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关爱和(1956-)，男，河南汝南人，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内容提要：近代前期小说最引人注目的创作趋势之一，就是侠义小说的盛行。侠义小说归顺皈依的主题模式、驯化的侠义英雄类型和以君臣人伦为主要内容的忠义观念等创作特征，体现了19世纪小说家的道德救世情结。他们在侠之归顺皈依的描写中，掺和着整饬纲常的希望，表现出通过道德调整达到补天自救的社会文化心理。
    关 键 词：中国近代/侠义小说/主题模式/英雄类型/忠义观念

    19世纪40年代以后的小说创作是明清小说发展的尾声。这一时期小说最引人注目的创作趋势之一，是长篇白话小说中侠义题材的空前盛行，出现了《儿女英雄传》(1849)、《荡寇志》(1853)、《三侠五义》(1879)、《小五义》(1890)、《彭公案》(1892)等一大批作品。其卷帙繁多，蔚为大观，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和创作潮流。
    对侠义小说的研究，较早也较有代表性的成果当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和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以后的研究多在二者基础之上展开，研究或关注作品的思想内容，或探索其艺术特点，或考证其与古代小说的源流关系。侠义小说作为一种重要的小说类型，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但基于类型学的角度对侠义小说的研究却显得有些单薄。本文正是从创作特征入手，试图总结与归纳侠义小说这一古老的小说类型在19世纪40年代以后的传承与新变。
    中国近代侠义小说的代表性作品有《荡寇志》、《三侠五义》、《儿女英雄传》等。
    《荡寇志》又名《结水浒传》，作者余万春认为施耐庵的《水浒传》并不以宋江为忠义，而罗贯中的《后水浒传》“全未梦见耐庵、圣叹之用意，反以梁山之跋扈鸱张，毒痛河朔，称为真忠义……于世道人心之所在，其害有不可胜言者”。所以决定“提明真事，破他伪言”，“使天下后世，晓然于盗贼之终无不败，忠义之不容假借混朦，庶几尊君亲上之心，油然而生”。[1]1042基于此种创作目的，《荡寇志》从金圣叹删改处写起，以陈希真父女的命运为主线展开情节。陈丽卿抗拒高衙内调戏，父女俩为躲避高俅父子的迫害，被迫到猿臂寨落草。但他们始终心念朝廷，一意与梁山为敌，把剿灭宋江等作为向封建统治者的进身礼，由于攻打梁山建立了“功绩”，陈希真重为朝廷录用，升官至都统制。随后他们又和云天彪一起，在张叔夜的统率下，踏平梁山，《水浒》中之一百单八英雄，到结束处，无一能逃斧钺。
    《荡寇志》模仿《水浒》笔法，在艺术上取得较高成就。作者善写战争，对双方争战的攻守进退，娓娓道来，调度自如，不紧不迫，而又惊心动魄，令人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其叙事语言精练流畅，造语设景，颇具匠心。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指出，《荡寇志》“造事行文，有时几欲摩前传之垒，采录景象，亦颇有施罗所未试者”，[2]120在艺术表现技巧与细节真实细腻等方面颇有创新，较之《水浒》并不逊色。
    《三侠五义》是一部较为典型的以清官断案为经，以侠之仗义行侠为纬的公案侠义小说。小说的内容大致分为两部分。前七十回主要写包公断各种奇案冤狱以及锄庞昱、为李太后申冤等故事，其中穿插南侠封“御猫”、“五鼠闹东京”并归服朝廷等情节。后五十回以包拯的学生颜查散为中心，写他在众侠客义士协助下诛强锄暴的故事。小说把侠客义士的除暴安良行为与保护官府大臣、为国立功结合起来，体现了市井细民对清官与贤明政治的向往。
