现象，亦即作者并未能完全摆脱女性以附属角色为自我的认知与价值。然而在其作品中，作者胜于多数女性自传的是，对于个人的内心活动方面，其有丰富而真率坦诚的记录，并未如某些女性自传作品将个人置于“自传”之外，成为空白、缺席。[10]这使得我们要关注其自我诠释的意义时，有较完整的轨迹可寻。
    二 童年世界的建构与解构
    
    陈玉玲认为童年是女性心中永远的乡愁。追悼童年，成为女性自传中重要的纪念仪式。因为女性对童年的怀念，源自于“过去的自我”已与“现代的自我”分离。而童年被想象为真正拥有自我的一段黄金时光。因此，不论女性是否曾经真正地拥有快乐的童年，童年总是被建构成远离成人社会的“乌托邦”，属于“过去自我”的天堂。童年的失落和匮乏，成为女性自传中的“恋物癖”，惟有不断地以文字和意象去捕捉童年自我的影像，才可以抚平对童年的依恋。[11]
    苏雪林在《棘心》中，记述醒秋童年生活的野趣与不羁的性情：原本严厉的祖母要求孙女一丝不苟细琐地拆破衣，醒秋却想出许多便捷取巧的妙方，不到一点钟便拆完，不容易取巧的破袜底，拆烦了便用力乱撕，往往招来打骂；轮到被祖母使唤来捶脊背、捻脊筋，不是拳头轻重缓急不平均，就是气力不足，捻不起脊筋而用爪乱抓，几乎把祖母背皮抓破，惹得祖母大声叱退；镊燕窝、洗银耳的工作，祖母嫌其心太粗，不配当这些细差使，于是打发去倒痰盂、扫地、当传达，这对醒秋而言却是塞翁失马，反得可以“依照自我的欲望”到“上房”范围以外自由活动，而比醒秋大四岁的姊姊已失去到“上房”活动的资格。[12]
    “性野”是苏雪林对童年个性的自我描述。女性自传中认为“淘气的小孩”屡屡出现在女性对自我的回忆之中，所代表的是人类集体无意识对自我的最初概念及形象，只是在现实的生活中，“童年的我”与“成人的我”已经被截然划分为二了。“淘气的小孩”代表女性“完整自我”的概念及形象，女性自传呈现两种主要的特质：第一，淘气的小孩具有跃跃欲试的欲望和野心，习惯以游戏及梦想满足自我的愿望。第二，由于小孩与成人世界的差异，使淘气的小孩往往以游戏发泄颠覆成人秩序的本能冲动。故在女性自传中，作者以“淘气小孩”自居，是童年回忆的重要特点。因为女性一旦步入个体化、性别化及社会化的过程，淘气的小孩便被压抑于无意识。[13]
    苏雪林形容自己幼小时“天生一双乌溜溜的眼睛，一张圆圆的苹果小脸，十分逗人喜爱。但天性颇顽皮、好动，没有一刻静止的时候。喜的是抡刀舞棒、扳弓射箭、混在男孩子里淘，不但上房关她不住，整个县署也不够她的回旋。”[14]她对男孩子的游戏，举凡掏蟋蟀、放风筝、钓鱼、捕鸟，无一不爱。她把自己打扮为腰配小木刀，手执弓矢，跑进跑出，又幻想自己如花木兰般“身穿锁子黄金甲，手挺丈八长矛，跨着高头大马，纵横敌阵，杀人如狂风之扫落叶，那才威风。”[15]故其幼时富于男性，天然具有尚武精神，却又有点愣头愣脑，缺乏细腻敏感，因而得了“木瓜”、“野丫头”的诨名[16]。这流露出作者浑然天成、未经雕琢的本性，代表了女性最初完整自我的概念。而在其回忆中的童年乌托邦，也呈现了自我未及分化的“性别浑沌”的状态。像男孩子一样自由自在、海阔天空地成长，不受性别的束缚，是一种美好的童年经验。陈玉玲指出性别的分化就像是一道鸿沟，区分了女性自传中的童年和成人世界，当女性自传作者在回忆童年之际，早已处于性别分立的父权结构之中，对童年的怀念，即是对现实的摒弃[17]。虽然苏雪林自祖母及父亲的对待上，体会到身为女性的可悲[18]，甚至因而影响其对童年的感受，在《浮生九四》中自承：“我自幼性野，又不善服勤，祖母最憎恶我，常叫我母亲打我骂我，所以我幼时并无生趣可言，一提起我的童年便愀然不乐。记得西洋某名人说：‘没有愉快的童年是成为作家的条件。’我今日在文艺界虽薄有成就，究竟算个作家与否，并不能自知，不过我生有一种忧郁病，始自童年，至老不衰。想必就是不愉快的童年所贻留给我的唯一礼物。”