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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二战后，面对左翼文学的强势扩张，中国大陆文学曾出现立足于“人本位或生命本位”、“文学本位或艺术本位”的“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的思潮，而这一流脉在海外华文文学中始终强劲地保存、发展着。华人身处各种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的国度中，其生存的根本性处境往往是多重的边缘，“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互为支撑，成为海外华文文学抗衡种种压力，包括“理性过度”的压力，保存发展自身的根本性力量。百年海外华文文学以数千万华人在世界各国的“边缘”经历、体验，在看重人的价值和心灵自由上不断提出新的课题，并以“人的自觉”不断推动着“文的自觉”，“文的自觉”又在捍卫文学性中深化了“人的自觉”，其“边缘性”的存在极大地丰富了“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的传统。 关键词：百年海外华文文学/整体研究/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 作者简介：黄万华(1948—)，男，浙江上虞人，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 1947年中国大陆政治格局处于激烈动荡之时，平津地区一批年轻的作家重新聚合，发起一场战后中国文学的重建运动。他们面对左翼文学的强势扩张，沉着而坚韧地提出“人的文学”应是“五四”后中国文学发展的总体趋势和自身传统，强调文学应以更广阔的胸怀面对丰富的社会人生，最终由“人民的文学”回归“人的文学”。他们认为，所谓“人的文学”是指“包含二个本位的认识：就文学与人生的关系或功用说，它坚持人本位或生命本位；就文学作为一种艺术活动而与其他的活动形式对照着说，它坚持文学本位或艺术本位”①。与当时左翼的“人民的文学”相比，“人的文学”强调生活内容的真实丰富，注重文学所展现的人生经验的广度与深度，反对以狭隘的政治标准限定表现的对象：“作品的主体意识方面只求真实与意义，而不问这一主题所属的社会阶层或性质上的类别……只有这样，文学才能接近最高的三个质量：无事不包(广泛性)，无处不合(普遍性)和无时不在(永恒性)。”②这三个质量体现的就是“最大可能量意识活动的获得”。只有以此为前提，才能真正立足现实，具有丰富思想价值，也才能成就优秀文学作品。相反，“人民的文学”以阶级为本位，展现的是“某一模型里的现实”，进行的是“对人，对生命，对文学极度的抽空，压缩，简化的工作”③。在种种限制下，作家不可能写出体现“最大量意识状态”的好作品。“人民的文学”应当属于“人的文学”，并最终归于“人的文学”，而不应是前者统一后者、消灭后者。他们坚定地认为，坚持发展“五四”人的文学的传统，才是战后中国文学的根本出路。 几乎同时，“五四”时期就“很诚恳地宣言”“中国今日需要的，不是那用暴力专制而制造革命的革命，也不是那悬空捏造革命对象因而用来鼓吹革命的革命。在这一点上，我们宁可不避‘反革命’之名，而不能主张这种种革命”的胡适，面对汹涌澎湃的“民主”浪潮，到处坚定地宣讲：“多数人的统治是民主，而多数人的政权能够尊重少数人的基本权利才是自由主义的精髓。”“最基本权利是自由。”④再次张扬起“自由的文学”的旗帜以保存、发展“五四”传统。 在战后两个中国之命运交战的年代，无产阶级革命日益赢得上风，“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的坚持甚至会犯众怒，所以在中国大陆很快就销声匿迹了。但这一流脉却在海外华文文学中强劲地保存、发展着。除了1950年代初旅居纽约的胡适继续倡导“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尤其针对台湾的情况强调“文学这东西不能由政府来辅导，更不能由政府来指导”，坚持文学只能有“两个标准”、“两个目标”，就是“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⑤外，战后开始在居住国落地生根的海外华文文学也张扬起“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的旗帜。 创刊至今已57年，出版500余期的文学期刊《蕉风》，是由赴南洋的香港作家1955年在新加坡创办的，其影响在南洋华文文学中极其深远。1959年4月，《蕉风》78期改刊为纯文艺月刊时，鲜明地张扬起“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的旗帜。