    《三侠五义》演绎包公传说，成于艺人之口，其绘声状物，粗笔勾勒而能传神，叙事语言保留较多的平话习气。故事情节虽属离奇，但能渲染烘托，使人觉得合情合理。俞樾评价《三侠五义》“事迹新奇，笔意酣恣，描写既细入毫芒，点染又曲中筋节……闲中着色，精神百倍”，可称“天地间另是一种笔墨”。[3]639就艺术成就来讲，《荡寇志》与《三侠五义》分别可作为鸦片战争以后文人与艺人说侠之作的代表。
    《儿女英雄传》初名《金玉缘》，书述侠女十三妹（何玉凤）因父为纪献唐所害，被迫奉母避居山林，习武行侠，伺机复仇。后以偶然机缘在能仁寺救得携银救父的汉军世家子弟安骥，十三妹遂做主使其与同时被救出的村女张金凤结成姻缘。安骥之父安东海获救后，为报十三妹之恩，挂冠辞官，四处找寻。何玉凤从安父那里得知其父仇人已被朝廷所除，大仇已报，决意出家为父母守丧。后为安父等“晓以大义”多方劝解，亦嫁与安骥，何、张姊妹相称，和睦相处。安骥此后官运亨通，“办了些疑难大案，政声载道，位极人臣”，“金、玉姐妹各生一子，安老夫妻寿登期颐，子贵孙荣”。（第40回）
    《儿女英雄传》是我国小说史上最早出现的一部熔言情、侠义为一炉的保留平话习气的小说，具有较高的艺术性，是一部雅俗共赏、在民间广为流传的作品。小说结构完整，情节曲折，张弛有度，转换自然。书中语言采用地道的北京话，又融入不少满族特有的日常用语，不但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的生活习俗和风貌，而且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和民族色彩。语言生动、诙谐风趣，开地道京味小说之先河。
    中国近代侠义小说秉《水浒》、《施公》等而来，但精神已有蜕变，表现出鲜明的与封建法权和伦理妥协、合流的倾向。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三侠五义》的判断：“为市井细民写心，乃似较有《水浒》余韵，然亦仅其外貌，而非精神”，[2]225正道出了这一时期的侠义小说与传统同类小说相比在内在精神上的明显差异。这些差异构成了近代侠义小说的独特面貌：
    一、归顺皈依的主题模式
    在上述三部写侠小说中，侠义之士或接受招安，或报效朝廷，或步入家庭，无一不走着一条通向自身异化的命运之路。他们由啸聚江湖、逸气傲骨变而为循规蹈矩、世故世俗，由替天行道、仗义行侠变而为为王前驱、以武纠禁，由现行政治法律、伦理纲常的挑战者和反叛者变而为执行者、维护者，这种以表现江湖侠士收心敛性、改邪归正为主旨的作品，我们不妨称之为“归顺皈依”主题。这种主题模式的形成，带有近代晚期封建皇权政治文化的特征，它建立在一套以忠君观念为核心的价值理论体系之上。根据这种价值理论体系，作者极力寻求绿林英雄与皇权政治妥协调和的方式，而又总是以侠义之士向皇权政治的归顺皈依作为最终结局。作者正是在这种归顺皈依的主题模式下，寄寓着劝戒的意蕴和重整纲常伦理、社会秩序的渴望。
    《荡寇志》一书主要展示的是两大江湖集团的争斗厮杀及其不同的命运归宿。猿臂寨首领陈氏父女因受奸佞迫害而走上绿林，这与宋江等人走上梁山并无不同。所不同的是，陈氏父女落草之后，辄以逆天害道之罪民自责，外惭恶声，内疚神明，时时不忘皇恩浩荡，日夜伺机助官剿寇，立功赎罪，将有朝一日接受招安，作为解脱之道；宋江等人则啸聚山野，假替天行道之名，攻城陷邑，对抗官府，桀骜不驯，于招安之事缺乏诚心。陈氏父女深明天理，以有罪之身，助王剿乱，终为朝廷所用，功成名就；宋江等人一意孤行，背忠弃义，倒行逆施，终至人神共怒，身败名裂。陈氏父女报效朝廷，真得忠义之道；宋江等人恃武犯禁，已入盗寇之流。作者正是在一侠一盗、一荣一衰的命运对比中，夸耀皇权无极，法网恢恢，晓告世人，忠义之不容假借混蒙，盗贼之终无不败。尊君亲上，招安受降，是绿林侠义、江湖英雄最好、最理想的归宿。这一思想主旨可归纳为尊王灭寇。