[19]然而在历经几次家庭变故，精神受到严重打击后，她“对于儿时的纪念，以及逝去的韶华，居然觉得有无穷的眷恋，无穷如人间之视天上的欣慕，她已经不是初去法国的她，她已经变为一个多愁善病的人儿了”[20]。此外其对自己童年不愿深藏闺房，喜欢混在男孩堆里，满城满郊乱跑的往事曾在多篇文章中极为津津乐道，并认为是“把孩子们的野蛮天性充分发挥出来”[21]。由此可见作者在接受性别角色分化的社会规范后，对自由自在的渴望，往往只能透过对童年的回忆流露出来，对童年的乌托邦世界，怀着永远的乡愁。
    三 父权制家园的迷思与省思
    在女性的自传中，“善良的母亲”(the goodmother)和“伟大的父亲”(the grand father)是相对立的人格原型。前者代表儿童的保姆，以爱亲，往往成为善良母亲的最佳典型，而母爱的失落也进一步成为恋母情结。在女儿心目中所追忆的完美母亲影像，有时并不是真实的母亲，而是心和宽容，担任本我乐园的守护神，父亲则象征秩序及禁令，促使自我阉割，以认同父亲，进入个体化的过程[22]。
    (一)“善良的母亲”
    善良的母亲存在于女性最初的回忆之中。在女性自传中，早逝的母亲像所虚构的母亲典型，以作为“童年自我”——淘气小孩的守护神，因为惟有善良母亲的呵护和疼爱，才得以使自我免于受到父亲的阉割，而停留在本我的乐园之中。苏雪林对于母亲充满了孺慕依恋之情，认为“世界上可爱的人除了母亲更无其他，而我爱情的对象除了母亲，也更无第二人了。”[23]故她以为在母子爱方面是无缺憾的。
    苏雪林笔下的母亲形象是苦难与牺牲、坚忍与慈爱的，她含辛茹苦、饱受摧折，却依然勉力自持，是中国传统妇女贤孝的典范。《棘心》中透过对女主角醒秋母亲的描述勾勒出作者母亲的影子：
    醒秋母亲自幼在专制压力下长大，因此倒养成了她“勤勉”、“节俭”的习惯。她天性仁厚，资禀又聪明，对于家务，粗细都来得。在家庭里，她是个孝顺又能干的姑娘，嫁到杜家，她又立志要做个好媳妇，相夫教子，做个贤妻良母。[24]
    《浮生九四》中也记述了母亲的才德：
    我母亲当这个家十几年，所受的痛苦也无可言喻。可是凭她才干的优长，计划的周密，和她自己的忍辱负重，吃亏克己的德性，都应付过去了。[25]
    在祖母的高压手段及将媳妇当作物化的“工具”剥削之下，忍辱负重侍奉尊长，治理大家庭的母亲在作者眼里如同“完人”，又上比诸葛武侯及张居正两位贤相[26]。在苏雪林回忆中的“善良母亲”是全能的照顾者，永远宽容、慈爱、施予丰富的母爱，是作者身心依附的对象，渴望在其怀里撒娇打滚，接受其关心慰藉；而其又有受难牺牲的特质，一生受苦直到暮年，使作者终生为其不平、抱憾。然而诚如王德威《小说中国》评论所言：“母亲的苦难、母爱的失落这些题材，与其说指向作家对母亲的关怀，不如说指向作家补偿一己欲望或挫折的权宜手段。这样的写作甚至可流为对‘母亲’意义的持续剥削，而非增益。于是母爱越写越伟大，而作家因自得或自咎而生的满足感也随之水涨船高。‘神话’的母亲、‘天职’化的母爱，不代表社会叙述功能的演进，反可能显示父权意识系统中，我们对母亲角色及行为的想象，物化迟滞的一面。”[27]在苏雪林成长的过程中，母亲虽提供了如“浩瀚际天的海洋”一般无穷无尽的母爱，使作者有如同重回母亲子宫的幻象，感受到母亲的温暖、呵护及安慰的怀抱，但其可能也是父权制的代言人或执行者，透过社会规范及父权压迫了作者的自我，使其失去追求自主和幸福的权利。例如“缠足”是父权制度对女性的阉割，也是女性丧失自我、依附男性的起步。苏雪林的祖母因自己脚缠得不够小而引以为恨事，想在孙女脚上求补偿，又嫌作者性野，故命苏母自四岁时开始帮她缠足，后再加上祖母亲自缠而达到“理想标准”，却因此使得作者自认“形残”而终身不能抬头做人[28]。