该刊将“发现‘人’”、“肯定人的价值，提高人的尊严”作为改刊的宗旨和“马华文艺发展的方向”，并从一个更大的背景上来看待“人的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在历史上中华文化有过五次大的变迁……每次的变迁，都使中华文化由北向南的逐渐地向南伸展。而这种伸展所代表的意义，又莫不是反暴力及专横的统治，觅求自由和人性的尊严……人性的尊严，生命的和谐，是我们文艺创作的最高目标。”⑥将“人的文学”视为中华文化变迁中的扩展，自然有着海外华人社会的语境，但更道出了中华文化传统向外播传中的丰富；“人的文学”也不只是对“五四”文学传统的延续，而是更有着保存、丰富中华文化传统的意义。同期与“人的文学”相呼应的有“自由的文学”的倡导。但与胡适主要针对政府对文学的干预而强调文学的自由有所不同，《蕉风》强调的是创作个体的自由，认为：既“承认个人的意识，发挥个人的个性，尊重个人的尊严”，也“承认别人的意识、个性与尊严”的“个体主义即自由主义，是不隶属任何派别、任何主义的主义”；这种自由主义的文学“不崇拜偶像，不屈服权威”，其“作品，要求形式上的美，要求感情上的真，要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要求掘发人深处的良善，对失去的理想不失望，对悲惨的世界不悲观，在挑战与反抗中求进步，在进步中要求更深、更美、更好的创造”⑦。将创作视为个体心灵最自由、充分的展开，不仅使文学能“不隶属任何派别、任何主义”地自立自强，而且使文学在追求“形式上的美”的过程中不断丰富表达想像和情感的方式，这种丰富会让文学有更自由的表达。上述主张并不只是一种倡导，更是《蕉风》身体力行的实践，深刻影响了战后马华文学的整体走向⑧。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百年中华民族文学非常关键的时期：“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的倡导使得“五四”新文学传统避免了“冷战”意识形态高压下完全可能发生的断裂，甚至使得这一时期的华文文学出现了某种“中兴”局面(例如新马华文文学现实主义的高峰和现代主义的奠基、成型都发生在这一时期)。时间已流逝了半个多世纪，《蕉风》的文学倡导今天仍得到强烈的认同。例如，《蕉风》所言文学“要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当下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思想在内的主流意识形态也承认的“文学艺术要以人为本”、“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发展”不是同声相求吗?又如，诺贝尔文学获奖者、旅法作家高行健呼吁作家“首先是没有主义，摆脱各种教条，以积极的态度去研究和把握今天人类现实的真实处境，和个人在现时代的真实的困境和位置。不是说创造另一个主义，而是通过反思，超越那些已经僵死的教条，直视我们面临的现实。这将是新思想产生的重要前提”⑨。这种“没有主义”不正是对《蕉风》“不隶属任何主义”的文学自由的新世纪呼应吗?这正说明，战后以来的海外华文文学中，存在着相当自觉的发展“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的脉络。正是这一流脉，抗衡了冷战及其后各种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强力干预；在各种意识形态到处弥漫并持续地左右人们思想的20世纪，它不断拓展着文学表达的空间，表达着文学反思的力量，丰富着文学的经典性的生成，形成了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深厚传统。 “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是文学本体所在。所谓“人的文学”是“强调文学作品是属于人、为了人、关于人”，“文学面向作为人类的读者，并涉及人关注的各方面”，无论是创作还是批评，都要充分关注“文学与人性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问题”⑩。而“自由的文学”反映了文学以情感性想像展示具有丰富差异性的生命之美的本质，它完成于作家心灵最充分的自由展开之中，实现于人类思想包容力的深刻展开之中，更通过文学形式的丰富发展推进文学的自由表达从而拓展文学的自治空间。