    如果说《荡寇志》一书的思想主旨是尊王灭寇，那么，《三侠五义》的思想主旨则是致君泽民。《三侠五义》是以忠奸、善恶、正邪作为故事基本冲突的。小说展示了上自宫廷皇室、下至穷乡僻壤间的种种社会矛盾。贪官污吏结党营私、诬陷忠良，铸就冤狱；土豪恶霸荼毒百姓，鱼肉乡里；皇亲国戚广结党羽，图谋不轨。这些奸邪丑恶的存在，为清官、侠士提供了用武之地。他们相互辅助，洞幽烛微，剪恶除奸，济困扶危，仗义行侠，为民除害，清官与侠义代表着社会公正与正义。作者致君泽民的思想主旨，也正是在清官与侠士的行为中体现出来的。在作品中，包拯、颜查散等清官名臣，展昭、欧阳春等义士侠客，充当着君主意志与民众愿望的中介，君主的意志通过清官名臣的作为而得以显现，清官名臣的作为依靠侠客义士的辅助而获得成功，侠客义士除暴安良的行为，又体现着民众社会公正的愿望。清官名臣、侠客义士，上尽效于朝廷，下施义于百姓，使民众愿望与君主意志、社会公正原则与君权原则获得和谐统一，这正是作者所期望的致君泽民的思想与行为规范。
    《三侠五义》中的侠客义士系有产者居多。在归附朝廷之前，大都有过飘零江湖、行侠仗义，甚至以武犯禁的行为。他们归附朝廷并非是屈服于政府的武力，而大多是出于为国效力的愿望、对清官名臣高风亮节的折服及对皇上知遇之恩的报答，他们的归附被视为一种义举。当他们接受清官的统领之后，其除暴安良的行为便不再仅仅具有行侠仗义、打抱不平的性质，而是一种代表政府意志的活动。侠义之士一旦与江湖隔绝、与个人英雄行为分离，江湖上少了一位天马行空的英雄，而官府中则多了一名当差办案的吏卒。这也是侠义小说何以与公案小说合流的重要原因之一。
    《儿女英雄传》为侠客义士、绿林英雄安排了一条与陈希真父女、南侠、“五鼠”不同的归顺道路——走向家庭生活。十三妹身为将门之女，自幼弯弓击剑，拓落不羁。家难之后，凭一把倭刀、一张弹弓啸傲江湖，驰名绿林，血溅能仁寺，义救邓九公，行侠仗义，打抱不平，是何等的豪放威武。但这些在饱读诗书的安学海看来，却是璞玉未凿，“把那一团至性，一副奇才，弄成一段雄心侠气，甚至睚眦必报，黑白必分。这种人若不得个贤父兄、良师友苦口婆心的成全他，唤醒他，可惜那至性奇才，终归名堕身败”。[4]174故而决心尽父辈之义，披肝沥胆，向十三妹讲述英雄儿女的道理。十三妹听了安学海的劝解，“登时把一段刚肠，化作柔肠，一股侠气，融成和气”，[4]219决意“立地回头，变作两个人，守着那闺门女子的道理才是”。[4]224一向打家劫舍、掠抢客商、称雄绿林的海马周三等人，也听从教诲，学十三妹的样子，决心跳出绿林，回心向善，卖刀买犊，自食其力，孝老伺亲。走向家庭生活的侠女十三妹，将倭刀弹弓尽行收藏，英雄身手只在窃贼入房、看家护院时偶尔显露。
    二、驯化的侠义英雄类型
    与19世纪侠义小说“归顺皈依”的主题模式相对应的，是这类作品中塑造的一种带有类型学意味的英雄人物模式：驯化型英雄。
    侠在中国是英雄的别称。在侠之思想品格和行为准则中，正义感和英雄气节是最可宝贵的，也是侠之所以成其为侠、侠之人格光辉之所在。侠之正义感来自个人良知和性善本能，它依照于社会公正的原则，而并非亦步亦趋于政治、法律之规范。侠义之士锄强扶弱、除暴安良，在政治、法律范围之外主持着社会正义和公平，虽然其行为大多具有以武犯禁的性质而与现行政治、法律制度相违背，但是侠之英雄气节，表现了独立于世，傲骨铮铮，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听命于知己而不听命于达贵，视金钱、名利如草芥粪土，冰清玉洁，超然俗世等精神。如果没有行仁仗义、维护社会公正的正义感，侠便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没有了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英雄气节，委身依附于达贵或计较于个人的进退荣辱，侠便失去了受人仰慕、尊敬的资格。