当作者想进女子初级师范升学时，母亲因“祖母的话她不敢不从，乡党的非议，她不能不注意，遂不肯送醒秋姊妹去省城应考”，险些酿出作者以死相抗的悲剧[29]。在悔婚的风波中，母亲来信哀求她：“女儿，我愁病交缠，看来是不久于人世的了。你若愿顾念我，请听从我一句话，与叔健言归于好吧。”[30]最后使得作者牺牲了一生的幸福而成全奄奄一息的母亲的愿望。作者母亲深受礼教之害，却无意中将疼爱的女儿推入礼教迫害、父权宰制的轮回之中。而苏雪林未能面对母亲到底不是超人，母爱难免有变调可能的一面，在自传中所刻画的母亲角色不免带有一些女性乌托邦主义者所倡“母女同体”的迷思。
    (二)“伟大的父亲”
    陈玉玲认为自传可被视为女性在父权文本中所作的逃逸，以书写自己被监禁的故事，作为逃脱及挑战父权历史的方式。在父权制的家园中，“伟大的父亲”是灵魂人物，其身份象征是“权威”：家庭权威、文化权威、政治权威的统合者。“父亲”一词，在此并不是意味特定的血缘亲属关系，而是泛指父权制中所有的统治者。[31]
    苏雪林自传作品中，父亲、祖母及丈夫，都扮演集权意识的“伟大父亲”角色。回忆中的父亲是一个对小孩从不正眼相觑，见女孩更流露讨厌神色的威严可畏的人物，作者童年时从来不敢和他亲近，甚至一听到他的声音，便躲藏起来。直至父亲中年时，慈爱日深，见苏雪林能诗善画，更另眼相看，然而基于当时重男轻女的观念，对女儿的教育最多是自己教导，或买书让其自修，只把几个儿子送去京沪有名的学校。这种男尊女卑的文化偏见，把女性置于劣势、附属的地位，剥夺了女性的受教育权，也剥夺了女性的存在价值与生存空间，然而作者在反思此问题时，却陷于二元化的结构迷思中，把性别压迫视为社会规范，将女性所受的迫害合理化和自然化。《浮生九四》中曾谈到：
    自幼处于黑暗腐败、压力极大的环境，虽已长大仍没有争的思想。在祖父兰奚谷县署中时太小，虽见叔父诸兄在家塾读书，一毫没有歆羡心理，随祖父流寓上海，那个地方已有爱国、启明、中西女学，我也从无想进去读书的念头。况且我们旧家庭总以为女孩儿没有读书的权利，争也无益。[32]
    苏雪林即使后来力争上游，显有成就，却仍自嘲自己只是个“粗制滥造品”，并归结为“个人的运命使然，能有什么话可说呢”[33]？在父系文化的霸权下，女性自传中此种矮化自己，不会对命运提出异议的“小女人情结”往往不自觉流露出来。在生命中，父亲一方面是生活、思想的引导者，一方面也代表专制残暴的支配者。当苏雪林写信给父亲，表示想和素未谋面、通信又索然无味、甚至招受屈辱的未婚夫解除婚约时，父亲回信冷酷严厉地斥责她说“离婚之事，有辱门楣”，若不听从家庭命令，“即自杀而死，我也要把你的一副骸骨送往张家祖茔埋葬。”[34]为了维护社会的父权结构，父亲不顾女儿的利益和自由，使女儿沦为孤儿的心境。然而她接到回信后，虽然感到气愤，也有激烈的挣扎，最后却屈从于亲权与礼教，做出压抑本我的“超我”决定。在苏雪林身上，我们可以发现社会道德和家庭组织结合一体，并且内化为超我良心的检验，对本我的欲求，产生压抑和控制的功能[35]。龙应台在《女性自我与文化冲突》一文中清楚指出苏雪林的矛盾：
    我们看见一个在新旧时代转捩点上犹疑彷徨的女性，她的思想像漩涡上翻着泡沫，泡沫是她所学的妇权新知，漩涡，是在她体内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漩涡的力量深不可测。[36]