“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始终立足于“人本位或生命本位”、“文学本位或艺术本位”，在“五四”前后作为民族新文学的根本性课题被提出，成为百年中华民族文学的历史性进程，而其在海外华文文学中的延续、发展，成为这一历史进程中极富建设性的存在。 二 西蒙娜·薇依在论析“《伊利亚特》的真正主角、真正主题和中心是力量”时说：“力量，就是要把任何人变成它的物。当力量施行到底时，它把人变成纯粹意义的物”，“在力量面前，人的肉身一再缩退”，“人的灵魂由于与力量的关系而不停产生变化，灵魂自以为拥有力量，却被力量所牵制和蒙蔽，在自身经受的力量的迫使下屈从。”力量“在把一个人杀死使之变成物的能力之外，还存在另一种呈现为别样的不可思议的能力，那就是把一个活着的人变成了物。他活着，拥有灵魂；但他是物。一件物品拥有灵魂，这是多么奇特的存在”。“有生之年变成了物”，“他们是最不幸的存在者”，“他们的生命里”“没有自由空间，以保存任何发自他们内心的东西”(11)。20世纪中华民族文学的历史正是人的心灵抗衡“把任何人变成它的物”的力量的进程，而百年海外华文文学所处的历史境遇和所遭遇的外部压力前所未有的复杂多样：欧美大洋洲、东亚东南亚、非洲南美洲，华人身处各种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的国度中；发达资本主义、极权国家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等，构成华人“共时”的社会生存环境；华文文学所面对的政治压力不仅来自西方资本主义，也来自东方民族主义。出生于南洋婆罗洲沙捞越的李永平是位优秀的小说家，他1980年代出版的小说集《吉陵春秋》是东南亚华文文学中唯一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的作品。他一直有着这样抹不去的记忆：“说句公道话，在英国人统治下的沙捞越，我少年时期的日子过得还挺自在、惬意。英国，毕竟是个老字号的殖民帝国，懂得使用怀柔的手段。”可是到了沙捞越和马来西亚等一起“独立”后，“政治气氛霎时间变得肃杀起来”，“国家认同”的压力甚至会让人“住进疯人院”(12)。这种压力绝非当下的殖民、后殖民理论能解释的，它完全要由华人以自己的生命来承受，而华人同时要应对的文化、商业压力也纵横交错。这些压力都有可能“把人变成纯粹意义的物”。在这错综复杂的环境中，正是“五四”开启的现代意义上的“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互为支撑，成为海外华文文学抗衡种种压力，保存发展自身的根本性力量。 华人海外的境遇使其文学更多更深地通向“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美国华文作家陈河的长篇小说《沙捞越战事》讲述二战期间加拿大华人参军空降到东南亚热带丛林与日本人作战的传奇故事，在历史的真实中包含着荒诞的存在：华裔后代为了加入加拿大国籍改变自己备受歧视的命运，千方百计参军入伍上前线。正是这种切身命运中的荒诞感让华人作家备感自由的重要。海外华人遭受放逐、流亡、排斥的命运，美国的《排华法案》、加拿大的移民拘禁、马来西亚不承认华人文化的国家政策、印尼反华的种族屠杀、菲律宾针对华人的绑架、越南的驱逐华人、爪哇的反华暴乱等等，不只是殖民历史留下的烙印，更有民族独立国家造成的伤痕。在一个国家会因为“穷”而被歧视，在另一个国家又会因为“富”而被仇视，有时仅仅因为“中国人”的身份而成全了迫害的借口。这种种处境让华人作家切身感受着自由表达的迫切需要。而文学也在此种环境中成为最重要的自由表达。例如，印度尼西亚苏哈托时期，华文被禁32年，但华人作家仍在可能被军警逮捕、关押的危险处境中坚持创作，他们的作品后来被翻译成印度尼西亚文；或者作家用华文、印度尼西亚文双语写作，印尼文学界的朋友看了说：我们以为华人只关心经济，只知道拼命赚钱，没想到你们也会关心民间疾苦，展示民族爱心。华人作家也感受到：“印尼朋友在差不多三分之二世纪中，不了解华人的思想感情，也因为不了解，才会产生很深的误会，才容易被煽动仇华情绪。”(13)文学作为自由的表达，足以化解民族之间的隔阂，超越种族间的对立。而华人流亡的处境，反而放逐了“国家”的先验主宰，使其创作可以不受国家话语的主导影响，更自由进入个人话语的表达(14)。在政治、经济等机制不断造成的人类困境中，海外华文文学是汉语文学中最早意识到深化人道主义的必要性的，意识到作为个体的人存在的脆弱，文学的人文关怀必须落实到对一个个具体的脆弱的人的现实性处境的关注，写出种种实现人身和思想自由的艰难和局限。文学只有“以这种脆弱的个人的认识为出发点，才可能展示现今社会中人的真实处境和种种困境，而独立思考的自由才是对困境的超越。也就是说，要超越意识形态和政党政治的模式，才可能把握到真实”(15)。海外华人的命运与中国、中华民族的命运密切关联，但他们更多的是作为个体而生活于各个国家，体验着自我和“他者”的命运。