    19世纪侠义小说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侠的归顺与驯化。侠义之士或接受招安，或报效朝廷，或步入家庭，其行为方式渐次向着步入规范的方向发展。他们仍具有绝顶的武艺，过人的胆略，超常的智慧，并不乏使命感和牺牲精神，但他们的正义感和英雄气节却发生了变异。他们依旧以行仁仗义、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己任，但仁义利害的判别标准不再依据于个人良知、性善本能和社会公正原则，而是依据于皇权政治的需要。他们以尊王灭寇、致君泽民，甚至以恪守妇道作为自身价值实现的最高目标，将啸聚江湖、替天行道的锋芒收敛，将独立于世、傲骨铮铮的脊梁弯曲，或甘心为王前驱、效力官府，以博得封赏为荣，或将弓刀收藏、回心向善，践履于三从四德。这种向皇权政治、伦理归顺皈依的变异倾向，动摇了传统的侠义观念。
    归顺朝廷、皈依官府、走入家庭，19世纪侠义小说的这种价值取向，赋予其书中的侠义形象以一种类型学的意义。他们不再是逍遥江湖、无拘无束、超然于政治、法律之外的正义使者，而是听命于号令、委身于官府、剿匪平贼、当差办案的驯化型英雄。这一变异完成的代价是巨大的，它使作品中的侠义形象失去了神圣的人格光辉，人们很自然地将这一英雄驯化现象看做是侠义品格的堕落。19世纪侠义小说中的侠义英雄虽然具有绝顶的武艺、过人的胆略、超常的智慧，但却带有洗脱不掉的猥琐之相，它为古典小说的侠义部落提供了一种英雄模式——驯化英雄模式。
    三、以君臣人伦为主要内容的忠义观念
    
    将归顺皈依皇权、奔走效力官府，或守着闺门道理作为侠的最佳归宿，甚至把绿林当做终南捷径，当做晋身扬名的阶梯，以充满欣赏的笔墨，津津有味地描写英雄驯化现象，反映了19世纪小说家的政治见解和思想倾向。19世纪小说家面对动荡不安、烽火四起的社会现实，以辅翼教化、整肃人心的社会角色自居，试图在侠义故事的演述中，寻找到一条绿林英雄与皇权政治消解对立、妥协合作的途径，以实现重整天地纲常、再现太平盛世的愿望。皇权的神圣利益是天经地义、不可动摇的，那么，皇权政治与绿林英雄的妥协合作，只能以绿林英雄的变异而得以实现。小说家用以更换侠之正义感和英雄气节的思想材料是以君臣人伦为主要内容的忠义观念。
    绿林中的“忠义”，历来有多层含义。一是就侠之本分而言，一诺千金，忠人之事，行侠仗义，维护公正，此种侠义是侠士的基本风范，是建立在良知与道义的基础上的。一是就侠义之间而言，同生死共患难，肝胆相照，此种忠义自发地起始于一种团结御侮的愿望，建立在天涯沦落、荣辱与共的情感与命运之上。这两种情况下“忠义”二字实际是偏义词，主要是“义”。一是就侠义与皇权而言，忠君事君，知恩报效，侠以尊君亲上为本分，君掌生杀予夺之权力，此种忠义为封建礼教秩序之大端，建立在对皇权绝对服从的封建伦理主义的基础之上。19世纪侠义小说再三致意者，主要是第三种忠义。
    宋江等人在《水浒传》中是被作为忠义者加以表彰的，但在《荡寇志》中则被指斥为假忠义者之流。作者斥梁山英雄忠义之伪，又重在破其“官逼民反”、“替天行道”之说。陈希真修书宋江力陈忠义之辨，徐槐忠义堂教训卢俊义，王进阵前大骂林冲等情节，都是这方面的重头戏。昔日被逼上梁山，并为替天行道信仰奋斗过的英雄，在忠义之辨、君臣大义的“宏论”面前，竟然噤若寒蝉、理屈词穷，失却争辩的勇气。作者设计的梁山英雄正义感和英雄气节的陨落，信念的折服，是一种特殊的英雄驯化现象。《荡寇志》中，身负尊王灭寇重任而被赋予真忠真义品格的是猿臂寨英雄。陈希真是作者理想中的英雄模式，其“真忠真义”的实质，则是把认同与归顺皇权作为弃旧图新、走出逆境、改变自身命运的契机。