    苏雪林原生家庭中的父母，及欺善怕恶的祖母共同担任其命运的主宰者，撒下一张亲情的网，将苏雪林牢牢套在被安排的婚姻的另一张网上，促使她再度投入一个亲权过重的家庭，也使其婚姻成为一场“不愉快的梦境”。对于其丈夫的了解，仅从婚前的通信中便隐然察觉“他对妻子，并不在她的文学才华，妻有学问、有才华做什么？才华学问能当饭吃、当衣穿吗？”[37]并看出他性格的冷酷无情。婚后则“始渐识其真面目，原来他不但性情冷酷、偏隘，还抱有大男人主义。他对于有否妻子并无所谓，但他也贪图舒服，那个做他妻子者顶好是个仅识之无的乡下女人，容貌美丑在所不计，只须三从四德、勤俭持家，每日尽心竭力，以侍奉他为事，把他当做皇太子一般看待，他才心满意足。”[38]在父系文化中，女性命定的角色是好女儿、贤妻良母，服从父亲、丈夫的命令与行为规范。而在父亲和丈夫的力量所笼罩的“家的樊笼”中，女性不能有自我的发展，并且沦为物化、工具化的奴隶或劳动者，苏雪林《浮生九四》道出其无奈和失落：
    我至今还不能入厨煎个荷包蛋，做一碗青菜豆腐汤。洗衣只能洗手巾和袜子，又何能做他半女仆、半妻子的伴侣!况我偏向母家，协助姊嫂，更令他嫉妒的像心头有火燃烧，一刻也不能容忍。夫妻感情之坏，以此为根源。[39]
    婚姻角色和个性的冲突使其陷入痛苦与矛盾，她意识到自己被当成“家庭佣人”看待，并且被要求效忠于丈夫一人，包括金钱的使用，她的生活、感情和思想却不曾被关心，她的婚姻并非所向往的“幸福的归宿”，反而如一场恶梦。但是由于宗教信仰与“洁癖”所限制，觉得离婚声名不雅，故维持了有名无实的夫妻关系而终[40]。对一个饱受父权文化宰制与摧残的女性而言，苏雪林终究没有勇气摆脱“离婚女人”的标签，恢复真正的“自主体”与“自主权”，其所选择突破困境的方式，即是致力于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在笔耕的领域中探索心灵、开发智能。
    四 超越自我的途径——创作与研究
    西蒙·波娃认为女人的处境使她倾向于在文学和艺术中寻求解救。为了不使一种无意义的内在生活身陷虚无之中，为了表示反对在心中反抗却又必须忍受的女性特质，为了在其无法达到的世界之外另外创造一个世界，女性因需要表达而成为作家[41]。苏雪林自言因“青年时代也颇向往爱情生活，屡受打击，对爱情倒尽胃口，从此再也不想谈这两个字。把爱情升华为文学创作及学术研究的原动力，倒也是意外的收获”[42]，故其反而感谢不幸的婚姻促成她在文学及学术界有所成就。学术及文学创作帮助其统整内在的本我，破除父权制下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神话，继而获得勇气、独立、能力等特质。
    从苏雪林童年之时，即已显露和其他姊妹不一样的特质，当姊妹们忙于针线间绣着自己婚姻美梦时，她则正忙于吸收新鲜的知识。举凡叔父兄长们放假时，从新式学校带回来的学校教科书和流行杂志，不管懂不懂，她都迫切地阅读，及至上过培媛女校，尝得一点学校生活的滋味后，求学之心愈热烈，意志愈坚决，从投考安徽第一女子师范到升学北平高等女子师范，每遇升学关卡，辄遇祖母阻挠，并且欲以婚姻加以束缚，但都在其激烈的奋战下而如愿，所凭的是“人类力求上进，完成自我”的一股内在力量，自觉女子也有受教育和求上进的权利。赴法国留学，则为了“想将自己造成一个有用的人才，以为改造中国文化”，虽然其中也掺杂满足自己学问欲及虚荣心的成分[43]。在自传中这一段求学的心路历程，正是表现出其内在的男性特质，促使作者不断自我追寻。传统的性别角色是教导男性成为追寻者，完成自我的实现；教导女性成为爱人者，献身于婚姻和家庭，服从于男性的传统文化。陈玉玲的研究指出，在女性自传中，明显地发现女性心中的爱人者和自我追寻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尤其在婚姻中，女性往往由爱人者马上变成牺牲者，如果要坚持自我，便须摆脱婚姻[44]。苏雪林自我追寻的动力，在保守的原生家庭及婚姻生活中，都曾经受到压抑，当她认清自己的婚姻生活的本质，又听到徐志摩的演讲中提出“现代女子也可研究学术”的说法，非常兴奋，也更肯定自己“天性本近于学术研究，从此更有志为学”了。[45]