这种境遇中产生的华文文学自然会更充分地展开自我思考，也更为深切地关注个体的人，并以此与中国大陆文学发生强烈的呼应。 20世纪华人经历的是一个“理性”高涨的世纪。非常值得关注的是，近百年来对人的统治、对人性的压抑也往往借助于“理性”。正如福柯深刻指出的：“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尽管它们有其历史独特性”，“尽管它们表现出内在的疯狂，但在很大程度上，它们还是运用了我们政治合理性的诸多观念和配置”，所以，从“现代国家的发展以来”，包括哲学、文学在内的人文学的“任务就是防止理性超越既定经验的限度”，“就是对政治合理性导致的过度权力保持警觉”(16)。回顾20世纪的历史，我们亲身经历的，不正是在各种“主义”/“理性”的旗号下对人的统治和对人性的压抑?而文学从其生命体验出发的感性表达包含了对每个生命的理解和尊重，自然成为抗衡“理性过度”的力量。 所以，这里需要强调“五四”开启的是现代意义上的“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表现的是对于人的认识的深化和人性的全面解放的追求。即便是在政治层面上，“五四”的实质也在于人的根本利益和心灵自由。例如，正是在“五四”爱国运动高潮中，陈独秀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强调“爱国”绝不能损害个人权益，甚至提出了“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的问题：“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17)这种将国家强盛和国民自由、民族独立和个体解放视为一体的爱国情怀“追求的是‘世界主义的国家’和以普世性的全球价值为皈依的民族崛起”(18)。这种爱国情怀的产生本来就有着中国近代以来的海外背景，而当它影响海外华文文学时，又回到了适宜其生长的环境，海外华人在面对母国和居住国(这两者在不同祖代的华人那里的含义是不同的)的复杂关系时，虽有曲折、艰难，但都会以“世界主义”背景下的爱国意识处理公民性与民族性等问题。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魅力就在于它以数千万华人在世界各国的经历、经验，在看重人的价值和心灵自由上不断提出新的课题；包括在“中华意识”、“文化认同”、“离散传统”、“多元身份”等问题中生长出的新含义，其实都在丰富“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的传统。 百年海外华文文学中“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的传统，还表现为“文的自觉”。文学作为心灵自由的表达，一直在寻找着如何深化表达人自身的复杂性，“人的自觉”不断推动着“文的自觉”，“文的自觉”又在捍卫文学性中深化了“人的自觉”。对于作家而言，当他将文学表达的复杂性置于创作中时，他也就扎实地把深入地理解人、表达人放到了首位。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始终没有停止过文学形式的探索，即便在五六十年代东西方冷战意识形态高度压抑下，东西方华文文学却仍涌现着相当强劲的艺术探索潮流。例如，此时在中国大陆文学中完全消失的现代主义却在海外华文文学中一再兴盛，孕育出了白先勇(美国)、程抱一(法国)、陈瑞献(新加坡)等极为出色的作家，也从整体上推动了所在国华文文学的发展，甚至促成文学的转型。作为东南亚华文文学重镇的新马华文文学，就是在1960年代，由被称为“现代主义三驾马车”的《蕉风》、《南洋商报·文艺》和新加坡五月出版社所驱动，使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和创作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本土现实主义和东方现代主义之间的深入对话大大推动了新马华文文学的在地化，其对新马及其华人社会的关怀也得以更广阔地展开。即便此时期处于战争状态的越南，其发展强劲的华文文学也强调“现代人应写现代诗……我们再不能墨守成规”，而“应另辟新径，创造出一个崭新的诗的世纪”(19)。而现代诗艺的自觉加深了作家对战争中“生存和死亡的真义”的“体验”(20)。他们从生命的囚禁、消亡去揭露战争，从孩童的眼光、人类的根性去寻找制止战争的根本性力量，在东南亚华文文学中书写了特异的一章。现代主义文学在五六十年代海外华文文学中的兴盛，是海外华文文学面对自身所承受的冷战意识形态压力和居住国政治、经济等矛盾作出的反应，推动华文文学走出原先较多受“国族”影响的传统现实主义，更广泛深入地与所在国历史、现实对话，加速了其“落地生根”的进程。 