    与《荡寇志》中的英雄通过剿匪立功而获取眷爱封赏稍有不同，《三侠五义》中的侠士大多是由于清官力荐而得与朝廷效力的。陈希真本京畿提辖，以剿灭梁山有功获取眷爱封赏，可谓梅开二度；三侠五义原闲云野鹤，其赖清官力荐而得与朝廷效力，则是皈依正途。两书之构思叙写各有不同，但其写英雄驯化却是异曲同工。
    侠士与清官的结合，代表着封建社会一个圆满的政治理想。在人们心目中，清官是刚正严明、为民请命的官僚形象，是政治与法律范围内公正与正义的代表。侠士以行侠尚义、济困扶危、剪恶除奸为本分，是政治与法律之外社会公正与正义的代表。清官以办案方式除奸，依靠法律程序惩处邪恶，其周期长且易遭不测；侠士以武力方式除恶，依靠血性之勇伸张正义，其盲目性大而不免失之鲁莽。两者结合则可相得益彰，从而构成一种强大的、有组织的、效率极高的为君王剪除贪官奸臣、为民众打击土豪劣绅、为王朝消灭绿林人物的力量。《三侠五义》正是在上述政治理想的基础上构思故事的。侠士与清官合作，澄清了刘妃勾结郭槐，残酷迫害皇上生身之母李妃的冤案，打击了仗势依权、陷害忠良、为霸一方、侵吞救灾皇粮的庞吉、庞昱父子，剪除了横行乡里、欺诈百姓的马刚、马强、花冲等豪强恶霸，粉碎了皇叔襄阳王图谋不轨、蓄意篡位的阴谋。在追随清官当差办案的过程中，侠士显示出强烈的使命感和牺牲精神。白玉堂为盗取赵爵的盟书，孤身潜入冲霄楼，惨死于铜网阵；邓车把颜查散的官印丢在逆水泉里，蒋平自告奋勇，在寒气刺骨的泉水中将官印捞出。一些未曾被封官的侠士，如欧阳春，在搭救杭州太守倪太祖、杀马刚、捉花冲、擒马强一系列事件中，主动配合，事后并不邀功。已获封赏的侠士，也还保留着几分刚烈正直的性格。包拯之护卫赵虎，听到包拯之侄子包三公子行为不法时，便指使苦主到开封府击鼓鸣冤，至真相大白，方开怀释然。正是由于反映了封建社会中人们对清官与侠士行为及他们所代表的清正公平政治理想的渴望，所以《三侠五义》能够为市井细民所喜闻乐见，而且风行流传；同时也正因为描写了豪侠之士对皇权的皈依、与官府的合作，《三侠五义》才获取了生存的可能。
    与陈希真接受招安而剿匪、南侠五义报答知遇而缉盗不同，《儿女英雄传》中的十三妹则为安学海的一套人情天理的大道理所折服，最终将一团英雄刚气化为儿女柔情，由行侠绿林而遁入家庭。成为安家媳妇的何玉凤，昔日叱咤于青云山、显威于能仁寺的女侠丰采已不复见，代之而出的是一位妇德、妇言、妇容、妇工四者兼备，立志保佑丈夫闯过知识、书房、成家、入宦人生四重关隘的家庭主妇。
    何玉凤折服于天理人情，与南侠五义稽首于知恩图报、梁山英雄理屈于君臣大义、陈希真得逞于尊王灭寇，具有同等的意义。
    19世纪侠义小说中的人物命运与作者的道德意识有着紧密的联系。在作品的人物命运之中，寄托着作者的道德评判和以重整道德观念为契机，恢复封建社会礼治秩序的愿望。以拯救道德而达于救世救国，是中国士人奇特的政治假想。这种政治假想建立在中国特有的家族亲缘关系与皇权统治秩序互相渗透的社会政治结构之上。在这种政治结构中，孝亲与忠君被赋予同等神圣不可侵犯的意义，并被看做是家庭与社会和谐的凝合之物。当孝亲与忠君成为个体伦理的自觉时，天下遂归于一统和平；当其受到背叛时，天下则纷乱无序。反之推论，当天下纷乱无序时，必定是道德败坏的结果；救时救世，必以刷新、振兴道德为先。19世纪小说家并未能摆脱这一道德救世情结。他们在侠之归顺皈依的描写中，掺和着整饬纲常的希望，表现出通过道德调整达到补天自救的社会文化心理。

参考文献：
    [1]俞万春.荡寇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济南：齐鲁书社，1997.
    [3]俞樾.七侠五义序[C]／／黄霖，韩同文，选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
    [4]文康.儿女英雄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