    《浮生九四》的后半部记录了作者写作、教学、研究的历程和成果。其创作范围广泛，从小说、剧本、散文、诗以至文艺批评、传记文学、翻译文学各种文学体裁都有涉猎。而在研究方面，自1935年从法国返国后，在各大学执教期间及退休后，写出逾百万字以上的学术创作。其中成果最辉煌的，当首推其对屈赋的研究。苏雪林认为写作的乐趣在于“写过以后，自觉平日淤积脑中的思想，借笔墨的疏导，竟变成一股活泼的泉源，未成形的思想，居然取得五官百骸，变成了一个有生命的婴儿，其轻松愉快，必有不可胜言者。”[46]而研究的乐趣则在于“学术发现”，能使人忘记疲劳、疾病，无视于困厄的环境，鼓舞其一直追求下去，“其乐真所谓南面王不易”[47]。故其每将研究屈赋的滋味自比为“恋爱”。
    写作与研究，使苏雪林以往婚姻的伤痛，得到些许的抚慰与治疗，也得到自主性与自由发展的空间，回归本我，建立女性在学术上独特超越的地位。
    五 结语
    
    自传、回忆录的出版风潮，是中国现代文坛一大盛事，因此自传的研究工作应不容忽视。在过去，自传被编列于史料中，目的在还原客体的历史时空，然而研究自传者指出，自传固有史料的价值，却无法完全等同客观的史料，因为自传“自我诠释”的意义，正是通往作者生命灵魂的极佳途径，也是自传的珍贵价值。
    苏雪林一生的创作极为丰富，早期的代表作《绿天》和《棘心》，书中主角的思想、性格、生活，和作者有密不可分的联系[48]，特别是《棘心》，作者在许多文章中都自言其确为小说形式的自传，内容多属真实。而在其九五华诞时，又出版了《浮生九四——雪林回忆录》，从幼年到退休生活，内容详尽，作者自述其字字真实，“想研究我者以此为根据，当无大失。”[49]故研究苏雪林的内心世界，以《棘心》及《浮生九四》为主要文本，应是最无争议了。
    本文采用新历史主义观点，并以陈玉玲的《女性自传的主体性研究》所提出的理论为主要依据，就苏雪林一生的几个重要阶段作研究分析，试图呈现作者内在的意识，使我们认识一位不凡的女作家兼学者，在一生奋斗的历程中，其生命的困境及超越，做为读者的我们能真正贴近作者的内心，倾听其动人的生命乐章。
    在“童年世界的建构与解构”中，本文说明作者对童年的回忆苦乐参半，然而童年却也最能反映作者接受性别角色分化的社会规范后，存在内心深处对自主性的渴望及本我的乐园。在“父权制家园的迷思与省思”中“善良的母亲”是作者终身依恋的对象，是本我乐园的守护神，然而母亲角色的完美，却是应注意的迷思。而“伟大的父亲”则扮演父权文化中的宰制与剥削者，使女性沦为次等地位，本文提出父亲、祖母及丈夫为代表，作者痛苦的根源多出于他们二元的对立关系。“超越自我的途径——创作与研究”提出作者跳脱婚姻的悲剧，以写作与研究为超越伤痛的路径，并得到治疗与信心。
    做完本研究分析，笔者对于苏雪林教授的苦难与成就，更能引起内心的共鸣，也期望女性能早日获致真正的自由，男女能超越其天生的相异点，明确证实彼此的友好关系。

    附注：
    
    [1]参见杨国枢《台湾知识分子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知识分子与台湾发展》代序，中国论坛杂志，1989年10月初版。
    [2][48]如钱信《绿漪论》文中曾指出“封建势力仍然相当的占有着她的伤感主义的女性的姿态。她笔下所展开的，是这样的人物。”见黄人影编《当代中国女作家论》，收录于沈晖编《苏雪林文集》第四卷，第198，390页，安徽文艺出版社。
    [3]前者于1929年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增定本1957年由台中光启出版社出版。后者于1991年由台北三民书局出版。前者为小说形式的自传，后者为回忆录，虽文类不同，但二书均为作者自述的作品，本文采广义的认定。