百年海外华文文学中，这种“文的自觉”是多方面的，但都无一例外地唤醒着“人的自觉”。例如，微型小说这种格外讲究技巧的文体在海外尤其在东南亚国家的蓬勃发展，甚至是华文主流地区，如大陆、台湾所难以比拟的。这自然与海外华人作家的生存状态，如难以卖文为生等有关。而作家们在这种短小精悍的文体中展开的创新都表现出了对人类、社会、制度等精细观察和细腻体会。例如，新加坡作家希尼尔一直在微型小说创作上寻求突破，他巧妙地将讣告、公文、有奖征答游戏、手机简讯、“闪”小说、科幻等现代“文体”引入微型小说，在提供新的微型小说样式的同时，借助当下社会人们的交流方式表达他对新加坡社会急剧变迁中文化传统失落的隐忧，呼唤现代社会要在传统的展开中求得发展。微型文体(小小说、小诗等)的兴盛实际上是海外华文作家“寻找和构筑精神家园”的努力(21)。 三 “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互为支撑，不仅抗衡着强力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压抑，也不断促进着“文的自觉”。这里我们要思考的是，为什么当“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的传统在中国大陆等地一度遭到压抑，甚至断裂毁灭时，却能在海外延续发展?海外华文文学从根本上说是华人在海外生存的体验，其生存的根本性处境往往是多重的边缘(母国的、居住国的，还有华文主流地区的，例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不少海外华文文学作品都在香港出版，对于香港而言，海外华文文学也是边缘的)，但恰恰是这种“边缘”状态孕育了海外华文文学的根本性活力。 其实，当年芝加哥学派成员最早提出“边缘人”概念时，就有肯定意味：“边缘人就是生活在两个世界之间，又不属于其中任何一个世界的人。”他们作为“集团以外的人”，反而“具有某些优势，如在理解集团及其行为方面具有客观性和确定性”；而且作为创新者，正因为他们“与他们的系统相对来说不成一体”，所以“他们具有世界性”(22)。被认为最能代表芝加哥学派的学者罗伯特·E.帕克在其《文化和种族》一书中明确地认为：“边缘人”“生活在两个世界中，在这两个世界中，他或多或少都是一个外来者”，这样，“相对于他的文化背景，他会成为眼界更加开阔，智力更加聪敏，具有更加公正和更有理性观点的个人”(23)。帕克的学生斯道奎斯特1937年撰写了《边缘人》一书，系统阐述了帕克的这种“边缘”观念。而当柯文在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第一次使用“边缘”时，也充分关注了其孕蓄的创新改革动力。他在《在传统和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变革》(24)一书中，述及近代著名思想家王韬1861年从上海移居香港前后的改革思想和活动时认为：中国近代改革往往来自边缘对中心的挑战，只有王韬这样无科举背景的“边缘”人物，凭借上海、香港这样远离皇朝中心的“边缘”地带，才能有此作为。在这里，“交汇了海洋与陆地资源”的“边缘”空间，跟“同时拥有在地人与异邦人心智”的“边缘”者一起构成了极富创新活力的存在。 这些论述似乎就是针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处境而言的。所谓“边缘”往往是多个中心圈交汇、迭合之处，于是“边缘”也就“同时拥有”了几种资源，又可以面对多个中心，作出其挑战、革新、整合。例如“原乡”的多重性、“传统”的多重性，正是海外华文文学源头多元、资源兼容的边缘状态，也是其为百年中华民族文学提供的极富建设性的经验。东南亚华文文学在1930年代就提出“建立居住国本土文学的课题”，“在几成绝响的艰难存在过程中日益深化着建立融合‘中国文学传统’和‘本土文学传统’这样一种双重文学传统”的努力。这样一种努力，不仅“跟居住国其他民族，尤其是原住民族的文化有着多向的交流”，而且“较多融入了海外华人群体现代思维的成果”(25)，有效地展开了与西方文化的建设性对话。而东南亚各国华人对自身所处“边缘”所兼有的多重文化资源有自觉、清醒的驾驭，各国国情不同，其多重传统的模式也不同，有利于本国多种文化资源的融合。例如，新加坡一直自觉意识到自身处于东西方重要通道的地理位置、英国殖民统治的历史沿革与中国等祖居地的血缘关系等国情，独立翌年“就以双语(母语和英语——笔者)政策作为国家教育制度的基石”(26)，充分发挥“双语社会”的资源优势。而其文学，也逐渐形成“以东方和西方文化为创作资源和原乡”的“双文化特色”(27)。