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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安史之乱以后，国事蜩螗，朝廷忙于用武，政治不复开天时期的盛况，献赋活动也随之走向衰落。这种衰落最突出的表现，是献赋活动的凋零。安史之乱后的一百五十余年中，史书见载的献赋活动不过数例而已： 1.肃宗至德初，崔倕“献赋行在。肃宗异其文，位吏部侍郎”(65)。 2.代宗朝，元载专擅奢靡，“帝尽得其状。载尝独见，帝深戒之，謷然不悛。客有赋《都卢寻橦篇》讽其危，载泣下，而不知悟”(66)。 3.德宗朝，张弘靖“献赋，美二京之制。德宗嘉其文，擢授监察御史”(67)。 4.穆宗朝，李德裕见朝政“属多阴沴，尝献《大明赋》以讽”，颇蒙嘉纳(68)。 5.昭宗朝，杨夔为田  上客，“知 不足亢(杨)行密，著《溺赋》以戒， 不用”(69)。汉魏六朝以来献赋活动的基本机制，是在君臣的共同努力下，献赋成为皇权政治的重要点缀和庙堂文学的重要构成，它体现了皇权的尊贵，彰显了朝廷的美政以及士人的政治热情(70)。初盛唐兴盛的献赋活动在中晚唐走向衰落这一现象，是符合这一机制的。在这个机制中，高度统一的专制皇权是最根本的决定因素。初盛唐政治和文化的大发展植根于统一的专制皇权，献赋活动的兴盛也植根于此。安史之乱后，不但边境长期受到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威胁，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也从内部持续威胁和削弱皇权，文人从中央朝廷散落到地方各处，皇权的向心力日益衰减，由此导致中晚唐献赋活动的衰落。 一般而言，通过献赋活动，朝廷得以吸纳人才，润色伟业，文人得以博取时誉，获得仕途上的机遇。安史之乱后的中晚唐政治，朝廷和文人都忙于应对其所面临的巨大政治困境。在朝廷方面，好文之主固然不少，但仅限于一般的宫廷唱酬，留意献赋者则罕值其人，未尝有朝堂之上诏令作赋的，更不要说像太宗、玄宗那样不但组织献赋且有理论上的导向。另一方面，为了给国家开出救治的良方，士人的政治热情也都转向实用一途，而且中唐以后骈文随着律赋的写作成为科举考试中的固定内容，奏献之赋中最传统的大赋更是日渐式微。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考试时写作律赋，也可以视作是一种广义上的献赋活动。但是由于这种律赋在写作上的高度程式化，因而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就不可避免地在艺术上走向僵化，其性质较近于应试诗和以后的八股文。因此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需要另撰专文加以研究。 在初盛唐时期，随着统一专制皇权的建立和鼎盛，献赋活动也随之兴盛；而到了中晚唐，随着皇权的不断被削弱，献赋活动也随之走向了衰落。这种现象，不仅唐代如此，而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即当清平盛世，献赋活动比较活跃；当乱离衰世，献赋活动则走向衰落。这表明献赋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的影响，对当时的政治具有一定的依附性。正因为献赋与政治有这样密切的关系，所以每当朝廷求治之时，时主总会通过自己作赋、诏令臣下作赋或与臣下共赋等形式，大力鼓励献赋；而群臣也会通过献赋的方式来润色鸿业，以造成“雅颂之盛，与三代同风”的局面。也正因为具备这样一种由政治上的求治到文学上奏献赋颂再到政治上“与三代同风”的认同，所以献赋传统虽然有盛有衰，却世代相传，从无断绝。但总体来看，自中唐以来，文学创作逐渐成为一种个人化的抒写，时主对文学的影响明显减弱，不再是从汉魏六朝到初盛唐时期一直具备的政治与文学紧密结合的典型性格局。后世虽然也不乏好文之主，但他们不再像初盛唐时期的君主一样，参与并组织当时的文学创作并产生巨大影响。就献赋一端而言，后世的献赋活动与君主的关系不再像初盛唐时代这样密切，虽然献赋活动一直存在，其在当时文学中的地位也不再像初盛唐时代这样重要。以此反观初盛唐的献赋活动，适可见出其文学史的价值所在。 (责任编辑：admin) |