    [4][6][11] [13] [17] [22] [31] [44]参见陈玉玲《寻找历史中缺席的女人——女性自传的主体性研究》第2，18，34，40-42，59-60，45—46，88，170-171页。南华管理学院，1998年5月。
    [5]参见李有成《论自传》，《当代》第55—57期，11—12月。及注4页6。历史主义(historicism)的观点，把自传视为还原“当时历史时空”、记录过去真相的工具，于是自传变成“外在事迹”的材料累积，忽视“内心世界”的轨迹，亦即忽视自传中自我诠释的意义。新历史主义(newhistoricism)不拟追寻历史原意、恢复真相。认为诠释活动本身已意味著古今时空的差距，研究成果势必成为臆测、重整的产物，故自传的作者可从回忆之中，开发丰富自我诠释的系统，颠覆真实的生平事迹。
    [7][8][12] [14] [15] [16] [20] [24] [29] [30] [43]参见苏雪林《棘心》，收录于沈晖编《苏雪林文集》第5，657，23—24，24页。安徽文艺出版社。
    [9][19] [25] [26] [28] [32] [37] [38] [39] [40] [42] [45] [49]参见苏雪林《浮生九四——雪林回忆录》自序，第3，10，11-12页，6-7，27，81，194，196，196-197，198，99，1页。三民书局，1993年9月再版。
    [10]例如曾宝荪(1893—1978)《曾宝荪回忆录》及吕云章(1891—1974)《吕云章回忆录》即是如此。详参注[4]，第20页。
    [18] [33]《棘心》及《浮生九四》均记述其祖母生了九胎，三胎皆殇，只有六胎成立，胎胎都是男孩，遂自负为善于生育的女人。其母亲育有五胎，三男两女，祖母遂瞧她不起，并对其姊妹甚为嫌恶。参见注[9]，第3页，及注[7]，第13页。在《我的父亲》一文中，作者说明父亲“见我们小孩从不正眼相觑，见女孩更显出讨厌的神色，别说是抱，连抚摸都没有一次”。原载于1982年6月6日《中华日报》副刊，收录于沈晖编《苏雪林文集》第二卷，第264，268页21参见苏雪林《儿时影事》原载于《传记文学》第一卷第一期，收录于《苏雪林文集》第二卷，第3页。
    [23]参见《我的母亲》，原载于《宇宙风》，1939年第13期，现收录于《苏雪林文集》第二卷，第271页。又在《棘心》中也曾述及：“我忆念母亲，如此缠绵，如此颠倒，真出乎我平生经验之外，想古人之所谓离魂病，男女陷落情网之相思，其况味也不过如此。”参见注[7]，第133页。
    [27]参见王德威《小说中国——晚清到当代的中文小说》第320—321页。麦田出版社，1999年3月，初版三刷。
    [34]参见注[7]，第157页及注[9]，第70页。
    [35]《棘心》中描述其挣扎的心境：“她原想叫心里那个美善天神将魔鬼赶出她的心去。但后来她觉悟了，她想将魔鬼赶出去，那是不可能的，魔鬼原来就是她的本来面目；她想用强制的力量，改革自己的性情，真不啻在拼死革自己的命呀!”文中“魔鬼”即“本我”，“美善天使”即道德化的“超越”。参见注[7]，第171页。
    [36]参见龙应台《女性自我与文化冲突——比较两本女性自传小说》收录于《庆祝苏雪林教授九秩晋五华诞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史哲出版社。
    [41]参见西蒙·波娃《第二性·第三卷》第121页，杨翠屏译，志文出版社，1997年4月，再版。
    [46] [47]参见苏雪林《写作与思想》、《关于我写作和研究的经验》，收录于《苏雪林自选集》第99页。黎明文化事业公司。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