海外华文文学一直有着自觉利用“边缘”的特质而展开无穷尽创造性活动的意识和实践：既利用远离“中心”的自由度，又发挥好边缘迭合的资源优势；既在跟异质元素的广泛接触中敏锐体验新事物，又在跟“他者”的辩证互动中强化“自我”；既在“弱势”感中不断增强“突破”的追求，又在不确定性中将种种不安、不适转化为变革的创意……这是对“边缘”所包含的意义和所孕蓄力量的真正体悟和开掘，也是海外华文文学能不断突破政治、经济、文化压力下的困境而生存发展的力量所在。 数百年来，海外华人在不断流徙、漂泊中改变了“安土重迁”的传统，逐步适应了跨国的边缘生涯，甚至将“移民”视为“越洋搬家”，“从太平洋的那边搬到太平洋的这边”也只是“很平常”“搬个家”(28)。这种随遇而安、落地为家的心态和生活状态逐渐使华人摆脱传统的“失根”状态，他们在文化迁移中丰富着“寻根”的含义。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实际上是多个大的文化迁移群体多向迁移，融合不同文化资源的历史。闽粤—东南亚文化迁移群体：东南亚华文作家中，90％左右祖籍闽粤桂，其祖籍地域文化和居住国本土文化资源的交融，大致构成了早期海外华文文学的重要走向；“中原”—台湾—欧美文化迁移群体：1940年代后被各种因素裹挟到台湾的“中原”文化人，对1950年代后的台湾文学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1950年代后台湾留学潮接续了1945年抗战胜利后留学传统的恢复，这其中涌现的作家群成为六七十年代欧美华文文学的主体；东南亚—台港文化迁移群体：1960年代后，东南亚华人的大批学子前往台港攻读高等学位，将华文非主流社会的华族文化与华文主流社会的文化进行交融，这种背景下成长的作家构成东南亚华文文学的中生代、新生代，影响了东南亚华文文学的根本性格局；台港—欧美文化迁移群体：1970年代后，不少在台湾、香港文学中已占有一席之地的作家迁居欧美澳，有的是几度漂泊，出入于几种文化之间，其创作开启了全球化语境下的海外华文文学；中国内地—欧美澳文化迁移群体：1980年代后，华人新移民来自中国内地的占大多数，1990年代后期起，成为新移民作家群的主体，呈现出一种压抑禁锢日久后的文化爆发景观，再度开启海外背景下的大陆创作……这些文化迁移群体都处于几种文化迭合的边缘状态，其将自身固有的文化资源迁移到现时文化时空所发生的“离散”等情况，使其在构筑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大开放空间上呈现出无穷的活力。 文学在本质上是“边缘”。文学从来不应承担为统治阶级立言的使命，它是一种“野史”。而作家本我的保持、自我的坚持，都需要坦然自觉于内省、静观，也就是甘于“边缘”。在文化层面上，“把自己的位置放在东西方文化之间”(29)。这种“对两方都保持距离”的姿态，表面上看处于双重文化的边缘，却避免了落入文化陷阱的危险。不痴迷也不拒斥，所做的是从个性出发去吸收消化中西文化有价值的内容，这才是文学对融合中西文化或完成传统的创造性转换可能做出的最好努力；而文学也只有在这样的文化“边缘”状态中，才能保持自身的本色、作家的本色。在社会层面上，则“最好置身于社会的边缘”(30)。在日益功利的社会里，文学既要避免沦为融合地域的、民族的、文化的、群体的代言人，又要构成跟读者密切的精神交流，就需要在甘于寂寞中维系本色。可以说，文学正是在“边缘”中不断回归自身，发挥其潜质的。所以，“边缘”并非海外华文文学特有的状态，只是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在其自身的历史境遇中，将“边缘”发挥得最富有建设性(例如海外华文写作难以卖文为生，也无需或无望依附于体制性力量，海外华文作家更多地是出于对于文学的理解和追求而从事创作，这使得他们更适应“边缘”)。而它由此提出的课题、积累的经验对中国文学的启迪是不言而喻的。 “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在海外华文文学中绵延不断，构成了一种传统。但传统是无法“在场”的，文学传统的延续、传承，实际上是传统“缺席”下的叙事，会有很多盲点。而边缘身份的警觉性、反思性使其能觉察“述”的盲目性，从而使传统处于自身超越的开放状态中。海外华人作家视“中国文学是未完成、进行中和保持开放的传统(这是事实)”，而海外华文文学“当然‘属于’这传统，但是同时也以自己的诠释视野与传统对话”(31)，在反思中真正抵达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本域。这样一种状态中的“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必然会以更自由的心灵达致更深切的人文关怀。 注释： ①②袁可嘉：《“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大公报·星期文艺》(天津)第39期，1947年7月6日。 ③袁可嘉：《“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大公报·星期文艺》(天津)第39期，1947年7月6日。 ④李宗陶：《胡适此生粘着“自由”行》，《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第9期。 ⑤胡适：《中国文艺复兴，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文坛季刊》1958年第2期。 ⑥《改版的话——兼论马华文艺的发展方向》，《蕉风》第78期(1959年4月)。 ⑦鲁文：《文艺的个体主义》，《蕉风》第78期(1959年4月)。 ⑧可参黄万华：《新马百年华文小说史》，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 ⑨高行健、刘再复、[韩]朴宰雨“文学对谈”：《走出民族国家的思维模式》，《文学评论》(香港)第18期(2012年2月)。 ⑩[美]迈克尔·费希尔：《编者前言》，[美]艾布拉姆斯著，赵毅衡等译：《以文行事——艾布拉姆斯精选集》，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3、2页。 (11)[法]西蒙娜·薇依著，昊雅凌译：《〈伊利亚特〉，或力量之诗》，《上海文化》2011年第3期。 (12)李永平：《致“祖国读者”》(简体版序)，《大河尽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页。 (13)萧成：《赤道在线文学风景一瞥——访印华作协主席袁霓》，《香港文学》第327期(2012年3月)。 (14)刘再复：《文学对国家的放逐》，《放逐诸神》，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4年，第292页。 (15)高行健、刘再复、[韩]朴宰雨“文学对谈”：《走出民族国家的思维模式》，《文学评论》(香港)第18期(2012年2月)。 (16)[法]米歇尔·福柯著，汪民安译：《主体和权力》，《上海文化》2009年第6期。 (17)陈独秀：《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独秀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39年，第650页。 (18)许纪霖：《“五四”的历史记忆：什么样的爱国主义》，《读书》2009年第5期。 (19)[越南]李刀飞：《演奏者的独白——写在风笛诗展二周年特辑》，http：//www.fengtipoeticclub.com/phidaoli/phidaoli-jool.htm。 (20)[越南]秋梦：《越南中国现代诗诗坛走笔》，http：//www.fengtipoeticclub.com/Kimaco/kimaco-k002.htm。 (21)钟子美：《小说、闪小说和精神家园》，《泰华文学》(泰国)2012年第3期。 (22)(23)[美]罗杰斯著，殷晓蓉译：《传播学史》，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第190，197页。 (24)[美]柯文著，雷颐等译：《在传统和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变革》，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 (25)黄万华：《文化转换中的世界华文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88页。 (26)[新加坡]陈志锐：《新加坡小学课本中的单元式教材在华文作为第二语文教学上的适用性和实用性》，《国民中小学国语文教科用书之比较探析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5页。 (27)[新加坡]陈志锐：《从三篇作品窥见新华文学双文化原乡的构建》，《华文文学》2012年第2期。 (28)[加拿大]青洋、陈浩泉：《文学是他的伊甸园——陈浩泉访谈录》，《香港文学》第328期(2012年4月)。 (29)(30)高行健：《没有主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6年，第169，17页。 (31)[马来西亚]林建国：《为什么马华文学》，谢川成主编：《马华文学大系·评论(1965—1996)》，吉隆坡：马来西亚彩虹出版有限公司、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2004年，第71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